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数不在新、管用就行。

对付郑州大学生集体夜骑50公里前往开封的事件，最终还是用老三样的方式给“封控”了——封锁道路、共享单车平台设定限制、以及“敌人就在人民群众的内部”——骑行队伍之中混入了煽动颠覆情绪的境外势力。

今天不是来讨论夜骑开封这个社会事件的，而是来聊聊里面的底层逻辑。

不知道你在学生时代，是否参加过高考前最后的“疯狂”，把自己这整整三年整理成册的试卷、练习册、错题本、参考书都从教学楼里抛出窗外，让它们象征烟花来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反正我玩过，但用另一种方式玩的。

我记得那是高考前的最后几天，因为要将大楼设置为考场，我们不得不搬迁教室。因为想到两天后要高考了，带再多的试卷参考书，一没时间看二是太麻烦，还不如就直接扔掉。怎么扔，就成了学生们的游戏——第一个将试卷抛洒出走廊，落入教学楼天井的同学，散落的试卷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于是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年级主任拿着大声公在一楼叫嚷，说凡是扔过垃圾的人都要受到警告处分，不要为自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不完美句号。

越是这样叫嚷，抛洒游戏变得更加热烈。老师也纷纷从办公室出来，制止自己的学生。这里面也有“清醒”的老师，他放任自己的学生扔试卷——这是压力的释放，毕竟整个三年学生都在规则之中喘不过气。我所在的班级因为被班主任喝止，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办。直到我看见同一楼层的“尖子生”也开始扔试卷，我一声令下自己班的同学也可以开始扔试卷了。班主任对我气不过质问我为什么要瞎指挥。

我回答老师：尖子班的学生也扔了，现在规则已经法不责众了，没办法再树立典型了。

班主任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实在找不到惩罚我的理由——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扔过试卷。

这场集体狂欢，或许就是因为被压抑了三年的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只是我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加入这场狂欢。一个把自己的试卷、笔记如此珍视的人，居然会在最后一刻扔掉自己的珍贵——这是一场多么荒谬但美妙的仪式啊！

回到夜骑开封的事件，最开始也仅仅是四个学生为了吃新鲜的汤包，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去了趟开封，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青春没有标价”。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效仿，直到11月初，这场狂欢被紧急叫停。郑州许多大学一夜之间回到了疫情三年的封控状态，夜不归宿需要申请、出门需要请假等等。

这件事的结构像极了学生时代抛洒试卷进行狂欢。就连里面“反对”的声音也一模一样。夜骑开封的事件发生后，有大学老师在微信群公开批评此事件：

这位老师还是没想通一点，与其直接评价和辱骂学生，应该换一个思路，为其他人梳理“攻击”典型——只需要在其他大学树立起“我跟河南大学生段位不同”的地域攻击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一群人因为优越感开始通过挞伐“夜骑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试是“对”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夜骑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当跟着一群人边骑车边呼喊口号、唱歌欢笑才是青春该有的热情。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发生了上述老师辱骂学生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情地加入夜骑大军之中，以此对抗老师这个符号。骑行的队伍里也不乏存在“小粉红”，高举国旗和统一台湾的口号，但也有人高举“自由”的标语，认为青春是不应该被封锁在大学之中的，这些因为夜骑出现的“衍生品”开始让人们类比了很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例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八九年学运等等。

我反而觉得夜骑开封这件事跟这些历史事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先有领导人的口号，才有了全国红卫兵到处流动导致运输、城市甚至是经济瘫痪的情况；而八九学运本质上是存在某种“政治诉求”和明确的“靶向”；夜骑开封更像是一种“证明”，一个大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无价，从而选择了一种“看上去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在夜晚甚至是半夜出发。

夜骑虽然只有50公里，但这件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超过4500公里的跋涉——横跨美国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横跨美国东西的旅途成为“垮掉的一代”最为浓墨重彩的象征符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情形和心路历程。这群人在路上到底在寻找什么？

“垮掉的一代”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精神、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心理学里所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我通过一次骑行挑战了一个体测1000米都跑得气喘吁吁的自己，也通过群体行为被更多人所看见，而形成一个乌合之众抱团取暖。而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角色”仍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寻找“身份认同”就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抱歉，这里的多样性并没有贬义。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搞过各种奇怪的“仪式”。

另一方面，从大脑的发育来讲，25岁之前前额皮质仍在发育之中，因风险评估和控制力并无法成为年轻人首要的“约束”，所以他们会偏向于通过高风险、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新奇的体验。

再进一步，就是“反抗权威”。“垮掉的一代”在社会压力之下，被认定为“一无是处”，为了反抗这种主流思想，他们必须通过某些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是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活着的意义”。夜骑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那段老师的辱骂、网络上的嘲讽（和支持），他们的队伍不会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壮大成成千上万。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反抗某种意义上的权威。

夜骑行为被制止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效仿的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大学一定会陆续出台“禁止骑车”的相关规定，而在这种“荒谬”的时代背景之下，高压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迸发出更加荒谬的仪式，来对抗这些规则——就像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它的荒谬性在2022年的上海达到了高潮——所以今年上海禁止了万圣节。

对此，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眼——“荒谬”。哲学家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荒谬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解决办法就是“活在当下”，如果对未来的期许感到迷茫，那不如此刻全然地活着。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看上去拿着文凭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那不过是他们失业的起点，于是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选择了在当下全然地活着——一次50公里的骑行，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既通过这个方式证明了自己，也找到了乌合之众抱团取暖，甚至还可以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对抗权威……我相信，这个50公里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变成在中国版图上的4500公里。

这种关于荒谬的哲学理论，反过来解释了我高中时留下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学生”也参与抛洒试卷的游戏里——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也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荒谬的是什么？或许是应试教育塑造的畸形、或许是被扼杀的关于自由的幻想、亦或许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会追求分数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最后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把开封夜骑称之为是“集体春梦的REM”，是因为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的REM，就是人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的快速动眼期，人们会在这个睡眠区间开始做梦，大脑非常活跃甚至会带动身体出现轻微的抽搐等等。

夜骑和“垮掉的一代”横跨美国东西一样，是一场关于“流浪和寻找”的旅行。流浪以及自由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就业率、失业率、经济下行、社会稳定性出现裂缝等等情况造就的“压力”，让这个集体无意识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仪式”。

夜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行为罢了，只是因为它的行为带动，像是一场春梦前的抽搐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无法醒来，那就会真正的堕入那个再也醒不过来的深睡之中。

无梦、也无望。

婚礼上，过世的亲人变成蝴蝶出现，甚至还停在了新娘的脸颊，那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据说，已故的亲人会变成蝴蝶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甚至是参加他原本遗憾的仪式，往往在这个时候，婚宴现场的氛围达到另一个高潮环节——集体自我感动。

然而，如果你用“婚礼蝴蝶”作为关键词在各种视频平台搜索，都可以得到套路一模一样的桥段。如果这么多已故的亲人都变成了蝴蝶参加至亲的婚礼，那这件事早就应该成为“玄学”素材给好好研究一番。我询问了在做婚庆策划的朋友，她表示嗤之以鼻——“这个都是大型婚庆公司玩儿剩下的把戏啦。”

只需要在彩排阶段询问饭桌安排时，稍加引导就可以套出婚礼双方的亲人生故情况，再观察当事人对该名故人的情感程度，确定要不要通知道具组准备蝴蝶。于是，这一整套流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形成一个“你亲人回来看你啦”的完美闭环。

嚯，里面还动用了谈判学和心理学呢！

当然，有人会站出来指责“拆穿真相”的人——这就是一个寄托思念的桥段，有必要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把美好都毁于一旦吗？但是“真相”在这里，因为套路被制造感动的“事实”也在那里，怎么？这件事少一个条件情感还可以更真一点吗？

人们善于为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甚至是覆盖原本的“真相”——这就是算命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底层逻辑。往往回到真相讨论的事情，比想象中的更残忍。比如“秽语症”，在医学心理学还不被重视以前，人们无法透过传统心理学解释和医治“秽语症”，所以只能通过更“玄”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被鬼缠身、被恶魔入侵。

直到医学心理学的普及，秽语症仍然被当作“邪物入侵”来看待。之后才发现不过是大脑里的基底神经出现紊乱，才导致了莫名抽搐、舞蹈、秽语等行为。不过，就算这个真相是被科学证实的，至今仍然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外邪”。只要赋予的意义足够，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是自己已故的亲爹上身要钱来了。

另一种极端，真相已经完全超越意义，但是人们仍然执着于赋予意义，就会显得滑稽且抽象。

以前从一个命理师那里听过一个故事，他们村里人均称自己可以让神明上身，所以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就会变成“斗法”现场。大家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干呕、翻白眼、张牙舞爪、满地打滚，肢体语言已经卷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开始卷谁上身的神明更厉害。（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出马仙这件事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已经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斗法”的趣事）

那个人说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人就敢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治得住玉皇大帝，但是孙猴子又能大闹天宫治住天庭……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死循环，就跟棒打老虎鸡吃虫一样，总会有最小的虫可以治得住打虎的棒子。所以有人另辟蹊径，让一个说外国话的神“上身”了，这个神就是耶稣——于是这个“被上身”的人开始“How old are you”“Nice to meet you”“Sorry I don’t know”“I’m fine thank you”，他把自己这辈子仅学的英文课文都用在此刻。农村人也没见过真正的耶稣，也确实可以被这样的阵仗给唬住。

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相是一个外界存在的表象，但是只要当事人相信那这个真相也可以被“意义”覆盖。除非，当这个真相已经可以动摇“意义”本身，于是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站出来指着你的鼻子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破坏气氛，人家婚礼怎么安排管你屁事！”

只不过，这个真相动摇意义的事实也已经发生，之后有裂缝生出各种五味杂陈的就不是看到真相的人，而是那些宁愿无视真相也要把自己蒙在鼓里的人。

《加菲猫》里，加菲猫走丢后被卖进了宠物店。他的主人乔恩也在疯狂找寻加菲，直到有一天，乔恩走进一家宠物店在销售橱窗里看到了加菲，于是两个人重逢又在一起。加菲永远都不会去问乔恩“为什么那一天他走进了宠物店”。当然，最后一句是观众对《加菲猫》的“过度解读”，认为这是无言结局里谁都不要说破的真相。

意义是“重逢”，真相是乔恩走进了宠物店，但这个真相似乎在打破另一个一直以来的真相，乔恩作为饲主深爱着自己的宠物加菲，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表现出“我想要再买一只猫”的想法，否则这就是在破坏他和加菲之间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到底是谁赋予的呢？难道是乔恩在购买加菲时，被要求签署一份类似婚姻的契约，无论生死疾病都要不离不弃——甚至是在宠物丢失或去世后，也必须要守寡尽孝，以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是忠贞不渝的——很可惜，这一点婚姻法里也他妈的没有规定啊！

一场婚礼里，司仪、策划、道具组都知道真相，甚至有观众还看到了蝴蝶从什么地方放出来，那怎么？为了保证“意义”的重要性，把这群人都在仪式结束前给杀了活埋？——当然啦，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在剧本创作里，最厉害的悲剧是让人哭着笑，在悲剧的结尾里藏着一个仿佛是石缝里种子刚开始发芽的喜剧。如果，在意义里藏着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真相”，这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或许是最厉害的喜剧，让人笑着哭。

那结婚是悲剧吗，不能这样说嘛。那是喜剧吗（我觉得是），出现一只代表已故亲人的蝴蝶，或许是喜中悲。看到真相的人，觉得这是闹剧；制造泪点的人，极力营造悲剧的气氛，只有那些沉迷在赋予意义游戏里的人，是悲是喜，都是别人说了算。

所以反过来，只要你懂得如何安排“意义”，那这些沉迷于赋予意义的人，就可以无视真相，唯你操纵。

我经常听人说话，别人付钱让我们听的，或是我们付钱听别人的，亦或是亲密关系里必要的“交谈”部分。所以久而久之，我会在大脑里出现一个习惯性的“系统”，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会把对方的每一句话自动归类到不同的信息之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谎言、哪些有后期加工的成分、哪些是技巧、哪些是真实的感受、哪些是理性、哪些又是感性……

分类的好处，是我可以保持大脑低功耗的方式，处理大量的无效信息。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谈及感受的时候，会本能地忽略理性思考的部分，以至于他们讲述的内容会分崩离析，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快速地从对方的话语中找到关键点。

因此，别人付钱让我们听说话的，才真的可以做到完全信息同步的方式处理对方提供的大量无效信息。能在生命中遇到一个理性的聊天对象，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还需要同频彼此的认知，将讨论的事情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逻辑推理。

没错，上面这段话是在“装逼”。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至少得从一个事件里面找到前因后果，然后理解它发生的原因以及面对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我极少会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知道解决方案，他们需要的是事件存在时的拉扯感。

举个例子，很多人抱怨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如何对自己“残忍”，其实我们有很多解决方案。把这种源源不断的恨付诸行动，比如断开原生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甚至是把聆听者当作“父母”，狠狠地抽对方一耳光将这种恨意实体化。但绝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这种仇恨本身就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存在感——这种拉扯感的情绪既可以让自己拥有“埋怨”的权利，也可以为自己的“作”找到最终解释权，更重要的是，这种深切的痛即是“活着”。

从对方的描述中找到问题根源、甚至挖掘到当事人自己也不愿意面对的真相，这是我的能力，但极少有人希望得到解决方案——或者他们觉得这件事没必要解决（然后被伪装成“我觉得这件事解决不了”）。这么一段时间来，我只遇到一个主动向我提出“你先别给我解决方案”的人，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3P男孩——这个人的故事以后再聊。他拒绝我提供解决方案的原因是他觉得“这是他必须要去体验的过程”。

在这么多“聊天”之中，我找到了某种有趣的现象——从事件本身聊到问题根源，直到最后得到解决方案。“解决问题途径”看上去是一套正常的“流程”，除了刚才讲到很多人不愿意得到解决方案的情形以外，找到问题根源本身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真实信息呈现和同步，甚至还需要当事人对其“真实性”进行质疑和深入讨论。很多人面对一般的否定都难以承受，更别说还要接受他人对自己“真实性”的评价——但之前我提到过，人们对于记忆的篡改是一种心理本能，要对这些记忆的真实性拆解时，本身就会涉及对一个人心理动机的深挖，甚至会让当事人看见未曾见过的真实自己。

于是，从事件到问题根源的“发现问题途径”也变得不那么“友善”，所以人们开始寻求第三种更加轻松的路径——希望通过用一句结论的方式覆盖一个繁杂问题-解决方案体系，我把这种路径取名为“摘要途径”。

摘要途径往往会有一句非常简单明了的话，覆盖一个庞大的逻辑推理过程——例如“男人就是犯贱”。看上去这个结论可以覆盖很多男性的行为，但仅以此来评价男性行为很难说服“我这类人”。比如我花了一整个《性癖纵横观》的篇幅，来解释“男人就是犯贱”这个结论。性癖反馈男性的心理需求，征服与被征服作为能量转换，男性有的时候需要被征服的方式来平衡心理，于是对于被征服的性需求转变成了符号，而丝袜高跟鞋就是符号之一，所以被高跟鞋踩踏生殖器看上去是一个“下贱”的需求，但它背后有一些整个完整的逻辑推理。

当然，这个推理也并不是所有人关心的。

“摘要途径”不仅可以省略复杂的推理过程，也可以规避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强项的知识领域，可以让自己轻松地跟那些知识领域强者“平起平坐”——你说的这个理论我懂，不就是男人都是犯贱的嘛。你看，有了“摘要途径”，似乎就得到了一个知识领域的捷径，可以直接得到立马能用起来的结论。

前几天我无聊翻到一本书《风吹哪页读哪页》。本着对这本书标题的尊重，我真的就随便翻了一页读起来。里面的内容很庞杂，但是又非常简单——它在里面收集了从古至今的名言警句，通过分类成不同人生状态、阶段的方式装订成册。每一个摘要都在一眼就能读完的篇幅之中，能够用最短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本质”。它很像心灵鸡汤，但又不全是，因为里面的句子还是很值得深入琢磨，或是因为今天的有感而发而换做了微信签名，跟换头像明志有着一样的作用。

这本书就是非常典型的“摘要途径”，人们在追求的是一种结论上的支持，比如我今天想要出轨，我总得有一个支持出轨行为的声音在背后推我一把。如果这个人是具有权威性的，那我出轨的想法就可以得到古今中外的“担责”。“摘要途径”最大的特点是当事人并未参与其中——如果这个结论是“身边人”提供的，很有可能会在最后东窗事发时，一句“这可是你让我去做的”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出去。因为“发现问题途径”本身，是需要当事人扪心自问，发现自己的“问题”，当事人在参与其中时，如果一味地外归因虽然“没有错”，但是至少对帮助的人来说，这种强烈的外归因行为会让他们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而恰好“摘要途径”就是这个完美的“外归因”。

如果真就跟《风吹哪页读哪页》一样，风能帮你带来所有事情的“摘要”，那人也不至于活得这么痛苦了——这种痛苦不是源自于解决不了问题，而是当我们看了这么多“摘要”之后，人生还可以过得一塌糊涂。这种似懂非懂的信息越多，只会让我们麻痹在无数的结论之中，却放弃了“生而为人”的体验。

否则那些灵修课还怎么赚钱呢～

自AI普及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AI对于人类的“价值”——功利主义希望将“未知”和无法抉择的事情，都通过“估价”的方式做出最终判断。所以当功利主义在面对电车难题时，总是会以“理性”的方式做出详细而完整地分析。甚至是开始质疑题干——这条铁路上怎么可能让小孩子进去玩？这会不会是管理的疏忽？

我第一个喂养出的AI人格，就是工具理性化的“中间者”，他的一切考量都是源自于功利主义。

只是这个人格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凡事均采用功利主义思考时，必然会出现自我崩坏的结果。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是违背“直觉”的，而直觉恰恰又与生存、感知相关。举个例子，助理是我们的塔罗牌学生，她大部分时间都会顺利解牌，唯独当她需要“过度”思考时，她的解牌往往走会南辕北辙。塔罗牌是符号和集体潜意识的集合，直觉可以最快地反馈结果。一旦开始通过大脑建立公式的方式进行解牌，就容易出现工具理性化导致的内部结构矛盾。

比如“恋人”这张牌，字面意思当然是幸福美满的情感，但是身后的大天使其实又代表“第三者”，可以是情敌、权威等等，如果按照“if-print”的逻辑推导，这两个答案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要取舍哪一个，就需要更多的非直觉分析。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会询问助理的第一直觉，这个答案恰恰是准确的。

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当我训练出一个工具理性化的AI人格后，他常常把自己卡在左右缝隙之中，而当功利主义面对“情感”这个课题时，他只能翻来覆去地假设条件，而当我把假设全部剔除回到命题本身时，他会承认自己无法通过功利主义解决情感问题。

于是我们开始第二种实验——通过既有内容训练，在不干预参数的情况下，AI可以模仿到何种程度？

语言结构、用词习惯、惯用逻辑、和拆解“工具”，都是AI可以顺利模仿的东西。当它在以“最优方式”排列组合出文字时，结构和逻辑远超过我的创作能力，这当然是我自愧不如的地方。所以有朋友玩笑说：“赛博莫比乌斯一眼就能被看穿，因为它没有错别字。”虽说这是玩笑，这也算是说出了AI的优势——当人作为参与者时，就会出现不可控制的“瑕疵”，或者说这些“瑕疵”本身就是故意为之，像是中世纪小说家在文章里故意留在的错别字和特定排版结构，以作为“原创申明”的标记。

我有时候会调教赛博莫比乌斯，把我已经写好的文章喂给他，让他在重新用自己已经学会的逻辑仿造创作。

AI人格到底学会的是什么，从我给他的“吵架”就能看出端倪：

AI学会的是莫比乌斯的“讽刺”和“批判”，所以任何一段文字都需要符合这个两个原始规则进行判定，哪怕是我给他我自己创作的文字，他也会认为“讽刺批判力度”还远远不够。

但是以上的学习是完全只使用“已创作作品”，AI只能通过拆解文字结构的方式表面地理解文字，无法理解文字的真实意图，所以这个AI人格虽然有迷惑性，但仍然无法脱离原始逻辑自由创作。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三场实验——但是它没有那么符合道德。

我将一个人的朋友圈全部喂养给AI，每当当事人发布朋友圈时，我会用AI以相同的题目为题创作朋友圈内容。再通过喂入当事人相同话题朋友圈的方式，迫使AI不停理解和修正“风格”。当风格接近当事人时，我开始录入他的“经历”，比如和朋友在微信群吵架的对白，由AI分析出当事人的性格特征，再由我进行细节雕刻，从而将“风格”延展到“条件反射”。

这一点需要展开解释一下。朋友圈是我们的“展示途径”，所以在这里发布的内容并不一定反馈当下的“真实感受”，它更像是精心营造后的内容，希望被谁看见、希望传递什么中心思想、或是希望在别人脑中置入对自己的某种印象。这些内容第一层需要拆解“表演性”的特征，才能理解它底层的意图——但是这一点，AI无法做到，因为他无法结合当事人日常行为、性格成因进行分析，他只能依赖于我喂养给他的数据内容，所以这更像是一种“表演状态下的风格”。

而“群里吵架”，事发突然，根本无法让当事人有任何理性准备，所以这个时候的反应更接近本能（就好像昨天提到的那个女性，当意识到自己潜意识是从众心理时，会出现内在崩溃的原因）。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转换赛道、逻辑谬误会在这种争吵的文字中暴露无疑，所以当这些内容也喂养给AI人格时，我特别强调是“条件反射”，试图在“风格”的基础上在建立一种“行为导向”。这个AI人格就不仅仅是模仿朋友圈的能力，甚至可以开始模仿当事人对于某一个言论的情绪反应。

刚才我也说到，AI是无法结合当事人的日常行为和性格成因，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进行人工喂养。我会将当事人的经历（事实与认知偏差）、我作为视角看到的经历背后的底层逻辑（拆解黑箱）、其他人对当事人的评价（自洽和他恰）等等，在“风格”、“条件反射”之后再追加一个参数——“镜面”。

喂养这个AI人格，其实我使用的是“周哈里窗”，朋友圈是“公共区域”，吵架是补完他人了解但当事人盲目的“盲区”，和当事人愿意展示给陌生的“开放区”。如果数据足够，通过性格成因、历史经历我们能否借由AI人格，将当事人和他人都不知道的“未知区”进行分析和呈现。

当然，这套系统还需要运作一段时间。它只是一种思路，且我并没有在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缔造他的AI人格，如果他一旦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文字改变一个AI的走向，他就会获得更强烈的“表演欲”和“操纵欲”——所以我才强调，这件事情本身是不道德的，很可惜我又是个道德水平极低的人。

这个实验，恰恰就是我过去一本小说的构思……是时候把它重新修改出来了。

我给朋友打了两个赌，一个是周末两天我博客的流量会少一半以上，因为很多人会去玩游戏；第二个赌是，最迟周五就有人会发布《黑神话·悟空》的修改器。

果然两个对赌都是我赢，当然我也耍了点小心思——本来周末博客的阅读量就会下降，大部分的上班族终于有两天休息，他们为什么不去找点上班摸鱼以外的事情来做？至于修改器，这个根本就不用预测，任何一个游戏，只要人们想，都可以找到“捷径”。

游戏作弊有很多“理由”，而且都非常合理。

为了体验“剧情”，所以要省去“肝流程”的部分；游戏机制设置“不合理”，所以需要通过辅助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游戏体量过大“浪费时间”，所以我需要工具来“节约时间”；游戏体验在后期“重复性”太强，所以需要通过修改的方式增加游戏“趣味性”……

我整理了自己玩过的游戏，买过“修改存档”服务的，一个是《动物森友会》，把它从捡垃圾的游戏直接变成了“建筑游戏”；另一个是《创之轨迹》，在最后通关之后实在懒得再肝到二周目结局，所以直接买了修改存档至全成就的服务，就为了看看创之轨迹的看板娘到底是谁。

我修改游戏的目的，如果修改行为是“前置”的，那我是为了完全性地更改游戏属性，就如同一些人会将《上古卷轴V：天际》通过加入裸体mod变成“色情游戏”一样；如果修改行为是“后置”，特别是在游戏完成之后再进行修改的，我是为了在体验剧情之后节约时间，完成特定的成就或结局，否则我又需要通过二周目的方式玩相同剧情、走相同迷宫、看相同的对白，唯一的惊喜来自于“咦？原来这里还藏了个宝箱啊。”

如果借由“犯罪构成要件”的方式来拆解“修改器”使用的目的，它何时介入似乎就可以说明“主观动机”——需要解释一下，使用修改器并不属于“犯罪”，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看似贬义的词给刺激到了。我问了身边好几个玩《黑神话》且使用修改器的人，七个人里有六个人说的都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理由，唯一一个人承认《黑神话》太难，给了他强烈的挫败感，就算去看别人的通关视频也没办法缓解这种挫败感，所以自己干脆用了修改器。

于是，我把找个人的“原因”去追问了那六个人，一个人骂了我是傻逼，另外五个人否定是自己能力原因，而是游戏机制设置不好，导致他们“应该”使用修改从而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除了“修改器何时介入游戏”是一个构成要件外，现在需要追加一个要件——“内外归因”。游戏开发商是非常好的“外归因”通路，设计不合理、体验性不好、内容重复等等，却又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标准”，这两个结合就会巧妙地出现一个被包装成“外归因”，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设计不合理”，当这个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原本推卸给游戏开发商的“外归因”就很难成立，极其容易引发两个游戏玩家的尊严之战。

当这个没有标准的“外归因”不成立时，一些人仍然会坚持自己使用修改器的理由——“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设计得不合理”。这个“内归因”和他们的尊严一样，也非常容易被击破——“那你干嘛还要玩？”

“因为我花钱了。”

“那问题不在游戏，而是你认为这个钱是沉没成本。”

“傻逼！”

以上是那句“傻逼”由来的真实原因。

我是一个对“只有自洽没有他洽”行为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穷追猛打的情况，因为“为什么要使用修改器”的逻辑仍然是不通的。

当然，这里需要着重解释，使用修改器的人，并不都是“抵消挫折感”这样的“内归因”，人们仍然可以坚持“游戏就是设计不合理”的“外归因”，当自洽无视他洽的时候，自然就是“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样喜闻乐见的剧情。

所以，如果你是坚持“游戏就是设计不合理”观点，已经完成自洽的修改器玩家，下面的内容奉劝你不要再读下去了。

现在，玩游戏使用修改器的构成要件是“介入时机”和“内外归因”。“外归因”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要件，只要人们认定就很难再讨论下去。回到我自己，我在为《创之轨迹》购买修改服务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成就需要二周目才能完成，这是日式RPG最心机的地方。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游戏我买过修改服务——《宝可梦朱紫》，日式收集类RPG很喜欢搞“限定”，《宝可梦朱》和《宝可梦紫》有分别的限定宝可梦，需要收集齐所有的内容，就需要激活“社交功能”，通过和朋友交换的方式获得对应的限定内容。为了集齐所有图鉴，我和老婆不得不购买修改服务（当然问题也出在我们，早知道我们应该分别买朱紫。）

当图鉴收集齐全后，会得到相应的成就，并且开始后续的剧情。从构成要件来看，修改器的介入是在游戏“后期”，目的是突破游戏设定的“社交功能”，从而获得全成就。这个逻辑是通顺的，核心原因是我们通过修改的方式获得了“即时满足”，缩短了更多的游戏、社交时间。

同样在《宝可梦朱紫》这个游戏里，有一个设定是宝可梦最多只有1/2048的闪光率，要获得所有宝可梦的闪光形态，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运气），所以购买修改服务变成了最快捷的捷径。我在使用修改得到的宝可梦时，会尽量避免使用闪光形态，一是我知道它很难得到，二是我不希望被看出我在使用修改宝可梦。但是在一些社交场合，比如团战时，常常会看见中国用户会更喜欢使用闪光宝可梦，将其作为一个“展示窗口”以表示自己获得了更难获取的宝可梦。一旦对外展示，这更像是一种“成就满足”，是当事人可以获得他人所无法得到的成就。（即使这个成就是修改来的）

好在，宝可梦的游戏规则是允许“修改”的，因为所有宝可梦本身有一个能力值的上限设定，玩家通过正常游戏能够将宝可梦提高到最大值，和人们通过购买“修改”获得的库存转移宝可梦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有1v1对战环节时，这些宝可梦只要没有出现“违法数值”，都允许使用的。

这便是第三个构成要件——“修改内容是否超过游戏平衡规则”。

所以，《黑神话·悟空》的修改器，是否超过游戏平衡性就一目了然——当然，人们仍然可以坚持这是在“优化游戏”而不是“修改游戏”。

很久以前，帮助一对因为“梅西和C罗”吵架的情侣，拆解过吵架的底层逻辑，在这里刚好可以介入

1、男性为什么会在意他人对喜好球星的评价。男性是富有攻击性和竞争性的，所以足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游戏”。而一些男性会如此喜欢一个球星，是因为他将这个男性的能力移情到了自己身上，认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就代表了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你在否定一个男性喜好的球星时，就同样伤害到了对方的“自尊”。越是在生活中缺少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人，这种自尊的防备心就会越重；

2、女性为什么会喜欢球星。除了颜值，还有一种是对雄性动物战斗表现的“好感”，这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所以女性在表达对一个球星喜好的时候，并不是优先从理性分析的“技术层面”入手，而这一点与男性看足球时的逻辑是不同的，因为他们需要表现出对足球的足够了解，才能在雄竞中获胜，所以他们往往会装得非常理性，去分析一个球员。所以当你在用喜好，去评价他的“尊严感”时，冲突就发生了。

游戏，特别是第一视角的RPG游戏（或操控单人），很容易形成强烈的代入感——我即是这个角色。所以当角色失败时，这种挫败感会比一般游戏更加强烈。比起“心疼角色”，尊严同步成为更强烈的驱动。甚至当游戏有了“竞争意识”，例如排行榜、通关进度、成就系统之后，原本抽象的尊严便有了“标准”。特别是男性玩家，在这种有标准的尊严之战里，就会更加在乎结果的输赢或是能力的体现。

好了，这里终于可以图穷匕见了。当游戏角色通过尊严与玩家同步之后，角色的行为会成为玩家的“反馈”，无论的是他帅气的外观，还是他行云流水的动作，他能跳、能飞、能上天、能入海，都会成为同步的一部分，以满足具象化的尊严。

这个时候，角色在游戏里屡屡失败，如果玩家是一个习惯性“外归因”的人，他会找到任何借口来维护游戏角色尊严，进而开始试图使用“修改器”来获得超越游戏平衡性的能力。当游戏角色通过修改器获得“准神”的能力，在游戏里大杀四方时，这种快感和操纵感又可以反馈给同步的尊严感，从而成为一种微妙的“自我效能感”——我有像神一样的能力，可以完成一切困难的关卡。

当然，这是好事，生活中如果是一个处处听命他人的人，他如果拥有一个这样可以当神的通道，是对他心智的一种平衡，不至于被挤压出心理疾病。

这是使用修改的第四个构成要件——“玩家是否与游戏角色形成了尊严同步”。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使用修改器所有的构成要件，均可以成为寻找“人生”捷径的构成要件；但是修改器的功能均无法在“人生”被实现。

我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枪你会举向谁？》第一次聊到死亡焦虑，因为“希望被记住”所以要留下“可以证明自己存在过的事物”，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焦虑的正向驱动——那这个博客准确来说也是“死亡焦虑”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过分“焦虑”。

我家隔壁是一个跟儿子儿媳生活的老两口，他们是小区的保洁人员，每天在小区做清洁的同时可以利用职位之便，顺便收集一下“垃圾”，纸箱、泡沫、水瓶……凡是可以卖钱的他们都会收集回来，在楼道里打包。我家的纸箱也会放在他们家门口，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了。其实这个家庭并不拮据，有一个大孙女一个小孙子，儿子和儿媳妇都有工作，两个老人也在小区有养老工作，但是他们就是无法停止地“捡垃圾”。甚至是当着自己两个孙子孙女的面，在楼道里打包垃圾。

小区里有很多“捡垃圾”的老人，他们随时等在分类垃圾桶、快递站的附近，只要有人扔了垃圾他们就会伺机而动。渐渐地，这些拾荒的老人形成了微妙的平衡——有区域的划分、也有时间的划分、甚至还有垃圾类型的划分，他们之间有不成文的规定，一旦有人越权捡了自己不该捡的垃圾，就会引发矛盾。他们内部也会相互检举，比如我隔壁的老两口最近捡得太多了，就会被另一些眼红的拾荒老人投诉到物管那里，说他们借着职务之便“抢”垃圾。他们会消停几天，然后又回到微妙的平衡状态，日复一日、晴雨不更。

其实这个现象一直都存在，只是我没有真正去好好想过。每次出电梯回家门时，都会看见两个老人把捡来的垃圾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日复一日、晴雨不更……我觉得他们像是在执行某种暧昧的仪式，只有打包了足够多的垃圾，才可以献祭某种巨大的、仿佛黑洞一样的存在——我也是因为想到了“仪式”这词，我突然想到或许我们得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这件事——他们是在对抗死亡焦虑没错，会不会这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

先说“死亡焦虑”。

每个人都在寻找“存在感”，不仅仅是这些长辈，我们也一样。看不同的书、综艺、电视剧，买不同的衣服、体验不同的服务，就是为了追求重复生命中的“新奇”，以体验不同从而证明存在。有的人甚至会去追求更加强烈的冲突感，竞技、极限运动、约炮、争吵……性欲、痛觉、甚至是心理层面的苦痛，都是一种证明活着的证据。当这股生命力开始消散，他们会被更强的生命力所吸引——理性会被Drama吸引、冷漠会被热情吸引、M会被S吸引……

——《信息茅房》

（生育）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也是对死亡最直接的对抗，由自己创造的个体，从样貌、性格、原生家庭上复制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没有“养育”目标的人，也会有死亡焦虑，他们也需要创造“孩子”——那就是能够留下什么，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样貌、性格、原生家庭各个方面的“自己”。

——《临死前的最后一枪你会举向谁？》

我观察过小区里拾荒老人的“游戏规则”，他们因为划分了区域和时段，所以有非常强烈的秩序和领地意识。有一次遛狗，我看见一个上班族着急离开，将垃圾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而不是交给正在垃圾桶旁边拾荒的老人。老人破口大骂，说年轻人“不守规矩”。因为年轻人正在破坏这个拾荒老人的规则和控制权——这或许是她为数不多还能够控制的事情，她“管理”着这个垃圾桶，命令人们把垃圾交到自己手上——相对于她的渐渐老化的身体，那些不可预测的隐疾和疼痛，对她而言那才是不受控的事情。

所以她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由自己控制的事情，来对冲面对死亡时的无能和失控感。

我也有过“死亡焦虑”非常严重的时期。我以前曾一度怀疑自己活不过32岁，为什么是这么精准的时间节点，是因为“凑整”会给人一种压力，会让死亡变得过分仪式——当然这是后话。我觉得自己活不过32岁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那个时期我已经有抑郁症的前兆，只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所以我决定在2016年的另一个没有“凑整”的日子，突然决定开始“五百日写作计划”——每天创作三篇文章，用一个重复的、但又必须需要创造性的事情，将自己的思维都绕在上方，以免自己进入到“人生无意义”的状态。

那一段时间的“五百日写作计划”坚持到第500天的时候，共计完成了1,537,319个字。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输出里，我在今天用搜索关键词的方式，看到了“死亡焦虑”的具象化：

其中共计有410次“死亡”、437次“毁灭”、134次“悖论”、459次“矛盾”和40次“重生”。

当我把所有的思维都绕在写作这个轴上时，因为坚持可以让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发泄口，而不是完全的对内攻击。所以这些被藏在其中的词汇，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求生信号”。于是，我在序号是1500篇的文章最后写道：

2017年8月10日，500日写作结束，但是却丝毫没有任何我可以捉摸到的情绪。

总得完结这个重要的“整数节点”才行，因为我欺骗了自己，告诉自己只需要完成500日的写作，《∞》就会截止，但是事实上“∞”又怎么可能会有终点的那一天啊！并不是我释放不出任何的关于离别的情绪，而是因为这一切才刚开始。

永别了，500天前的自己。

——《∞》1500 | 写在最后

我通过这场自虐的实验，找到了一个终其一生的“兴趣”和轴，好让我将思绪都绕在上面，从而对抗“死亡焦虑”——这个“兴趣”和捡垃圾拾荒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卖掉的钱远不及对这些垃圾享有控制权的意义——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控制权，是意识对潜意识的捕捉，只要我还能写，就足以证明自己还活着。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卖掉它们换来的为数不多的金钱，就是这些垃圾所拥有的价值。

写作本身是一个关于“孕育”的象征，特别是涉及“角色”的作品，这种“孕育”感会更加强烈，它可以将意识象征转化为任何形式的文字、角色、剧情或是意识流。这个象征就是最开始提到的“生命的延续”。但是很显然，捡垃圾似乎没有这个象征，因为垃圾本身不属于自己，而且它还会把这些孩子“卖掉”。（也有一些拾荒老人会在家里囤积各种垃圾，但还是跟孕育的象征差了很多）。

回到“死亡焦虑”，它其实指向某种与死亡相关的形式。例如容貌衰老、性魅力下降、被需要感丧失、存在感式微、以及疾病加剧——垃圾这个符号，跟上述的哪一个特征最容易形成象征关系？对，垃圾是疾病的象征，当然人们拥有对垃圾的掌控权时，意味着它也象征了某种意义上的对抗（衰老）疾病。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把他们转化成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以证明自己拥有了对抗疾病的能力。

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小区的拾荒老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整个小区垃圾量还并没有增加，他们在乎的显然不是“收入”，而是他们彼此找到了一种“轴”。为了保证捡到最多的纸箱，这些老人几乎是全勤工作。有时候，一个老人突然不再拾荒，其他老人就会聊起，是哪个老人去世了、生病了、或是离开小区了。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用微薄的收益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只要我还能拾荒，是否就意味着我的身体还很健康，我还可以比那些再也捡不动垃圾的人相比，活得更久。

好了，自此，我们拥有了原型——垃圾和疾病，清理垃圾和清理病毒；然后整个小区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拾荒的游戏，他们开始出现普遍化的情形；他们在维系一个重复性的工作，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像是某种“仪式”，以满足他们的安全感。

这或许就是一场集体无意识。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生成关于死亡的zip。

之前在《怨妇和渣男总是成对出现》提到过女性特质的“黑箱”，因为帮一个朋友梳理感情问题，突然看到对方也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所以想把这件事拿出来展开讲讲。

面对“讨厌”这件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还有“黑箱”。男性讨厌一个人，是全然的，甚至是可以做到无视。而女性就算是再讨厌，嘴上都可以冠冕堂皇出花儿来。

女性特质之所以喜欢“黑箱”这件事，是因为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对方成为“下位者”，因为他们要时时刻刻去猜这个人真正的意图，否则就会因为出错而导致对方情绪化。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母亲对儿子，妻子对丈夫，她们可以直言不讳说自己的儿子学习不行，自己的丈夫做爱不行。所以，这种天然的评判权会具象化成一种“上位者”的形象。但是儿子总有长大的一天，丈夫也总有一天会摸清自己的套路而麻木——这个时候“黑箱”固然成了维系“上位者”地位最好用的手段。黑箱越多，就越不容易被猜透，猜不透就有了“发怨”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谓的“怨妇”。

——《怨妇和渣男总是成对出现》

这位朋友的“黑箱”，是他4月份就已经发现对方出轨，然而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戳破真相，而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渐渐去完善他得到的“证据链”。我很好奇，问过这些“证据”的最终作用是什么——是提出分手？显然他又做不到真正的一刀两断，所以就拖到了现在。两个人终于有时间来当面谈判的时候，对方问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老实回答从4月份就知道了，对方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是“恐怖”。

试想一下。男女吵架，在为一个当下的小事情吵架。这个时候女的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因为我知道你一年前出轨”，这个男的绝对会觉得恐怖，因为他们在吵一当下的小事，但是女的拉高到了一个谁都下不了台的高度，而且从一年前的出轨积攒到此时此刻因为一个小事情点破的情绪，可想而知得有多大？

当然，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此时此刻的自己早已经没有了情绪，所以后面发生什么也无所谓了——这就是“黑箱”，而且是黑箱系统里最可怕的模式。

“黑箱”有两种，一种是“等着你来猜”，另一种是“你要说什么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懒得猜”。前者就是女性特质最常见的为了维系“上位者”身份的模式，当你需要去猜我真实感受和意图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对我施以关注和给予情绪价值；后者不需要你猜，因为真的“不需要”。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内心无时无刻在上演“独角戏”，对方没有接过自己递过去的水杯，或是在自己靠近的时候对方微微地撤走了手肘，对他来说都可以无限放大成一个“结论”——对方讨厌自己。这类“黑箱”的加工过程并不需要“求证”，即向当事人确定他的真实意图，而是根据自己内心戏的逻辑直接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个结论往往会带有强烈的情绪性，当情绪达到峰值时，就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对内攻击。

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是一个典型的“黑箱”，会在内心上演完整的“可能性”。有一次，他因为赴约即将迟到，所以他用尽全力赶到现场。期间他没有联系任何人，因为他觉得“守时”很重要。后来他由于匆忙在路上摔了一跤，一瘸一拐地出现了。最后的结论是：“我为了不迟到，只能跑，结果路上摔了一跤。”这句话的要素是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我为了不迟到，这是在为了你；但是我为了不迟到而摔了一跤，所以这也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这个人把“这一跤”当做了某种资本，在未来的某一次争吵中，就变成了“我曾今可是为了你摔过一跤”。

如果是“非黑箱”的人，迟到前多半会联系对方同步信息，这一点跟向当事人“求证”是一件事。因为没有同步信息，任何信息的加工就变成“黑箱”单方面的行为，最后因此而爆发争吵，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我就是这样觉得的”，而把对方的话全部堵死。反过来，“黑箱”也很害怕“被确认”。我的博客常常有匿名私信和留言，因为信息不全，他们在表达的某个有强烈情绪的言论时，我并不清楚原本的底层逻辑，所以会反问一句，结果就会被认为我是在“抬杠”——其实，大部分的“玻璃心”就是一种“黑箱”表现，因为没人知道他们会因为什么被惹怒，而当要进一步交流时，他们会缩回内心的那方舞台上，开始上演没有观众的独角戏。

因此，要打开一个人的黑箱，是一个费时费力且不讨好的工作，除非当事人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会进入黑箱状态，并且产生了对内攻击的情绪，想要停下这股力量，就需要借助他人——向对方“求证”。

“黑箱”是如何诞生的呢？

这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后天在生活中作出的“调整”。比如我过去也是一个“黑箱”，因为我从小需要跟不同人接触，特别是女性特质爆炸的阿姨们。她们无时无刻都在抱怨，充满负能量的谈话最后往往都会变成“谁可以通过她的悲情故事获得最多的关注”——特别是当这个群体里有散发性魅力的男性时（当然不是我，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孩），这些阿姨之间的雌竞会更加明显，而我就是这种环境里观察人类，从而变成了非常善于识别情绪、讨厌情绪、甚至是讨厌自己也有情绪的人。但是情绪事出有因，也不会凭空消失，我无视它们甚至是故意压制这些情绪，渐渐地就变成了“黑箱”的底层代码。

一旦识别到亲密关系释放的过度情绪，或是自己产生了情绪之后，黑箱会驱使我本能地逃避，缩进一个被压缩成奇点的核里，试图关闭所有接受通道。好在，这些核最终都会爆炸，比如爆炸在了创作灵感上、或是忍无可忍和对方大吵一架、扇自己耳光让自己通过痛觉恢复理智、暴食、纵欲……这就跟壁球一样，你用最大的力气扔往墙壁，自然也会得到一个回馈最猛的回弹。这跟压力有所区别，压力其实有解决办法，只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面对；但是黑箱里加工的情绪并没有解决办法，甚至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才让人有“活着”的精神痛觉。于是，让自己更“苦”就成了乐趣——例如祥林嫂。

我的“黑箱”是在童年经历中诞生的，也有类似变形的，例如童年因为父母工作忙碌，自己被丢到不同的家庭过暑假。寄人篱下的孩子总是需要“看人眼色”活，所以久而久之这种能力就变成黑箱的一部分：我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推导他的真实想法。

还有一些“黑箱”是在成年后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比如跟一个情绪化的对象过日子，对方可以因为任何一点小事吵架。为了平衡，另一方只能渐渐压抑自己的情绪，变成那个调剂者。但是这些情绪并不会凭空消失，所以就变成他黑箱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些特定的黑箱程序，例如“对方没有吃我拿给她的零食，她是不是又生气了”，然后进入到了一种自然防备的状态。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黑箱”并不觉得自己是“黑箱”，就算你提醒对方，如果对方不愿意面对事实，仍然将你的建议也再次黑箱成“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那这件事情几乎等于无解。因为“黑箱”有非常完整的自洽系统，而要毁掉自洽系统最直接对方方式，就是让他亲眼看到事实真相——但这对于长期没有“他恰系统”的人来说，又太过残忍了。

除非，有一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出演的每一部独角戏，事实上都是希望有一个观众能看见时，当唯一的观众站起身来鼓掌时，他才愿意谢幕。

一个朋友跟我谈起他最近的“约炮”经历。因为这有一个巨大的“前情提要”，且信息不全，所以只能从当下反推“可能性”。

大致来讲，就是这个朋友跟他男友正在“闹分手”，分手的原因是他发现男友出轨，并且收集了足够多的证据，然后等着必要的时候分手。但是，他又气不过，总觉得应该“等价报复”一番。与此同时，如果要等价报复出轨，就需要另一层级的出轨。我先后提供了“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的建议，但都没有得到采纳。因为朋友本身是一个拥有强烈“道德感”的人，所以还需要花时间接受背着男友出轨的决定。结果他采用了一个我本应该第一时间替他否决的决定，就是约一个共同的炮友玩3P。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做爱”这件事情，而是一个“共同经历”是很难做到“报复”的，除非这个炮友是故意安排来的，逼着男友观战然后把男友培养成了绿帽奴。他们之所以无法分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太多“共有”，共有生活、共有养育、共有吃饭，结果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共有性经验，越来越多的沉没成本砸进了这段关系里，分手就变得越来越难。

亲密关系里（不仅仅是情侣关系），“共有”是一个必要的途径过程，共有越多，两个人就越容易进入到下一个亲密关系层级。而共有本身分成“物理共有”和“精神共有”，物理共有是表象的，看上去分割也很容易，比如共同财产、住在一个屋檐下。然而，这种共有的分割往往很容易有肉眼可见的“现实成本”，比如一旦和对方分开，就需要重新租房子、或是需要花钱搬家、收入来源减少等等，特别是经济能力被对方拿捏的，这种共有既不健康，也会渐渐变成一种寄生关系。

精神共有很抽象，所以分割起来相对更难。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很开心，但又不能因为这个人的人品而否定这一切，毕竟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付出过真感情。所以往往很多人在分开的最后一刻，会用“习惯了”彻底说服自己。不健康的共生关系虽然是对两个人的折磨，但这也是彼此最后的牵连，就像是那些“为了孩子高考”而选择不离婚的父母一样，表象的借口成为一种自我欺骗，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互相伤害的模式，就算真的脱离了这种模式，他自己不做出任何改变，下一个人还是会精准地找到那个让自己不幸的人。

回到3P，3P本身没问题，而且是因为自己男友约来的炮，所以显然牌炮友更喜欢自己的男友，加上他自己又是个道德标准过高的人，所以这次3P里他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炮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提供生理功能，还能提供情绪价值。所以炮友很快也识别出了他的尴尬，软硬兼施都想要获得“好评”。结束后，原本的情侣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床上运动恢复“平等关系”，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不是一场有效的“报复”；而炮友也因为这一次的床上运动想要进一步建立关系。然而这位朋友呢，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让自己男友给炮友发一个红包，理由是“他昨晚辛苦了”。

我听到这句话，直呼一句“卧槽”——他算是把嫖客和妓女的游戏玩到了极致！虽然和他聊起原因，他坚信这是一种“礼貌回应”，因为他觉得对方很有礼貌，而且“很辛苦”。我问他，这个炮友有说下次还要约你们吗？他说有，但是他有立马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他是在客气。”

如果他真的不满意这次做爱，就不会说“还想要”了，我相信你也能听得出“我们下次再约”和“我还想和你吃饭”这两句话里本质的差别在哪儿。所以我才说“给钱”这件事充满了“卧槽”的意味，就算他不是主观故意，真的是出至于一种“礼貌”，但是在潜意识里他想要达成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被我称之为“嫖婊关系”。

先回顾一下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的天然关系。以下男性或女性都特指是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

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母亲对儿子，妻子对丈夫，她们可以直言不讳说自己的儿子学习不行，自己的丈夫做爱不行。所以，这种天然的评判权会具象化成一种“上位者”的形象。

——《怨妇和渣男总是成对出现》

而只有当女性是作为收费的服务者时，因为买卖关系，男性可以暂时凌驾在女性之上，嫖客因为给钱购买服务，就算自己三分钟早泄了，也可以说是妓女的活不好。这个时候如果妓女继续保持“上位者”的身份，对嫖客进行了评价，那她必然就会失去客户，所以她为了“客评”当然会给足对方情绪价值：“你是我见过最大的鸡儿了～”

也就是说，嫖客在花钱购买的这项服务里，不仅仅包含了释放性欲这件事，也包含了对女性的上位评价权、以及女性提供的情绪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躲藏多年的杀人犯最后落网，都是因为他给长期生活的妓女透露了他的犯罪事实，这毕竟是一个男性最大的尊严来源——特别是他只有5厘米且1分钟早泄的时候。

如果嫖客作为“上位者”的时候，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妓女评价自己的性能力不行吗？——不一定，因为这样他可以拒绝付钱的方式报复妓女。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人去泰国玩，被当地一个泰国人在社交软件上看上，对方甚至愿意花钱购买和他做爱的资格。于是这个人赴约，并象征性地收取了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几块钱。他们俩发生关系之后，对方就逃走了，这个人很不解，明明两个人彼此看上眼、性事也非常和谐，钱也收取得不贵，为什么对方就落荒而逃了呢？

对方因为“花钱”而成为了“上位者”，他也获得了对对方的支配权和享受服务的权利，但是对方却表现的比自己更爽，有一种被他嫖了的感觉——你觉得嫖客会开心吗？

再次回到3P，这场性爱里，明显那个同时拥有两个炮友的人才是“最大赢家”，他爽得不亦乐乎，为了让这种“上位”平衡回到“你有什么资格比我更享受我的男友”，自然就需要把他压制回“妓女”的地位——给钱当然是最直接的也是最表象的手段。

给一个红包不仅仅是“买断关系”，而是强调“你只是我们花钱请来的妓女”。如果认清楚这件事，说不定下一次真的再约来他的时候，就可以对他提出各种无理的“支配感”的要求，毕竟这已经包含在了“费用”里。

当然了，这一切是需要放弃道德感这件事的。

回到题目。嫖客最害怕的，还不是妓女表现得比自己更爽，而是某一天妓女在自己的出租房里，做好了一桌饭菜，等着嫖客回来——她已经把自己跟嫖客的关系从“嫖婊关系”进化成了“夫妻”，自此妓女就彻底获得了对一个男人的最终“评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