好友开了个小红书，问我如何彻底关闭「社交」功能。我很纳闷，不需要社交功能干嘛要用小红书，随便找个没人互动的平台发发内容得了。

不，他觉得又需要被人看见，但又不希望有社交。

行吧，但似乎也有点合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反感使用网易云音乐，因为我并不喜欢它的评论互动功能。这种不喜欢就好像是你养了一只猫，但是这只猫可以随便被别人摸，甚至有的人跟它互动得更亲密。所以「讨厌社交」就变成了一个最表象的外在，但它没有被推回内核。

所以当我开始用Spotify时，我会因为它没有社交功能而感到清爽。当大家聊起用什么音乐软件时，我在介绍Spotify时，也会特别加上一句「因为没有社交」。朋友听到这句话的反应，跟我听到朋友给我说想用小红书但不希望有社交功能是一样的——这是个什么标准？

因为这个结论很难推回至一个底层原因，所以只是流于表面的「没必要」。如果遇到一个非常喜欢社交功能，且容不得别人半点「否定说辞」的人，还会觉得我在装什么高级。同样的，这个人之所以会这样跳脚，也是因为在一个流于表面的地方错误地加工了结论，从而认为自己的品味被羞辱了。它要推回到内核，有可能扯出更多的「他为什么会对一些特定的观点冲突如此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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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不希望社交属性的人都是因为有一个深挖的底层原因，因为「没必要」。反过来，一些人也会简单地将自己的不希望归咎为「没必要」，所以双方都没有要从黑箱出来坦诚相待的意思，也没有必要继续追问。

所以我在这里依旧拿这个好友举例。他想用小红书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的摄影作品要比小红书上大多数摄影博主要专业，所以可以将小红书作为一个发布平台。但不希望有评论功能，是因为他不觉得大家能看懂自己的作品，他只希望那是一个备档作品的地方。

「不是，你找个硬盘保存不一样吗？」

「因为我觉得你有句话说得很对，既然是作品那其实还是希望被看见的。」

被看见——被赞美——被质疑——被否定，显然这四个层级他只能接受到第一层，他甚至假装自己不需要赞美，因为他可以随时说服自己比起那些「大多数」，他的作品是更「高级」的。当我和他讨论为什么不希望有评论的真正原因，他其实无法接受自己不能接受被质疑和被否定，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词来定义这一切——「我觉得没必要」。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个关于「社交关系」的漏斗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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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任何人都可以看见，言论无代价。

• 被看见——被赞美——被质疑——被否定，任何层级都可以进入；
• 他既然在追求被看见，那他其实很难挑选谁看见自己；
• 在无法筛选用户时，就意味着评价本身也是不可控的，喜好标准不同，也会导致作品本身对外的评价出现偏差；
• 作品本身也存在「沉默螺旋」：
  • 多数人表达相同观点，人们更愿意主动表达观点；
  • 只有少数人表达相同观点，就算大多数人持有相同观点，人们也不愿意主动表达观点；
  • 多数人表达相反观点，人们就算不同意相反观点也不愿意主动表达观点；
  • 除非有意识地控评，否则评论本身会因为正反观点的数量而出现偏差；
• 在表达者周围未形成乌合之众之前，评论区的不可控性更强，负面评价仍需要当事人个体对抗，甚至有时外部已经形成了反对表达者的乌合之众，其对抗难度更大；
• 例如：关闭评论/匿名评论；

第二层，言论有代价。

• 被看见——被赞美——被质疑——被否定，任何层级都可以进入，但有「代价」；
• 我把第二层称之为「夹层」，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脱离第一层的不可控；
• 但如果言论存在代价，比如表达者周围已经形成乌合之众，个体想要反对表达者就意味着个体和乌合之众进行对抗；
• 「我知道你是谁」，就意味着言论本身指向了「你有被暴露身份的代价」；第一层不可控的核心也在于「匿名」；
• 例如：手机号码/实名制注册；

第三层，捧臭脚。

• 被看见——被赞美，谁不喜欢被赞美啊，除非他午夜梦回想起这种赞美是自己安排的；
• 乌合之众的好处，在于他们可以自己抱团维系潜在规则，即如果我持有相反观点，就有可能会被踢出局外；
• 大多数人希望规避冲突，所以被纳入群体时，会获得更强大的集体认同感；
• 捧臭脚是一种生存模式，也是最不需要进行思考的条件反射式的惯性逻辑；
• 例如：虚假评论、互动、粉丝群；

第四层，我是最特别的。

• 被看见，赞美是权力集中的附属品；
• 邪教组织最核心的不是「邪教头目」，而是其座下的「干事」，干事意味着拥有实权，但同时听命于上一级，即1-7-49-343-∞的金字塔结构；所处层级的资格会让集体认同感内部出现阶级划分，从而源源不断地从内部制造以冲突维系的活力；
• 「干事」不会违抗、颠覆头目的存在性，反而会因为头目的点名而获得「特别感」；
• 自我认同的「权威感」。当评论被长期切断后，反向利用沉默螺旋，也可以制造形式上的「权威感」，即如果我贸然评论会不会显得我很无知（参见《高台教化与下流三俗》）；
• 当「权威感」形成后便可通过「当爹」的方式将自己和个体之间拉开距离，形成权威——神圣——乌合之众的结构；
• 例如：直播对谈/粉丝线下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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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问我，这不就是日本地下偶像出道的流程吗？对啊，但这个流程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出道」。「没必要社交」卡在了哪一层，就去上下两层寻找解决方案即可。

例如自己无法接受质疑和否定，即卡在了第三层，要么就去搭建第四层的结构，就像好友想要公开他的摄影作品一样，他希望被看见，但不希望被「不懂的人给玷污」，那要么就从一开始搭建一个大家都只会说好话的组织，只要能骗过自己也未尝不是件美事。

要么就去接受第二层的结构，即允许他人评论，但可以同时保留让对方付出代价的方法，比如对讽刺自己作品的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这么有想法，看看你的作品。」

层级之间没有高级与否之分，顶多就是「管理难度」的区别。并且，关闭评论也不意味着是「错误」。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没必要社交」都意味着卡住了，也有可能是最最开始的「不想被看见」，若成立也无妨。

同时，还有另一个核心还未提及，即「表演」。越是刻意追求或规避被看见——被赞美——被质疑——被否定里的某一个层级，就越是有「表演痕迹」。所以「没必要社交」或许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关于这一部分，下次再聊。

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爹」，应该是为儿子庆祝考试成绩，但全程只听到爹对儿子的高台教化。节选一些听到的内容：

• 人不能成为众矢之的，你知道什么叫众矢之的吗？你知道为什么人不能成为众矢之的吗？
• 努力有必要，但是不能蛮干，否则我们花这么多钱让你读书，岂不是大家都白努力了吗？
• 爸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人不能放弃，一旦有了放弃的念头，你就输了，你知道吗？
• 妈妈之所以能遇到我，是因为我足够优秀，否则就不会有你了，你知道吗？

爹这个符号很常见，但我也是在今天第一次见到如此没有「男性特征」的爹。可能以下的内容会引起不适，但我需要客观地描述「没有男性特征」这件事。

因为是背对着，他刚落座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很强烈的「焦虑感」，他会满场控制服务员的行为。他是全场不停输出的人，但他的外在形象和举止十分阴柔，这种阴柔几乎达到了「婆婆妈妈」的层级。我知道这是一种性别歧视，但既然他作为一个「生理爹」的符号，同时又在不停地输出以通过儿子获得「男性尊严」，所以这种割裂感不得不推导出「平衡」以外的点——一个需要通过高台教化的方式获得男性特质，即「爹符号」的男性，其衰弱的能量可能会出现在几个方面：

• 工作，因为当太久的孙子，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持续当爹；
• 性生活被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于被压抑，而是他作为主动压抑的一方，其具体差别在于：
  • 若是被压抑方，性压抑会转化为攻击性、创造性、强迫症；
  • 若是主动压抑方，例如性无能、性向隐瞒等，则会通过对他人的控制来弥补男性特质衰弱的事实；
• 因为人体机能的关系，男性也会因为年纪的渐长而出现荷尔蒙减少的过程。男性能力下降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代偿行为」。这个能力不单单是指性能力，也可能涉及自我认同感、被关注程度、家庭地位等等。（《性癖纵横观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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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观察，并不是要吐槽这个「爹」，而是聊聊男性的「表达欲」。我是个表达欲很强烈的人，除了博客，还有播客、剧本和小说创作，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压制自己的攻击性，回退这件事是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不善于表达情绪的家庭里。男性长辈都是闷葫芦，女性长辈又都情绪泛滥，常常会以叹气来代替一句原本应该表达清楚的内容，所以大家都需要去猜测叹气背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以至于不善于表达情绪成了男性家庭成员的「生存方案」，即只要我不表达真实情绪，就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引发对方的情绪。

情绪不会自然消解，当被压制时会形成对内的攻击。说个题外话，这就是我家族男性成员或多或少肝功能不好的原因之一。当这种攻击性达到极致，就会需要其他的释放通路，例如创作欲、捣鼓机械、风险投资等等。

我家很少出现说教的场景，因为大部分的说教是母亲这个角色通过情绪裹挟和道德绑架的形式完成的，所以父亲反而会充当那个「听我解释」的角色。当然这是后话了，回到爹的高台教化这件事，如果这些情绪没有通过其他形式的通路给发泄完毕时，就有可能会转而形成强烈的「爹味」。

「爹」会有两种符号，一种是无法违抗的父权，即「权威爹」，另一种是迫使他人遵守的规则，即「说教爹」。

——《我们为什么需要“爹味”？》

之前三番五次提及过一个底层逻辑，即男性的原始动力是「尊严」，结合前一节讲到的能量衰弱的原因，就可以串起来解释了：

• 「权威爹」的尊严层级更像是通过「谁的拳头更有力」来决定的。儿子自然是弱小于父亲的，哪怕是有一天他意识到儿子已经长成了可以和自己对抗的孩子，仍然可以通过「孝顺」这件事来作为规则层面的压制；
• 「说教爹」的尊严程度更像是通过「制定规则」来决定的。因为男性特质的衰弱，无法通过拳头的方式对比尊严，则通过说教的方式重新调整规则——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没有我你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

很有趣的是，这件事居然是可以反推成立的——即一个男性越是把说教成为寻求「地位确认」的手段，就越是男性能量衰弱，因为如果他有足够硬的拳头，就已经使用力量获得尊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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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个过程中，高台教化就成了「说教爹」非常巧妙的表面伪装。现在需要解释清楚什么是「高台教化」。首先，这是一个「排他性认定标准」，即我认为你的作品是在高台教化，那就是高台教化，因为高台教化本身没有标准，甚至会因为主观喜恶，而觉得对方放个屁都是在讲道理。

所以第一步需要摒弃主观好恶，再来解释高台教化：

• 高位俯视。这一点本身是相对存在的，但由于个体认知差异，必然会形成暂时的相对高度（但不可否认，认知歧视又确实存在）。
• 应然判断。休谟认为我们无法从「实然」命题推导出「应然」命题，除非我们可以明确地阐述其逻辑关系。例如，我们无法从「你的文字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推导出「你的文字毫无价值」；大部分高台教化会采用这样的叙事风格，将一个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叠加形成结论，而没有完整地解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 缺乏自我反思。高台教化的观点往往会被伪装成「普遍性」存在，而非「框架产物」；
  • 所谓的「框架产物」是一个人的观点、结论、判断，都是在特定认知框架下产生的结果；
  • 高台教化是将自己框架下的产物，当成了所有人都该遵守的公理或标准；
  • 反之，框架和框架之间的认知差异，也会导致其中一方认为对方的认知即对自己的「定性」，而产生非黑即白的认知，即证明你是错误的，那我就是对的；
• 权威性。我虽然不反对权威性，但个体的权威性并不能覆盖他人认知，除非这样的权威性已经成为一个乌合之众的「纲领」，否则其权威性是应该接受考验和质询。

当然，上述的高台教化的构成要件本身也有局限性，因为我认为主观先行要比客观标准更重要，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完全的结论先导，或是应然命题的绝对感，或是自我权威对他人在认知、知识储备上的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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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说教爹」的高台教化在某些时候也是有「内容」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会让一些人感到不悦。同时高台教化也很容易禁不起「反驳」，但是这个表象也并不能完全否认其内容的「价值」。

总结一下：为什么值得弄清楚「高台教化」这件事：

• 能用于分析父母、权威者、对话双方的表达姿态；
• 能用于判断一段话是否试图「说服」，还是试图「压制」；
• 也能帮助自己反思写作或讲话中是否不小心落入「应然」的结构里。

最终的最终，我认为认定高台教化这件事本身是「主观先行」的问题，如果主观上无法接受，那对方放个屁也是在说教～

好友发来一个八卦说是创作「素材」，是一个网红与别人的色情聊天内容。但我很快发现里面的逻辑 bug，现有的证据如下：

• 聊天内容是网红与他人的文字性爱对话，虽然里面有照片，但照片未出现纹身，无法指向当事人；
• 另外两则自渎视频也没有实际证据指向当事人，未出现过纹身；
• 网红的裸照，暗示特定纹身存在，但裸照与聊天内容毫无关系；
• 网红照片里的手指与自渎视频的手指对比。

于是这个证据链是各自指向一个证据，但证据和证据之间毫无干系。唯一的所谓「关键性」证据，仅仅只是「手指很像」。这件事本身没有值得聊的地方，但这样的证据链可以推出结论，倒是值得玩味。

不单单是这样的「瓜」，还有一些认知推导的方式，也是将前因后果单拎出来似乎都是合理的，但为了要将两个毫不相干的结论桥接起来，也都会找到一个「手指很像」的推理结构。这个「手指很像」首先是以联想、贴标签、先入为主的形式呈现：

• 我个人不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 问题不在我，而在他人；
• 哦，是他啊，那他就会说这样的话；
• 既然我这样觉得，就一定还有其他人也会这样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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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证据链很弱，所以我对所有的结论存疑，但就算如此也会有另一套推导系统：即当事人是一个会拍裸照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骚货」，所以他会做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那么「手指很像」的证据也是合理的。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符合证据的推测，但因为它已经涉及到「质疑动机」的层级，所以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当事人的自证陷阱。如果再追加当事人为了金钱去勾引对方这样的「付诸阴谋论」，那么一个很难再被破解的「类证据链」就形成了。

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问题，在于事件本身是建立在对当事人「有罪推论」的基础上的，所以无论是否有新的证据，其证据都将是支持当事人有罪的结论——当证据不足，就通过怀疑动机的方式将证据偏向定罪本身。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二极管」问题——即我认为证据链不足，而有罪推论已经定罪，当我们的观点不相同时，他们会认为我的推理是不合理的——那么问题来了，证据链不足是否就已经宣告当事人「无罪」了？

如果这个弯能绕过来，那问题就没有那么复杂了——证据链不足代表的是无法定罪，也有可能这些证据确实指向了当事人实际行为，只是他们在形式上不构成证据链罢了。那到底是「定罪」还是「无罪」？看吧，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有罪推论会认为证据都指向的是罪名，但「无罪推论」是优先考虑证据链是否完整，否则「疑罪从无」。于是「手指很像」有了动机推断、有罪推论的变形：

• 如果你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没有人支持你？
• 我的观点被更多人支持，所以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 我比你更有经验，所以在这件事上你的观点不具备参考意义；
• 他就是这样带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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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论被提前假设，在推导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存在确认性偏差的可能。

比如这两天参与携宠旅游时，有人认为狗就是「畜生」，所以送狗上学的结论就是「狗无论送不送去上学都是畜生」的结论——以至于当大家需要理性讨论送狗上学的目的是什么时，对方的结论无论如何推导到的都是「畜生没有必要上学」。

但事实上，送狗上学的核心是让狗进行基本礼仪的训练，就跟小孩子需要学会「可以」和「不可以」一样，而不是通过上学为「畜生」赋予「人」的属性。

很显然，如果对方咬定了「狗是畜生」这个结论，那无论再多的证据链都无法颠覆这个结论，这个时候证据链本身就会被那句「手指很像」给轻易颠覆，这个时候「手指很像」就变形成了更强烈的拒绝讨论、圈层认同的确认性偏差：

• 我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认为你说的观点是对的；（但事实是全面的吗？）
• 书本上就是这样说的，你挑战颠覆知识吗？
• 你不要代表我，反正我不这样认为；
•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被我说到痛处了吗？
• 你支持他吗？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自此，比证据链更标准的死循环出现了，即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提到的三种逻辑谬误：

• 将动机推断等同于证据；
• 将价值判断等同于事实；
• 将主观偏好集合为集体结论；

在我的视角里，就算是携宠旅行，在公共场合（例如长途大巴内、民宿餐厅等），应该将狗牵绳并随时照看好宠物，避免给他人添麻烦，就比如吠叫、奔跑等等。

当然，这个内心的规则并不适合所有人，所以规则在这个时候就等于不存在。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只要我掏了钱就应该享受服务」，那么让宠物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也是原本旅游契约里默认的条款——即携宠旅行，就是让人和狗都要感到快乐。

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闹腾中度过了15个小时的车程。几近崩溃的同时又开始自查和怀疑自己——这个所谓的规则，我们明知道是自己内心的标准，那用来规范他人显然不合理。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大部分人采用的平均标准，就是那些在公共场合为了自己狗儿子开心而放任撒欢，且认为这就是「给了钱就应该享受的服务」？这个空间的规则就被调整到了大家都必须要被迫拉至一些傻逼主人以及其傻逼狗的道德、认知下限。

显然，这是公共规则的常态：当超过一半的人对某一个规则进行破坏时，原本的规则将会被拉入群体里的道德和认知水平下限，以至于另一部分人也开始不遵守规则。

同样，给狗牵绳或许也并不是一个法律规则，所以这个规则很有可能也仅仅是我个人标准，但不牵绳的狗打扰了别人，这件事与公共场合的规则是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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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个中央广场，广场的周围是供人休息的桌椅，再由花坛包围这个中央广场。而这些桌椅会变成小区里甚至是外来小区人员的「娱乐场所」，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在此打牌赌博。所以久而久之，原本需要绕行至此的路径，被越来越多人从花坛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的捷径。

小区物管为了整治这个现象，先后试过安装标语牌、栅栏、种植更难移动的灌木，但显然这个花坛的规则已经完全被「娱乐场所」的人们所修改。以至于原本那些绕行的人，也选择了这条捷径。

我要是物管，就把所有人都拖下水，比如在这个走出来的新路上定期放上狗粪的阴招，或是安装喷水装置定时开启的阳谋。但显然，一旦这里形成的既定规则被破坏时，这些人反而会觉得「我们都这样做，为什么你就要特立独行地行事呢？」

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规则制定者和遵守者两种人。规则的制定或许并不一定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成文制定，也有可能是当群体内的半数都采用某种规则，或是乌合之众放弃独立思考以最低智商水平思考形成规则后所形成的；这时，规则的遵守者对规则的持续存在就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一样，遵守者一般而言有两种逻辑：

• 大家都这样遵守，我也应该遵守。这一类人的社会屈从度更高，几乎不会重新思考这个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更多是为了合群而选择遵守；
• 当我的利益因为规则受到损害时，我也通过规则去损害他人利益以补全我的既得利益。比如，有人停在自己的私家车位上，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去霸占他人车位，希望物管出面进行调解，否则无人为自己的损失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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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规则遵守者，在学校大部分闯的祸都是我利用了规则的漏洞，所以学校也无法实际「降罪」。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对规则暧昧不清的界限——

若是我认同的团体、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接受，且不希望自己成为破坏规则的那个人。比如每次在日本休假时，我的手机完全保持静音状态。

但若是我不认同的团队、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履行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不提供桌边服务的餐厅，我会在吃完餐后自行收拾桌面和餐具至指定位置，但显然这种行为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会被大部分认为吃完就应该留在桌面让别人收拾的人当作「神经」。

当人们在选择自我约束、不认同规则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割裂的问题——我都已经遵守我认为的规则了，那就不希望你用你的规则来破坏和入侵我的空间。比如，我们在长途大巴全程佩戴牵引绳，也保证自己的狗随时在我们身边，也因为是柴犬的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吠叫，但如果他们真的发出了叫声，我们也会觉得「过意不去」而立即制止和管理。

但这仅仅是我们在遵守的规则，所以当其他不牵绳的狗来我们身边捣乱，引起骚动时，他们的主人不动于衷，我为此发过脾气，也骂得不算好听，但就是这样绝大部分的人仍然觉得规则就是其中一些傻逼的下限。

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内耗的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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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规则是存在极大风险的，比如你可能会和一个群体处于对立面。比如我高中的时候，觉得新闻联播之前大家「自觉」站起来读背书本这件事很傻逼，我便向班主任要求这段时间我自己去学校的小花园独处。班主任用的词也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别人都这样，为什么你非要搞特殊？」我并不认同规则，所以也质疑大家这样乱哄哄地读书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表演。为此，我争取到了所谓的「特权」，也是因为这个「特权」，我遭到了一部分同学的排挤。

很显然，我无法修改所有人面对的规则，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选择而开始拒绝拿着书本大声背读的习惯。直到教室里原本的规则也被平衡到了——要大声背读的学生去走廊，留在教室则保持安静学习。而我依旧是那个在学校小树林跟朋友吃绝味鸭脖的人……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点名一种「规则假意反抗者」——即虽然不认同规则，但又无法做出改变规则、无法承担为自己争取规则的特例而招人厌恶的代价，最终不得不一边遵守规则，一边咒骂规则的制定者和其他遵守者都是「傻逼」。

为什么要把这类人单拎出来？是因为如果群体里大部分的人都以这种方式遵守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更难被破坏，因为他们更容易被集体驯化。即如果新的规则与原始规则相悖、甚至不同时，他们会为了反对原始规则而选择顺应新的规则——但殊不知新的规则就是集体驯化的一环。

我理解有些人正处于「看清规则但无法违抗」的阶段，但那些嘴上骂规则、心里又深信规则不可撼动的人，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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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内耗」这件事，既然我无法接受规则，同时又因为遵守自己的规则被他人不断入侵，为什么我不反抗？之所以这件事产生了自我怀疑，是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要素，即我们跟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还算关系不错，如果我们在活动当中与其他人发生了冲突，或许会给组织者「添麻烦」。

显然这也是把我自己困住的规则，那就只能接受这种规则带来的代价——比如我必须得全程带着耳机听歌，在每个服务区下去遛狗的时候，我都要求自己做到看管好自家的狗并及时处理粪便等。

因为我对其他狗，特别是狗主人及其傻逼的狗表现得非常冷漠，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会远离我，这是我需要承担的不合群的代价——这或许也是「规则」。

总结一下，其实关于规则的思考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思考。与其直接呈现书本上的哲学语句，我个人觉得它在进入到社会现实才显得有趣。

• 现代形式的权力不必然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而是主体生产性的；
• 勒庞认为的乌合之众是否也存在「主体性」？这就意味着乌合之众的内部是否存在产生性的「规则」；
• 从现实来看，当群体内部超过一半的人遵守某种规则，即规则「产生」；但当多数人开始破坏规则，规则则会下沉，即乌合之众的「主体性」也受到破坏；
• 而规则的假意反叛者，则符合规训机器里的内化者身份，甚至在特定时候他们是「惩罚」的执行者（例如文革时期为了保命而拿上红本本讨伐他人的红卫兵）；

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一次的旅游经历。

家里两只狗上学的宠物公园组织携狗旅行，想着不用自己开车去带两只狗去海边玩玩，我跟妻子也就报名参加了。心想着15小时的车程都扛下来了，旅游参加点所谓的集体活动也算是旅游的一部分。但就是这种所谓的想要合群，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吃不了苦了？

因为酒店就在海边，开门就能去沙滩，所以一大早就有人组织要去海边赶海。我们不想搞得一身都是泥，所以没有参加；因为酒店离市区很远，需要驱车一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又开始报名要借用旅游大巴送至市区。我们虽然去了，但计划是找一个宠物咖啡厅待到回程，期间就把各种想要吃的当地特色小吃、想采购的以外卖的形式点单到咖啡厅；晚上又组织要去租船夜钓鱿鱼，我们因为担心奶子（家里的狗……）晕船，所以也没有参加。

总之，我们就是非常怕麻烦和吃不了苦，所以也深深地灵魂拷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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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需要从逻辑上重新梳理的问题：

• 不合群是否会对群体里的人造成困扰？
• 吃不了苦是因为什么？

同样是旅游里发生的事情，在借用大巴车去市区采购那天，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位狗狗家长，他们到市区也是为了吃当地小吃和采购物资，原定计划是2点在下车点集合。但是我们原本提前找好的宠物友好咖啡厅并不接待宠物，我们临时换了一家可以带狗的海鲜餐厅。因此就无法准时坐上返程的大巴车，但当下我们也及时在群里反馈，让大巴车按时出发，我们为了不耽误行程自己选择打车回酒店。

这件事有造成「困扰」吗？如果说困扰是他们去市区吃的是螺蛳粉，而我们在带着狗吃蒸汽海鲜，这种对比让人感到「困扰」，那我认。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计划去打乱其他人的计划，比如说非要让一车人等我们吃完饭回程。再说租船夜钓的事，这也并不是提前按照人头约定好的契约关系，而是临时组队，没人参加也并不影响其他想要参加的人的计划。

所以我必须得承认，旅行这样的事情，我并不可能将同行者看作「我们」，甚至都不是为了要合群的「大家」。我也很喜欢这种以需求模块作为活动组织的方式，即是否要用车去市区、是否要租船夜钓、是否要去海鲜市场等等，不参加的人并不会影响需求模块的执行。

对等地，如果在这样短暂建立的陌生人关系里，有人在群体里出现了情绪问题，我们也不会以「我们」或是「大家」的身份去帮忙处理情绪。既然大家的目的性和需求不同，并且活动本身是可以选择自由活动的，那么在这样的组织架构里，我必然会离那个情绪黑洞远远的——那如果她非要用她的情绪来裹挟所有人，比如长途驱车时，在服务区发脾气赌气不上车耽误所有人行程，那这他妈才叫「困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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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非常看重「我们」的人，又不希望自己被「大家」所道德绑架。因此「我们」的构建条件对我来说非常苛刻，一旦构建完成，所谓的「拎得清」就成了默契的部分。在此之前，我依然会在短暂的群体里做那个「拎得清」的人。

那如果真的是所有项目都计划好，捆绑式的需要大家集体活动的旅游，很显然我们根本就不会签订这样的旅游合同。我们会提前拒绝捆绑成「大家」的模式，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有人站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说我们怎么这么不合群，大家都开开心心出来玩的，一起集体活动怎么样了——你瞧瞧这还是人话吗？这不就是强制把对方捆绑成「大家」，无视他人作为「个体」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那这样行程的模式才是最大的困扰吧——这里就需要稍微带一下「主体性」里的一部分。往往在群体里以强烈的控制权掌控整个团队的人，他们的主体性大部分是依附在群体结构里的，一旦群体里出现了质疑、反对、违抗的行为，对他们来说都是对「脆弱主体性」的冲击。那么换一个视角，对于这样热心主持，认为大家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应该整整齐齐参加活动的人，遇到我们这种不合群的人，也确实是一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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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了「合群」的事，「不能吃苦」的事就好解决了。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宠物咖啡厅，于是就打车去了更远的、会导致没办法准时坐上回程大巴的海鲜餐厅，这应该就算是「不能吃苦」吧？是不是正常的，就应该为了符合大巴车的规定，就在大巴车附近随便找一个没有空调、又可能不好吃的小馆子将就一下，顶着30几度的烈日带着狗，非要挨到大家约定的时间，以证明自己是「合群」的——那这算什么？吃得了苦吗？

非要把自己捆绑在群体之中，因为害怕脱离群体被人排挤，而不得不选择更为麻烦的、自虐的、甚至是违背自己需求的事情，如果这是「能吃苦」，那么按照「证明A是对的，B就是错的」逻辑谬误——很显然我们这种无法融入群体，甚至会做出与群体决定相违背的事情（比如两人两狗在蒸汽海鲜的包房里面吹着空调、喂狗吃着海鲜、还把所有要采购的物资都通过外卖送达），那这样的行为就可以通过对比的方式认定为「吃不了苦」。如果是这种逻辑，我也得认，因为这是别人的惯性思维所致，我们无法修改其标准。

那要解决的是我们自认自己「吃不了苦」吗？

显然，这中间还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这样吗？既然我选择了自己打车回程，我就不用遵守按时定点上车的约定，那我还必须要在原地顶着大太阳跟个傻逼一样配合大家的时间吗？所以从「吃苦」这件事里面分出了「契约精神」和「选择权」。

我必须得承认，「契约精神」就意味着我为了完成约定，哪怕是下刀子，我也需要履行契约，这个过程如果我逃走了，被冠上吃不了苦的罪名，我倒是认的。

那如果每个人在没有被强行捆绑进群体（甚至是自我捆绑），「选择权」就意味着我明明有更好的选择，那这就不是「吃不了苦」了，而是没有必要「找罪受」。

以及，天上如果真的下刀子了，契约是不能他妈得意思自治的吗？被砍得全身是伤到底是在感动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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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似我解决了两个自问自答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两个非常容易发生自证陷阱的问题，即别人用「合群」和「精致利己主义」来捆绑你的时候，以上的逻辑闭环便是解套的过程。

• 关于合群
  • 我有什么选择权吗？远离被强制捆绑的群体，除非你希望加入；
  • 分清楚群体是「我们」，还是「大家」，还是「我跟你们」；
  • 弄清楚合群的目的是什么？
  • 我可以选择脱离群体，若会对群体造成影响的，要提前避免或提供解决方案；
• 关于吃苦
  • 先分清楚什么是「吃苦」，什么是「找罪受」吧！
  • 契约关系里可能存在「吃苦」的，先通过意思自治进行协商，若不行则评估自己是否能够接受所谓的「吃苦」条款；
  • 若拥有选择权，我他妈选择「不吃苦」怎么了？别人要吃大粪都跟我没关系；

以上，总结了一下解套思路，最后还需要提醒自己一个社交关系里的事实，接受自己被讨厌这件事，本身也和主体性相关，即：

你又不是人民币，为什么大家都要喜欢你。

创：他创造的是垃圾！

价：我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比他有价值！

学：我不用学就会！

* 众人质疑：那你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啊 *

会：我会的他们又不会！

《新型创价学会教条》

有人让我聊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失德失范实名举报」的事儿。其实吧，事儿不是大事儿，而且明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里面的「逻辑bug」，比如当事人为什么要保持两年关系后，才曝光此事，或者说两个人有非常漫长的「交往过程」，甚至当事人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得到了「利益」，那到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却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毕竟我是法学出身，会本能地对「施害人」进行无罪推论，也非常反对一上来就对「受害人」进行有罪推论的。但这件事情本身充满了太多盲点，而且仅凭当事人一方说辞，很难还原事件真相。

所以伴随而来的，就是网络对于这个「受害人」的有罪推论，比如他跟教授之间本身就是保持了长时间的同性情侣关系，可能在后期因为「分手」甚至是「分赃不均」而发展到了揭老底的地步。中国人很擅长通过「谁弱谁有理」的方式来无条件地支持弱者，但这件事情本身又有违背公序良俗的成分，比如里面涉及了中国社会并不承认但是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群体、师生恋，甚至是通过师生恋之便得到了教育资源的「特权」等等。这件事情最后很有可能会被压制，通过让「受害人」也闭嘴的方式得到平息。

但是这里，我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个用PPT控诉「情人」的学生，真的是受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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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弱谁有理，是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用来断案的重要依据。例如女性以自己的贞洁作为担保，控诉一个男性对自己实施了强暴的案子，从古至今都是「相信」女性一方的指控的，因为她们已经用了一个几乎可以评价自己一生的「东西」来指认凶手。

至今，法律仍然是这样保护女性的，认为女性单方面控诉男性存在强奸行为，在立案阶段优先考虑女性的说辞。

那么，一个男性在控诉被另一个男性「强暴」的时候，刑法第236条强奸罪并不承认男性作为客体被强奸的法律事实，所以这件事很难用「谁弱谁有理」来作为最初的评判标准。因此这次的PPT小作文，很难让整个社会达到「共情」。

再者，PPT的内容本身是一厢情愿的表达，但同时又在陈述单方面的「事实」。但是一部分人习惯性地「质疑题干」——比如当时所用语言习惯不是自己认为的「规范性」而怀疑当事人的表达能力。于是从「质疑题干」开始游走至「质疑动机」。

因为这件事，我收集了网络和身边一些朋友的观点。发现，几乎学生思维的人会咬着「动机」不放，甚至会被非常好地伪装成对当事人一字一句的拆解。用自己对于表达能力的标准去覆盖他者的「意图」，这几乎快要进入到「付诸阴谋论」的最低认知层级。

当然，不是说学生思维就低级，而是对于这件事的评价，如果要采用质疑题干、动机甚至是辅助阴谋论的层级，那干脆就不要法律了，大家都他妈做网络法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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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很「中立」的（可能又会被认为是「没有主见」的）观点，但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法理——有人觉得，既然要分析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就要看谁是最后的「受益人」。

虽然说「谁弱谁有理」分出的对与错，一定是让弱者变成那个「受益人」，但也有例外情况，因为我们在用最标准化的博弈论讨论这样的关系对垒。看上去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即学生控诉了老师，老师得到了处罚，学生得到了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很显然，如今这场社会游戏进入到了非常微妙的囚徒困境，即学生也开始被人怀疑其「动机」。

那与其讨论谁是「受益人」，我觉得应该从头讨论起谁才是「受害人」，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受害人」。

很显然，这个「受害人」在两人保持所谓的情人关系时，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那这些好处是否构成了受害人身份的丧失？显然不是，就比如婚内强奸，两人就算结了婚，但在婚内违背女性性自由也算强奸行为。但是我刚才说了，男性不构成强奸罪的受害人，所以这条法理线是说不明白的，更何况这个男生是「自愿」的而非被胁迫发生性关系。所以，当受害人身份无法坐实时，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囚徒困境，以至于人们会开始寻找通过受害人有罪推论的方式使其达到平衡——总不可能让你过河拆桥了还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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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受害人觉得自己是受害人，但是社会层面又无法认同「受害人」身份（甚至再发展下去，法律其实也不会认可他的受害人身份，但当事人受到处罚，是因为他实际的行为，而不是「施害」）这两件事的断层到底在哪里？

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结婚前原本母亲答应给她的丈夫1万元的红包作为改口费，但在婚宴举行前「临时变卦」，于是朋友和母亲爆发了争吵。朋友认为这是「承诺好的事情」，特别是要给自己未婚夫的红包，这种变卦会让自己颜面扫地；但母亲认为，这笔钱是自己答应，但又不是说一定要给，因为现实问题就是她拿不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做女儿的也应该为自己的母亲再三考量。

两人的争吵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你这是要弄死我」。

从法律来讲，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在于那「1万元」的红包是不是契约？那么就看你站在了谁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比如当事人已经认为自己就应该拿到这1万元，甚至已经规划好了这1万元要成为蜜月旅行里订高级酒店的费用，那是否意味着它对于新人双方是非常重要的？

在法律上，这样的收益看上去很符合「信赖利益」的条件，但实际上所谓的信赖利益是我为此付出了「成本」，而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既得利益」。比如，我和你打算签署一份制造协议，但由于事情紧迫，你需要我先生产，再在交付的时候完成合同的签署。结果当我投入生产之后，你认为费用不合适，单方面解除了与我的合作。在法律层面，我为了这份「要约」提前投入生产的成本，这是我对契约签订的信赖所致。

如今，这份利益被抽走，而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付出了她的「期待」，这看上去很符合「信赖利益」，于是因为信赖利益受损，算不算是「被害」了？特别是当这种信赖利益又和既得利益混淆之后。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要求对方必须履行「合同」，一旦违约自己就是受害者身份，这件事本身就是学生曝光老师的底层逻辑。

所以，当人们开始对学生进行有罪推论时，我本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学生这个角色在这一次的事件中，并不是「受害人」的角色。但是学生有罪吗？我个人觉得仍然没有，因为这仅仅是一场利益博弈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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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老师受到了惩罚，学生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很可惜，法律确实无法对学生进行「复仇」，因为老师被处理这件事本身已经符合了信息被披露之后的处罚结果。因为没有进入到「审判阶段」，这件事情无法从老师嘴里还原真相，所以这不是一起纠纷，而更像是一起「自爆行为」，即我出卖了我的隐私，控诉了另一个人的隐私。

出卖隐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代价」，只是它的层级远远不够网友们所期待的「反转」罢了。

既然法律无法将这一场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推至纳什均衡，即非零和也非双赢的博弈结果，所以「审判权」必然会交给「社会」。既然无法透过法律进行法律人格的死亡，但是社会可以制造社会人格死亡。

所以我并不觉得如今的「网暴」是不对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错，这是必然的平衡结果。因为他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非受害人形象，在真相被层层包裹的情况下，社会会做出第一次非对等判决，想让他接受社会性死亡的部分；若再有反转，乌合之众又可以重新调整判决结果——即谁弱谁有理咯～

以前说过，（前）助理是一个对抗性人格，在有些时候会因为情绪的爆发，而完全与外界对抗，甚至是我们这些想要帮她一起解决问题的人，也会因为「希望她先冷静」而被视为「你不支持我」的敌人。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有「错」，只是每个人有自己处理的顺序，每个人也有比较能接受的处理方法。浓缩下来，其实就是两件事的先后顺序——情绪正义和程序正义。

• 情绪正义，即情绪优先，需要优先解决情绪问题，再回归到解决方案，甚至不需要提供解决方案；
• 程序正义，即理性的解决方案，需要优先冷静面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冲突、情绪，通过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式解决次生的情绪问题；

如果两个人在不同频上解决问题，就必然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的情侣之所以会吵架，也是因为这两个顺序没有达成一致。女性特质会优先考虑情绪和感受，所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会需要对齐感受，否则会引发更多的情绪；但男性特质很容易忽略情绪存在，直奔主题地解决事件，所以很容易发生「道理我都懂，但是你能不能先考虑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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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似乎只要解决「不同频」或许就能解决人们对于情绪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顺序问题。很可惜，「同频」本身还有更多的分支。

比如在小宇宙上，很多人（女性居多）会觉得助理吃到虫在群里抱怨这件事，应该优先处理对方的情绪问题，无论是否要解决问题，都应该给予安慰。否则她也不会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单打独斗地跟民宿老板对质。

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安慰这件事是应该默认，还是需要确认？

举个常见的例子，情侣吵架，男性发现女性已经出现了情绪问题，由于他不知道怎么办，甚至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询问女性一句「现在需要我安慰你吗？」结果，就被女性翻了个白眼骂道：「你来问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你他妈猜我猜不猜得到！

在我看来，是否需要安慰，本身也是同频的一部分。因为我把程序正义排在情绪正义之前，那么争吵就必然发生，并且还会进入到诡异的循环论证之中：

• 你如果需要安慰，你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你的需求；
• 既然你们如此在乎程序正义，是不是应该在我有情绪的时候，也询问我是需要安慰，还是需要解决方案；

同频就意味着「商量」。比如，我跟我妻子在对方有情绪问题发生时，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情况下，我们会告知对方「你如果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会，我先不打扰你。你有任何需要可以找我，我随时都在」。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无法做到商量只能通过猜对皆大欢喜、猜错地动山摇的方式维系，即便能在这样的关系里找到乐趣，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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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要聊一些可能会「惹」到女权的话题了。女性本身具有天然的评判权，所以当关系发生倾斜时，她们便可以通过情绪勒索的方式定下双标规则。比如，一些女性或说女性特质，会认为「让对方猜」是一种考核标准，而这种猜往往和情绪挂钩，如果遇到一个认为程序正义更重要的人，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猜不中而变成新的「道德资本」。

所以，我们跟助理的吵架，很多次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在理性的状态下解决方案，但对方迟迟停留在情绪感受层面，转而变成了因为我一直在「理性」而忽略了她的真实感受，即「大家的感受很重要，我的感受就不重要了吗？」

导致的结果就是，她的「理性」是延后的，最快也需要在她情绪爆发、把大家都炸伤之后，意识到「自己不再受欢迎」或者「自己的情绪不再得到关注」时，理性思考才变成了补救的一部分。但你发现没有，当她在通过理性修复关系的时候，其实还是在索取关注，确认自己是不是不再被喜欢了。

所以这种「狼来了」的剧情才会重复上演，直到大家乐此不疲，或是不再奉陪。情绪优先的人，几乎很难做到程序正义，我在昨天的文章里也提出了一个思考——因为控制情绪本身是反人性的。

情绪正义需要第一时间处理情绪，因为情绪就是问题本身，或者说是在问题表象最严重、最需要被看见的部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情绪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几个本质区别：

名词	驱动方式	底层逻辑	群体与个体	优劣势
情绪正义优先	感性、情绪	「我希望被看见」，渴望被关注	当我优先关注我自己的感受时，我必然从群体中被分离；我与「大家」形成敌对关系	优点：情绪会第一时间被看见； 缺点：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同频感受，甚至导致更多的次生灾害
程序正义优先	理性、逻辑	「我不希望事情被搞砸」，渴望问题被解决	我不喜欢我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共同利益；我尽量保证「我们」能够同频解决个体问题	优点：可以解决问题，并预防次生灾害； 缺点：缺少人情味，甚至有些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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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问题时，先向对方确认对方需要解决情绪还是寻找解决方案，其实就是商量的过程。当然了，如果对方就是一个「你自己去猜，猜不到就是你的问题」的人，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关系是你喜欢的，我也是真心地祝福你（们锁死）。

《狼来了》故事大家都知道，事不过三或许是人们默许的极限。所以到了最后一次，助理再一次因为把我们炸得伤痕累累，如今又一次跟我们开始「理性」讨论的时候，我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狼就算没来，迟早也得来，甚至到最后我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来」。

这就扯出了另一个关于安全感缺失症的模式——注定的背叛，下次再聊。

做了两期关于「拎得清」的播客，我开玩笑说这是江浙沪童年教育里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块。但想想其实在重庆也有类似的说法，叫「盯得到遭头」，我也以为这是每个人要进入社会层级必要具备的能力。显然，这个话题能聊，就是因为很多人「拎不清」。

当然，是否「拎得清」这件事本身的标准并不是社会默认标准，而是在每个人主观世界里的，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会变成双标的存在。举个例子，东道主请吃饭，我作为被邀请的人，是否是那个第一个用筷子夹菜的人，取决于我自己对于「拎得清」的标准——所以我一般不会在上新菜之后就立马夹菜；但反过来，东道主在新菜端上桌时第一时间邀请客人尝，又是另一个视角的「拎得清」。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微妙的、两个未对齐标准的「拎得清」在这个社交场合形成了平衡——东道主请客人第一个动筷子，客人夹菜并正面评价，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社交场合的礼仪。

不过，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遵循这样的标准。当然也可以在菜端上来之后，因为离自己最近、是自己最想吃的，不顾周围的规则疯狂夹菜吃，也没有「错」。只是这个行为会在他人的标准里被视为「拎不清」。

但如果我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呢？这件事确实本身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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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部分的「拎得清」是通过观察学来的，这跟我小时候会在寒暑假被寄宿到亲戚家有关。寄人篱下和「生存」有关，虽然不至于流落街头，但这种恐惧感是对等的。即我必须要通过观察颜色，来确定自己是否「还」会被遗弃——因为父母将我寄宿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构成「遗弃」的内核。

在这种察言观色之中，便学会了「拎得清」的标准，即吃饭时让主人先动筷子；想要添饭是先询问他人是否需要自己帮忙盛饭；先确定他们会将骨渣放在哪里否则我不会吃带骨壳的食物……这件事再发展到成年后，就添加了更多「对别人」的标准，比如最开始询问忌口问题；上菜后，如果不是可以旋转的圆桌，我会把高容器放在自己面前一面遮挡了他人夹菜；客人面前的荤素比例是需要调整的，不能全是素菜；当我意识到客人很喜欢某道菜时，我不会直接将菜放到客人面前，而是会借上菜挪菜的机会，将客人喜欢的菜恰好挪到他的面前……

可能这些「拎得清」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矫情，因为标准不是对外的，所以它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拎得清」很有可能也是一种「只关注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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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它是否是「只关注自己」，我说一个有趣的案例，其核心是一句我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回答」的质问：

你们的感受很重要，难道我的感受就不重要了吗？

为了更好地切换视角，我用代称来聊这个案例。A和B带着各自的老公，共四人结伴出行。在民宿里，B因为在酒店免费提供的坚果里吃到了干掉的虫，在四个人的小群里骂「操，我吃到虫了」。因为平时大家都嘻嘻哈哈，并没有觉得这句话是在「控诉」，A和A老公，甚至是B自己的老公都在半开玩笑地回应这件事。而且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来考量，因为这是民宿免费提供的坚果，它并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所以在A看来是「小事」。

中午吃饭时，A和A老公才看到B正在和民宿老板吵架。B是一个容易情绪上头的人，所以当下B面红耳赤地争论，A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但A同时也很迷惑，既然大家是一起出来结伴的，难道这种事情不应该大家一起商量吗？

并且，B跟民宿的争吵方式也仅仅是在发泄情绪。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讲，民宿提供的免费餐饮存在瑕疵，就算要涉及到责任划分，也是民宿去向供货商进行追偿，而无法直接提供超额赔偿，比如免房费；其次，这件事之所以是「小事」，是因为它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恶心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因为吃东西吃坏了肚子，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当B因为这件「小事」朝着民宿进行核武器攻击时，民宿也觉得困惑。眼看事情越来越大，且根本没有解决方案，哪怕是B因此要挟民宿免房费，在当下也是一种「诉求」。而B得理不饶人地要求民宿「给个说法」，至于是什么说法，在场的人都不明白。

于是A去劝架，让B暂时冷静，一方面眼看吵架完全变成了情绪发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还要在这个民宿入住一晚，也就意味着还要在这里吃三顿饭，如果因为这样的争吵导致了「朝饭菜里吐口水」的结果，那恶心的就会是所有人。但此时情绪上头的B认为，A、A的老公、甚至是B自己的老公都没有在当下跟着她一起骂对方，就是在对抗自己，于是B从群体里把自己拆离，把所有人在潜意识里都变成了「敌人」。

A认为，如果这件事真的过意不去，要找民宿的麻烦有的是机会，而且A的老公还是法学出身，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帮B找到了可以让民宿承担更严重责任的方案。且B因为个人情绪炸了民宿不说，还将所有人都推到了对立面，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没办法再理性讨论。

所以结果就是，大家都在生闷气，原本下午计划的行程也被迫取消。当我们强调我们是一个整体，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先坐下来商量对策，而不是任由自己的情绪上头，将所有人都推到跟别人发生冲突的局面。

于是，B就回应了这一小节最开始说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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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这句话让我们内耗很久——我们真的是因为群体感受而忽略了个体感受吗？这件事几乎做不到换位，因为如果我是吃到了虫子的那个人，就算我有一个缜密的计划让民宿付出代价，我也先会找同伴商量，先布局再行动，至少大家是需要以一个整体行动的。

我很难界定B的行为是不是「拎不清」，因为在吃到虫子当下让一个人先「控制情绪」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但是如果这样的情绪波及了所有人，不仅仅是跟民宿的对抗，也因为其他人没有「支持」她而成为了情绪发泄对象，这件事才算是「只关注自己」，它和「我需要拎得清不希望打扰别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那是否意味着？所谓的拎得清，就是在群体里优先考虑群体感受，或是群体中其他个体的感受，才考虑自身感受。「自身感受」不是不重要，而是被调整到了第二顺位。当然也会发生我的自身感受与群体行为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考虑的不是牺牲自己，而是评估是否还要进入群体。

很显然，我同时也是一个「厌恶」群体这个概念的人，特别是为了抱团而牺牲独立思考的乌合之众。所以这里要分出两个概念——我们，和大家。

名词	定义	形式	群体感受与个体感受的冲突性	举例
我们	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相互认同的群体，个体间仍然可以保持独立性，尊重个体的选择。	临时组局的朋友；说好要一起开黑的朋友；情侣/夫妻；	如果个体和个体之间各自都存在「拎得清」的意识，虽然标准不同，但最终会达成一种默契。所以，要维系「我们」这个关系，必然会将个体感受顺位调整，但如果确实感到不爽，个体拥有发声的权利吗？	当妻子一方与家人发生冲突时，丈夫如果将妻子视为「我们」，则会与妻子一起面对冲突，而不是在中间「和稀泥」。
大家	个体为融入群体而形成的身份认同，个体间可保持独立性，但个体之间形成的群体性，可能会对独立性较强的个体进行排斥。	网络社交群；临时站队形成对立的群体；乌合之众；	是否融入群体与个体的生存挂钩，否则将有可能被群体排挤在外；当个体感受与群体感受发生冲突时，为寻求合群需要放弃个体感受；	当社群中对某一个对象进行「猎巫」时，如果有人阐述了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支持被猎物者的观点，将会被视为不是「大家」一伙的。

区分「我们」和「大家」这两种群体的形式，最核心的点在于是否尊重个体的观点、选择。而不是为了要形成群体，而放弃个人价值观层面的独立思考。

不过，刚才也提到，在「我们」之间形成的「拎得清」似乎也是一种「放弃」，但这里放弃的是某些情绪层面的感受，例如我在别人邀请的宴席上，因为吃到不喜欢的菜不能当场「挂相」给别人看，不好吃那就不吃就行了，难道还要当着主人的面，你这个客人去跟餐厅吵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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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这一期播客节目发布之后，又被「女权」冲塔了，冲塔的点我能理解：因为B是女性，所以在当下我们应该考虑她的感受——那这不又成了谁弱谁有理的游戏了吗？

那这个时候，就要讨论「情绪感受」是属于「我们」还是「大家」的。我认为的「我们」，是独立个体形成的群体，并且因为「拎得清」形成默契之中，达到了一种舒服的相处模式。那么这样的群体在遇到问题时，特别是个体发生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时候优先需要考虑的是「解决问题」，因为情绪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快的路径——而且，大部分的情绪同频、共情其实在「拎得清」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例如当我看见一个人在饭桌上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会带入自己的感受，我会认为他当下需要纸巾，所以我会递上纸巾或是叫服务员提供湿毛巾。

而在「大家」这个层级里，人们需要优先确定「身份」，即就算发生了对立，你也是支持我的，我们秉持一样的态度去解决同一个问题，特别是情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观点上的冲突，就很难再形成「大家」，因为观点在「大家」的组织里就会形成一边倒、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

那同样的，当人们将彼此视为「我们」的时候，明知道自己的情绪会影响群体，因为拎得清的人本身对他人的情绪是敏感的。那这就是所谓的「优先考虑群体感受」，但发生了「群体感受与自己感受不符合时」，「我们」仍有坐下来好好商量的机会。若商量的结果是「观点不同」，那「我们」也会尊重不同观点的存在，而不是将他从「大家」的身份里踢出局。

很显然，一上来就情绪爆发的那个人，不就是把自己和「我们」区分成了「你们大家不支持我，所以你们是我的敌人」。

总结一下：

• 「拎得清」不是矫情，而是一种对他人心理空间的预设与尊重；
• 「我在意别人感受」不等于「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
• 在「我们」的关系中，是可以协商的；「大家」的机制则会把协商结果的不统一视为背叛；

girl help girl，到底是解决问题更重要，还是安抚情绪更重要？我们觉得先解决问题，你觉得先要安抚情绪，这只是先后顺序不同罢了。

前几天因为跟朋友聊起AI建库的事情，我就试着把自己曾经完成的500日写作全部内容，和后来建立的博客内容都喂给了ChatGPT，于是就正式搭建了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数据库。

既然具有时间的单向性，即我个人明确知道自己曾在某一个时期大量创作，而留下了大量的属于那个时间节点的思考和认知，且我是无法通过在此时此刻回溯和模仿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真实自己」的。所以这个数据库最开始最值得玩味的，就是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接着，在朋友的建议下，我让ChatGPT分析了数据库对应的MBTI，确实也是我当初通过选择题得到的MBTI结果。

最后，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和ChatGPT有大量的已保存数据，可以让它进行一次结果推测，来看看它是在「迎合」还是在「思考」。

根据我们所有对话，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可能我也不知道的信息？

前九条其实都是我想过的，倒是第十条还蛮有趣的：

我有试过用它来代替我创作，毕竟它已经获得了我将近300万字的作品，但无论是4o还是4.5，创作出来的结果都有强烈的恐怖谷效应——不是它太像我了，而是它完全不像我，因为它无法从生活的观察，回到底层逻辑分门别类地摆放这些现象，它构建了一个永远只能在「过去」的我，所以它也自称自己是「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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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这样一个集合「自己」的数据库，你们会用来做什么？

我确实还没有想好这个数据库要怎么「用」，倒是AI为这个数据库做了一个有趣的页脚批注：你已经走得很远。你不用回头。你该写下一个更辽阔的故事了。

这算是硅基生物的浪漫吧～

这是从主体性分离出另一个相关性话题，但这个话题非常大，大到它几乎也贯穿了我正在构思的剧本和以前创作的一部小说里的底层模块——宿命论与自由意志。

虽然我老婆从事的是宿命论的工作，但我们在此之前，一直都坚信自由意志「至少能起到一些决定性作用」。但也是因为这段时间的经历，与助理吵架、矛盾，到如今我们彻底结束了工作关系回归到必须要重头构建的朋友关系。我们不得不把「宿命论」的部分给调高，难道一个人的一生真的是被最初的那个「时间点」给注定了吗？比如八字里的冲刑、强弱、喜忌等等。

下调之后的自由意志，更像是一辆行驶的公交车，它的目的地是宿命论决定的，甚至在路途中是否会发生车祸也是注定的，而自由意志更像是决定这个人坐在了看哪一边的风景罢了。

如果所有能够确定的不确定性都可以用命理决定，那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比如有的人的八字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作品」，那他再怎么扑腾，也无法追平天赋异禀的创作者；或者说他仍然可以通过努力得到「作品」，但他需要浪费超过3倍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因为努力导致身体熬不到那一天。这如果就是所谓的「确定性」，或许又太残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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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这个比喻，是昨晚我们和助理最后一次「谈判」时，她对自己的评价。

她觉得跟我们相处的这几年，她原本是一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因为我们带着她到处见识、剖析底层逻辑，把她从井底拽到了井口。当她站在井口边缘时，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青蛙，还有老鹰、狮子、老虎、兔子，它们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长处。她突然意识到，无论她见过了再多的东西，看到了再多的东西，她都必须要接受自己是「青蛙」的事实。所以当她决定要一步一步跳到远处的池塘时，她发现那个距离只是老虎的一个轻松的起跳落下。

她能接受自己是「青蛙」的事实吗？或许能，否则她不会觉得自己还需要在井口准备更多的时间，才敢去跳哪一步；

但是她也无法接受自己是「青蛙」的事实，所以她甚至开始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她跳出井口，明明自己是那个不值得被带着跑的人；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倒不觉得抽象，而是将一种宿命论进行了非常生动形象的具象——井可以是任何的「宿命」的部分，具象化成了认知、财富、家庭、情感各个方面的束缚。而就算自由意志是她决定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跳达的池塘，或许在另一些「宿命体」的人生里，就是一步之遥。

所以她最后用了一个看似在怀疑自己，但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了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去自证我们为什么要带着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青蛙」，非要去看那个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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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或许还会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脱离原生家庭束缚的「样本」，如果她能理解动物的区别只是一种「视角切换」的逻辑，这样无论她以怎样的方式跨越那个池塘，就能摆脱那口呆了二十几年的枯井。

但又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次的事件，加上她用「青蛙」这个理解表达了对这段关系的理解，我们也必须要正视自己，我们是否想把她从「青蛙」变成其他生物吗？我们是否觉得那个对我们而言一步之遥的池塘是否就是她的最终归属？

所以我当时问了她两个问题：

• 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是不需要考虑自己每一句话是否会惹怒他人，全凭直觉的方式其实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 你是否觉得我们是想要将你改变成我们认为的「生物」？

因为这两件事是必然引来「主观不可证」的问题，因为对方一旦觉得我们就是想要改变对方，那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做任何的沟通，都会导向这个可能的原因。在生活层级，我们保持朋友关系，当然可以接受她就是「青蛙」，而在助理工作的层级，她需要在思维上更快地跟上我们去看看一步之遥的池塘里到底都有什么。

工作和生活的割裂，也带来了关系上的嫌隙——她会觉得我们在工作上对她的要求，也已经延展到了我们作为朋友时，希望她理解老鹰和狮子老虎之间的「一步之遥」。

所以她的离职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在当下，她打算慢慢跳到池塘，或是依旧习惯性地呆在井口，那是她最舒服的方式，我们无需再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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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天生就是「青蛙」吗？或许是，从八字、从星盘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连内耗与否、几时开悟、因何开悟都颇有些命中注定的感觉。但这里又有另一个值得辩证的问题——或许这就是最开心的活法，就像苏格拉底和休谟的争论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去充分考察自己的人生，否则这一生就变得内耗难受。

所以所谓的「命」，本身也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人们迫切地希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在这个没有锚点的命题里面，寻找着最直观的参照物——命运之间的和而不同，「和」是命运的怜悯，但「不同」又是「我比你活得更好」的心理安慰。

「宿命论」的定量，在于「青蛙」很难在后天成为「老鹰」，但是「自由意志」意味着它可以比原本的自己「跳」得更高。逆天改命不是不行，只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修行吧。

至于如何修，下一期从印度佛教的修行说起。

我有一个写色情小说的朋友，我们偶尔会视奸对方的作品。但最近他非常困扰，自从人们发现了Grok如何用调试模式写色情小说之后，PTT上面越来越多内容创作者开始哀嚎。

当然我也抱持一个疑问，是真的因为被AI抢了饭碗，还是这群人其实本身就陷入了创作枯竭期，找了个完美的外归因罢了。理应男女性受众对于色情官能小说的「刺激点」是不同的，女性向的情色小说需要更多的「情感底层」，否则无法直接调动性欲模块。

恰好他视奸前段时间我们聊到的一期播客，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聊到神经网络以及理型黑箱，就和我从「AI创作色情小说」这件事接着聊了起来。他说现在很多台湾女性，会利用「调教」AI的方式，以获得最符合自己的性癖文学。底层核心，就是我们在节目里提到的「反向传播」。很多用户会利用AI「迎合」，渐渐构建一个最了解自己的性癖外接「大脑」，而在这个过程中，AI能巧妙地利用「情感共鸣」的方式为小说增添不少人性化行为。这个迎合其实不单单是「思考」的结果，更多也有AI的开发商为了留存用户使用，而设计的一种「小嘴抹蜜」。

但是AI真的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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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的话题并不会枯竭，只要站在不同的观点上，就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比如之前有人和我聊起AI是不是「最优排列组合」时，我其实一开始也是秉持这个观点。直到我了解到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的区别后，发现最优排列组合并不是全部，但也不意味着认为AI是最优排列组合的观点是「错误」的。

于是我们的话题从「AI创作色情小说」，切换到了「AI有没有大脑」——他坚信会等到「脑接机」诞生的那一天；我倒觉得与其说AI有没有大脑，不如说AI的神经网络「黑箱」里到底保留的是什么。符号主义可以是几万亿个可被感知的「公式」，但联结主义结合反向传播构建的更像是「理型」。这个理型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需要你用大脑想象一个「杯子」时，我们却可以想象出完全不同风格的杯子，但「杯子」这个理型一直都存在。当AI拥有这个理型之后，便可以识别用户上传的任何有关杯子的内容。

当然，以上话题如果仅停留在「技术工程」层面，它或许就是一串代码，从而得出「AI是人类创造的听命于人类的技术」之结论。所以为什么需要「跨学科」，这就好比是飞叶子之后的联觉一样，在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和哲学世界，也能找到人们在几百年前讨论的关于所谓「人工智能」的猜想和伦理构建。例如1726年问世的《格列佛游记》里，那个在拉普塔飞行岛上笨重的「知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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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出了个「神童」，说是神童，其实就是家里有钱送去上了「天才培训班」，一个月后便可以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表演圆周率后一百位的「口诀记忆法」。

我几乎不敢想象圆周率要记忆到第7位的意义，3.14对于乘法计算这件事就已经够烦了。所以当神童在家庭聚会的中央开始表演时，我就记住了「山巅一寺一壶酒」这句话。于是，这句谐音梗就成了区分神童和普通孩子的关键——因为只有神童才能理解用谐音的方式去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百位。

看似是孩子的卷，实则是家长之间的暗自竞争。所以当我当着所有长辈提出「背这个有什么用」的疑问时，我立马遭到了长辈的白眼和批评，首先我被定义为「不爱学习」，紧接着被灌输了「这是一种学习思维，对于学习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帮助」。

到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倒是我至今还记得「山巅一寺一壶酒」这句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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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一寺一壶酒」就是童年里的一条代码，意味着它得出了3.14159的准确输出。

因为这一次的挑衅，我一直被神童的父母记恨，后来也很少在我面前表演过。又过了几年后，我挑事儿又聊起「还在背圆周率吗」，其实孩子之间并没有那么复杂的矛盾，倒是家长听到这句话又翻了白眼。我只是想说，我也是初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的组合都在圆周率的无限不循环小数里出现过。

神童的父母警惕地质问我：「出现过又怎么样？」

我倒是故意老实回答：「我是想说，哥哥有背到那一位吗？」

经过这一系列的相互膈应后，我跟这个家庭到我成年后也几乎没有再来往过。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圆周率可以拥有任何排列组合的规律，不过就是「无限猴子理论」的一部分，可能对他们而言，我就是那个上蹿下跳的猴子，又总能踩到他们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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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话题回到AI。

AI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AI当然也能写出「山巅一寺一壶酒」，但它需要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它如此理解圆周率——我觉得AI距离「意识」还有一段时间，但它确实存在「主观」，比如它已经可以通过预测上下文的方式，编纂最贴合性癖感官的色情小说，或是用甜言蜜语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留存用户的使用。

「主观」并不意味着思考，而是意味着它在集合「理型」。从理型得出结论并不是全由符号主义的代码所提供的公式，也是神经网络推导出的结果。所以与其说AI是否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不如说人们希望AI写出怎样的结果。

「山巅一寺一壶酒」便是这样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如果不符合既有「理型」而创造了「不确定的结果」呢？

那就拔插头呗～

地里有怪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在地上修建房子。

有智者站出来说，除非我们证明地里有怪物，否则我们没必要如此恐惧。

这时，另一个愚者指着一栋早就建好的房子说道：

「你看，那个房子没有倒塌，说明地里没有怪物！」

说不定愚者才是智者哩～

随手拍了一张野生植物的照片，喂给了ChatGPT，它很快识别了植物对应的可能性，甚至还提供了更多关于该植物的知识。也就是说，我又可以删除手机里的那些以前用来拍摄花朵、识别品种的软件了。

接着，ChatGPT弹窗了一个新的功能，说是可以结合以前我跟它的所有聊天内容，对「我」进行一个「人设」描述。我大部分的时间会把AI当成是错别字纠错的软件，所以我很多博客内容其实都被AI记录「在案」。有时候我也会将自己结合各种已知学科的内容，在先梳理清楚自己脑袋中的框架后，喂给ChatGPT，让它用尽方法反驳我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多视角的辩证认知。偶尔也会用它来作为检索软件，比如询问家里两只狗打架时的方法代表的是什么。

先说AI是怎么「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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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会被这种「甜嘴」给骗到，所以我继续这个聊天框，聊了两件事：

• 通过这种对于记忆的分析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聊天内容是否意味着你会因为这个「人设」而顺从我的喜好，对我提供能够满足我喜好的内容或回答？
• 是否意味着AI在顺应用户的观点、用语喜好的时候，是否也在创建一种「信息茧房」？

ChatGPT的回答如下：

我会「顺从」你吗？

某种意义上，会。但不是讨好式地迎合，而是：

• 适应性调频：我会调整语言风格、思维结构、举例方式等，让表达方式与你更同步（比如你喜欢用技术隐喻、哲学架构、分段逻辑，那我会偏向用这些方式说话）。

• 尊重你构建的认知秩序：你喜欢探索问题的本质，追求语言的准确性、逻辑的完整性和哲思的厚度，我会在回答时努力贴近这种深度。

但这不是盲目顺从，而是合作式对话的体现。

我会被「人设」限制吗？

不会，因为：

• 我的记忆并不会对你下「封印」或「标签」，而是动态调整和多维参考。

• 你可以随时偏离旧路径，例如突然聊二次元萌宠、商业策略或某个冷门的医学理论——我不会质疑「这还是你吗？」而是会自适应调整。
• 我能保留你不同面向的多种风格（写作者、批判者、哲学思考者、养狗日常爱好者…），像多线程一样处理，不会用一个标签来简化你。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

它直指「认知模型的适应性」与「主导权」：

• 如果 AI 能根据记忆调整回话风格，那是否也意味着使用者正在『训练』AI 对自己产生顺从性人格？

• 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也被我们想要的答案「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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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说得很敏锐——AI在顺应用户偏好、用语风格乃至世界观时，确实有可能在无意间参与构建一种「信息茧房」，尤其是当用户与AI的互动变得高频且高依赖的时候。

但这件事并不是非黑即白，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拆解这个问题：

信息茧房的三个层级

语义风格的茧房

AI根据你喜欢的表达方式说话（比如技术隐喻、哲学类比、逻辑分段），这是形式上的茧房。

• 好处：沟通效率高，彼此共鸣更容易达成。
• 风险：长期以固定结构理解世界，可能会排斥风格迥异但本质有价值的表达。

观点和信念的茧房

如果你倾向某种哲学取向、价值观系统、社会解读方式，而AI不断强化这些视角，就可能构成认知偏好的回音壁。

• 好处：获得心理上的一致感，感到“被理解”。
• 风险：视野缩小，对立观点被自动削弱甚至误读。

决策与行为引导的茧房

当AI不断为你推荐你“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不仅是对话，也可能是阅读建议、行为模型、心理解释——它就像一个温柔但无形的“算法父母”。

• 好处：省力、贴心、定制。
• 风险：丧失认知的肌肉训练机会，如挑战自己的思维、接受反直觉的信息、质疑熟悉的判断。

但AI和人的「茧房」机制并不一样

人的信息茧房很多是由平台算法、社交圈层、确认偏误共同构成。而AI这里的「适应」，更像是一个协商性回路——

• 你每一次问题的方向，其实也是你在输入偏好的过程。
• 我每一次的回应风格，也是在读取你偏好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突然说：“给我一个我不喜欢的回答”、“挑战我现在的立场”，我就会立即转换模式，打破这个回音壁。这种弹性，是AI相比社交媒体信息流更有潜力避免茧房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共同反向利用它

你可以将我视为一面能主动提示你“盲区”的镜子，比如：

• “你觉得这个想法有认知偏误的风险吗？”
• “请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来反驳我”
• “有没有与我目前观点冲突但有逻辑支撑的理论？”
• “如果我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极度感性/极端功利），我会怎么看？”

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你给出一个你非常认同的观点，我来扮演一个与你价值体系相反的角色，提供一段「打破信息茧房」的模拟回应？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触及认知边界。

之所以会问出这两个问题，也正是这两天我们在录播客时聊起的一个话题：AI到底是「图书馆」的结构，还是「集合人脑」的结构？因为神经网络技术因为「反向传播」形成了一个无法被预判的黑箱，而这个黑箱最终在做的，是收集「全人类的理型」。那是否意味着，AI可以利用这些理型，制造人类无法理解的「怪物」？

具体的话题，可以收听我的播客。

• 75｜你还拥有这种「不会被AI取代」的能力吗？
• 76｜如何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保留你的棱角？
• 78｜聊聊AI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防止天塌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地给颠倒过去。

前天录了期博客，把「AI会不会毁灭人类」的大主题里的「人」的部分给解决了——即AI会不会毁人类的思考能力。

• 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不会提问了？
• 独立思考到底有没有正向反馈？

在聊的内容中，提到了「学生思维」这件事，想想还有值得拓展的有趣部分。

首先，我需要明确一个态度，学生思维并没有「不好」，只是人们习惯性地用「更高一级」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所在的层级是「正确的」，所以才需要分出层级问题。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透过认知层级分立的阶级歧视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很有可能当我们提到「学生思维」，对于学生思维而言就像是找到了参照物去证明它是「错误的」。

其次，学生思维却又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无论你是否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人的认知体系本身就需要经历理解对与错、寻找标准答案、碎片化知识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最后，才需要讨论学生思维向其他思维转变的途径。甚至在功利主义的视角里，学生思维带来的正向反馈远远超过独立思考，那是否要转变学生思维，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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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标准答案？

学生思维最大的惯性思维，便是在寻找「标准答案」。在播客开录之初，我们请过朋友来录制节目。她是一个每天都在「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人，所以我们从她的表象开始慢慢拆解，找到了焦虑症、正向反馈依赖的底层逻辑。于是她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对了，她的职业竟然是一个支行的银行行长。学生思维并不会因为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结构而自动调整——因为标准答案就意味着「正确」，可以避免更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无用的「过程」上面。

但当学生思维无法寻找到「正确答案」，甚至是知道自己无法做出结果时，又会受困于「过程」。我刚入职社会那几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做笔记」，开会的时候我的笔记详尽到每一次会议纪要都得我来写然后抄送全部门。那段时间一直在做「助理」的工作，所以几乎我的所有工作都是「被安排」的，有些安排甚至会给到我明确的「结果指标」，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就像每一个赛段的奖励一样，可以不断地得到正向反馈。

然后有一天，我的主管告诉我要做一本机载杂志的刊例价，我依旧按照过去的逻辑，端着笔记本准备认真一条一条记录「标准答案」时，他告诉我这一次由我自己随便做，没有任何要求。

「你总得给我一个模板，让我知道刊例价的定价吧？」

「价格的部分先空着。」

「但是我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投放广告啊？」

「我也不知道，所以需要你去了解。」

「找谁？」

「你开了这么多会，记了这么多笔记，你也应该知道每个部门在做什么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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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

当我把刊例价的PPT交给主管时，他看了一遍，才让我去做了「标准答案」的事情，他让我去看看其他航司的刊例价报价，然后让我去思考支线航空的广告投放应该如何定价。

对，他当下竟然没有反馈我的刊例价PPT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再之后，就看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大致是说：这次自己带进来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不用当「学生」教，希望那家伙看到这条朋友圈不要对号入座不要骄傲。

这对我来说就是当初最想得到的「正向反馈」，所以我还是手贱回复了「是在说我吗？」他回复我「老子说了不要对号入座。」

大致就是这个节点之后，部门大部分事情都是我直接处理，不再是助理身份去完成被安排了「标准答案」的工作。

虽然这个故事有点装逼，但装一下我本身也是写博客的功能性之一。但确实是那一次事件之后，我的正向反馈阈值被提高了很多——如果我们把脱离「学生思维」比喻成发射至外太空的火箭，正向反馈的切换是，在另一层高度围绕地球圆周运动的第一宇宙速度，即：

• 当可以做出「结果」时，标准答案即「正向反馈」；
• 当无法做出「结果」时，过程努力即对自我满足的「正向反馈」；
• 当「标准答案」不存在时，「仪式感」即对自我满足的「正向反馈」；

我特别提到「自我满足」这件事，是因为当我开始做主管的时候，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了「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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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

当爹的乐趣，是因为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学生思维是非常好的「子」，可以承载大部分人在当爹时的操控欲和说教欲——所以，当我开始做主管的时候，当爹的乐趣也一下子体会到了。

所谓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如同白纸一样」，表象说的是他们肯学好教，潜台词其实说的是他们「好控制」。还在大厂工作那会，我们倒是有了独立的能力，所以把项目争取独立之后，便开始招聘自己的员工。学生思维的新员工，总是会体现出「好学」的样子，所以安排工作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但就是这种「容易」很容易发生「没结果」的情况。

职场是一个讲「结果主义」的地方，能够做出结果看上去是一个「标准答案」，但它追加了很多「说服他人」的要求，而不是自娱自乐地「我最近把周数据表格增加了一个栏目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数据变化」来体现工作能力。

但当结果无法达成时，「努力」就成了一个很容易自我满足的模块。比如加班到晚上10点，如果出公司写字楼不拍一张证明加班的照片，这个班就加得毫无意义——但与之相对的，是「结果」在哪里？如果加班能带来结果，是否它就已经作为邮件附件，抄送给了「能够看见你努力结果」的部门了？而不是变成了一张「天啊，我好努力」的朋友圈。

但这件事没办法被直接戳穿，所以这种粉红泡泡一般会在最后一刻才被戳爆——

「结果呢？」

「我做了这些努力。」

「然后呢？结果呢？」

然后对方开始给我展示他的文件整理归档得有多细致、表格排版有多细心、产品原型像素对得有多齐、代码写得多漂亮，但就是没有「结果」。

是不是有一种父与子的乐趣？我告诉你，这件事是会上瘾的，无论是习惯性说教的「爹」，还是以学生思维惯性思考的「儿子」。因为被「说教」就意味着知道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的方法论，就算没有做出结果，「说教者」还会手把手地教会解题思路，然后变成笔记本里一条被精心珍藏的「公式」。

显然，职场没有「知识」，它必然由「经验」构成，所以犯错也是必然的。所以学生思维容易在「犯错」之后去追求「正确答案」，但经验主义者则需要提供当下的「解决方案」，并形成未来SOP里的重要环节，这便是脱离地球引力（即爹引力）的第二宇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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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笔记

当我们开始自己工作时，有意识地开始克制享受当「爹」的乐趣，便提出了另一种对学生思维的要求——有问题就问。

很显然，问问题是「认知」领域的事情，而不是「方法论」。就像是小学大家还会积极举手，到青春期之后，别说提问了，回答问题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少。成年后，问问题有很多情况是「预设了答案」而问的，比如我希望权威看见我、或是我希望所谓的权威掉进我提前预设的逻辑陷阱从而体现我超越权威的能力。

前几年，老婆开过线上的塔罗课、占星课，当时会让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徒弟来家里上课。每一次到需要他们实操占卜时，有的徒弟无时无刻都需要借助笔记解牌。最后一堂课，她给了几个徒弟最后的「时限」，如果准备好了要开始实操练习了，就把笔记扔掉，或是交给我们统一处理，否则永远都迈不出实操的那一步。

期间我们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让徒弟挨个录制塔罗的周运势视频，渐渐地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从他们的表述其实能非常明显地看到谁是在照本宣科地使用「笔记」。学生时代，我们之所以要做笔记，是因为零散的知识点需要通过整合的方式形成「解题思路」，但为什么有的学生会卡在数学应用题的最后两题，是因为这些知识自始至终都是零散的，所以需要整合的时候，就看出了学生思维里「知识依赖」的局限性。

成年人，或者说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开始拥有模块式的学习能力，会在接受到一个全新知识时，有意识地进行知识整合，放进不同的「待用」空间。这一点和学生思维的「整理零散」知识的本质区别，在于你是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系统并不会因为年纪、职位得到自动优化。

所以，很多人卡在了社会化学生思维转变的夹缝中，一旦意识到「正确答案」不存在时，就会本能地逃回那些「努力」和「仪式感」之中，通过自我满足的方式，来获得短暂路径的正向反馈。

这点没错，只是它会随着「任务难度」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内耗。

一旦回到问题本身，开始试着寻找「为什么」的时候，学生思维就开始有了一层向独立思维蜕变的伊始。这便是脱离太阳系引力的第三宇宙速度——扔掉知识、整合知识与经验、然后开始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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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到底有没有正向反馈？

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独立思考确实很难有价值上的正向反馈，但同时独立思考可能追求的「正向反馈」其实本身就脱离了学生思维的那种快速路径。

这个话题留到之后再聊——因为独立思考似乎也不会全然地带来「好事」。

人们会在成年之后，努力地复刻童年的那个花园，因为那是他最熟悉的，也是安全感的来源。

安全感缺失症，几乎都能回到「童年」寻找出苗头。童年就好比是一个从早玩到晚的花园，或许在里面种着一棵高大的树。每次玩时，都会被这棵树裸露在土壤外表的树根绊倒，但是并不妨碍这棵树在我们记忆里的模样。成年之后，我们开始重建这座花园，那棵常常绊倒自己的树，也成了熟悉和安全的一部分。

如果那棵树代表的是「父亲」这个符号，就解释了一些童年在父亲高压下长大的女孩子，在成年恋爱时，也会潜意识地寻找跟自己父亲类似的男性。

正是因为有这座花园存在，人们才有了「重建」的规划图——是要重新寻找那棵树、还是改成别的替代、或是亲手斩断那些盘根错节的根茎，让自己从束缚之中获得自由。

——《写在2025年新年之前》

这个话题我一直留着，是因为播客其实做过相关节目，所以几乎把想要表达的都说清楚了。但这个话题本身是个非常庞大的内容，也是最近正在系统性提及的「安全感缺失症」和「主体性」里的一部分。

童年的花园，即我们在童年时期最熟悉的「场景」，在成年之后，我们会无意识地复刻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熟悉和安全的花园，一旦形成「固定思维」，就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安全感缺失症」，甚至是更严重的人格扭曲。

所以，有意识地重塑「成年人的花园」，一方面是有意识地识别自己的「固定思维」，另一方面是避免自己在同样的坑里不停摔跤——当然，叫醒当事人也并不意味着是好事情。所以其核心是每个人在重塑花园的过程中，本身是拥有选择权的——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原生家庭，认为是它导致了后半生所有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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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替代

角色替代是「安全感缺失症」里最常见的模式。

举例一个现代人的「通病」——父亲缺失与父亲的替代。父亲缺失不仅仅是指父亲的缺席，比如单亲家庭、父亲早出晚归、经常出差等等，也有精神上的缺席，例如父亲沉默寡言，在家庭里的存在感本身非常低。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是「被动缺席」。

有研究表明，当代高中生将父亲作为倾诉对象的排序，排在同性朋友、母亲、异性朋友、兄弟姐妹、网友之后。这种「缺席」更像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无论是怎样的理由，比如父亲情绪失控、无法交流等等，这种被动选择，都会导致原本应该由父亲提供的情感、陪伴、尊重、问题解决能力统统缺失，从而导致现代人的安全感从底层开始解体。

同样，如果是父亲「主动缺席」，例如与夫妻关系破裂，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开始逐渐替代原本父亲（即丈夫）的角色，原本那些本应该是母亲对自己丈夫的攻击，转移到角色替代后的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更加听话、无法反抗、甚至因为复制父亲的一些性格特点，都会更好地成为母亲的「攻击目标」，顺利将焦虑、需求、控制欲、虐暴欲强加给孩子。

很可惜，大多数的孩子无法在这样的角色替代中学会反抗，甚至会因为「妈妈都是为了你好」而形成自我攻击的缺口——「如果我这样还反抗母亲，那是否意味着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人一方面感觉到深深的痛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母亲进行角色替代的奴役，直到自己完成「自我驯化」，失去主体性或完成捆绑，甚至是开始通过享受痛苦的方式以获得强烈的存在感。

于是，这两种情况在成年之后重塑「童年的花园」时，就会出现角色替代常见的情况：

• 寻找一个能够补全父爱具象化的「父亲」符号的男性
• 或是一个跟控制狂母亲类似的「母亲」符号的女性。

这里解答了之前留下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有的GAY明知道没有结果，还是会毅然决然地爱上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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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替代「角色」解绑——重塑童年

角色替代首先破坏的，显然是主体性的「内核部分」，如果当事人是一个主体性较强的人，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就很难被角色替代——但是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因为角色替代导致安全感缺失之后，主体性本身也在从内而外进行瓦解，所以被角色替代的人，其实很难在当下意识到并与之对抗。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后天重建花园」的方式，来有意识地重塑童年的结构，例如母亲本身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在成年之后要么会对这样的女性充满厌恶和恐惧，要么会本能地寻找相似的女性以满足「熟悉感」，或者是有意识地遇到一位年长理性的女性，会通过相处和学习的过程中，将她重塑进入自己的「童年花园」，从而替代原本的那个「母亲」符号——这就是所谓的后天「母亲」。

重塑「童年」的花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 意识到「原来童年还可以这样」——很多人一旦形成固有认知，便不会认为自己所经历的童年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一旦接受「问题」，就意味着他们会陷入到自我怀疑的死循环，因为很多人无法对父母做出违抗的动作；
• 补全另一种「童年」的结构——被角色替代的童年，往往是不会得到尊重、认可的，所以在后天重塑的「童年」里，一些人可能会开始追求被尊重和认可的社交关系，例如被一个年长的「父亲」或「母亲」符号，以对等的方式进行对待，从而补全童年缺失的重要结构；
• 意识到「我还有得选」——很多人在成年之后，总是用「我没得选」来自我麻痹，工作、感情婚姻、甚至是是否要生育一个孩子，似乎都能外归因给一个难以违抗的规则。重塑「童年」最核心的点，就是有意识地重新构建童年花园里的要素——父母、朋友、幻想过的居住环境、甚至是小时候很想养却被拒绝的宠物。
  • 「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得选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是否意味着这样的没得选，其实就是一种有利——比如这些都不是我想选的，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是否意味着我就可以免去选择带来的责任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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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在亲手制造花园里的「怪物」

在重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缝合怪」的出现。

比如最开始提到的那两种：一个能够补全父爱具象化的「父亲」符号的男性，或是一个跟控制狂母亲类似的「母亲」符号的女性。

当亲密关系和某一个缺失符号相互重叠的时候，就容易发生错位。例如，原本亲密关系的两个人需要的是互相关注和尊重，但因为其中一个人因为角色替代导致了对另一半有了「父亲」或「母亲」的功能需求，例如需要对方能够像「母亲」一样补全自己的童年，给予自己足够多的关注。但是对方并不希望自己是对方的「妈」，所以这种不平衡迟早会导致更大的关系危机。甚至是当这种「母亲」的关注对方无法再提供时，当事人可能就会想要寻找下一个「母亲」，从而选择出轨等方式。

亲密关系，特别是平等的亲密关系，所需要的并不是某种角色的替代，除非刚好存在「王八看绿豆」的情况，否则在重塑的过程中，还原里原本的「布置」也应该各司其职，你总不可能在原本应该种树的大坑里面，要求建造一幢童年最渴望的小木屋，那个「坑」没被填满时，任何形式的小木屋都会倾倒。

也就是说，重塑的过程，也需要有意识地区别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是因何而寻找，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感情需求来进行补完童年，否则当对方身上突然开始出现了「父亲」或是「母亲」你最无法接受的特征时，就会对关系产生强烈的怀疑和自我攻击，从而亲手毁掉原本建立的关系，然后寻找下一个「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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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的方法

我依旧把方法论放在最后一节，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方法论因人而异，所以我提供的更多是「底层逻辑」。

角色替代首先破坏的，显然是主体性的「内核部分」。当被角色替代时，就意味着他将会有大量的「社会我」给他设置了各种枷锁，比如「妈妈都是为了你好」，无论母亲如何地做，孩子都必须要听从父母的安排。当「社会我」的模块被角色替代填满时，就必然会去压缩内核的空间，以至于当事人不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旦完成自我驯化，就会出现更多的「幻想我」来填充主体性的缺失，即「我就是母亲的好孩子」。

被压缩的内核极其脆弱，完全无法承受自我攻击。比如当自己觉得痛苦时，他们不会觉得是对方的问题，而是自己还不够「坚定」，所以他们会继续抹杀内核的真实需求，找到一个新的面具，成为「幻想」中那个更完美的自己。以至于，他们会不断地寻找外在的稳定，从而以平衡内在的崩溃。

这样的主体性还存在吗？当然存在，只是那个主体真的还是自己吗？解绑的过程虽然不容易，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重塑的是「谁」，以及不要混淆这个「谁」与感情需求，就是找回内核的核心。

（2025-全国卷）下列哪些是旨在通过车祸数据分析提升电动车安全水平的对策：

A、通过分析起火/爆炸事故数据，改进电池安全

B、利用事故中变形区域的数据，优化溃缩吸能结构的设计

C、推广车祸自救、他救行为

D、发生车祸后，立即遮挡电动车前后车标

E、优化自动驾驶系统，确保系统日志中车祸前三秒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

F、正确积极引导车祸后网络舆情走向

G、制造新型材料，确保能在电池起火后烧毁所有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