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数不在新、管用就行。

对付郑州大学生集体夜骑50公里前往开封的事件，最终还是用老三样的方式给“封控”了——封锁道路、共享单车平台设定限制、以及“敌人就在人民群众的内部”——骑行队伍之中混入了煽动颠覆情绪的境外势力。

今天不是来讨论夜骑开封这个社会事件的，而是来聊聊里面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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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在学生时代，是否参加过高考前最后的“疯狂”，把自己这整整三年整理成册的试卷、练习册、错题本、参考书都从教学楼里抛出窗外，让它们象征烟花来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反正我玩过，但用另一种方式玩的。

我记得那是高考前的最后几天，因为要将大楼设置为考场，我们不得不搬迁教室。因为想到两天后要高考了，带再多的试卷参考书，一没时间看二是太麻烦，还不如就直接扔掉。怎么扔，就成了学生们的游戏——第一个将试卷抛洒出走廊，落入教学楼天井的同学，散落的试卷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于是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年级主任拿着大声公在一楼叫嚷，说凡是扔过垃圾的人都要受到警告处分，不要为自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不完美句号。

越是这样叫嚷，抛洒游戏变得更加热烈。老师也纷纷从办公室出来，制止自己的学生。这里面也有“清醒”的老师，他放任自己的学生扔试卷——这是压力的释放，毕竟整个三年学生都在规则之中喘不过气。我所在的班级因为被班主任喝止，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办。直到我看见同一楼层的“尖子生”也开始扔试卷，我一声令下自己班的同学也可以开始扔试卷了。班主任对我气不过质问我为什么要瞎指挥。

我回答老师：尖子班的学生也扔了，现在规则已经法不责众了，没办法再树立典型了。

班主任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实在找不到惩罚我的理由——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扔过试卷。

这场集体狂欢，或许就是因为被压抑了三年的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只是我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加入这场狂欢。一个把自己的试卷、笔记如此珍视的人，居然会在最后一刻扔掉自己的珍贵——这是一场多么荒谬但美妙的仪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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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夜骑开封的事件，最开始也仅仅是四个学生为了吃新鲜的汤包，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去了趟开封，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青春没有标价”。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效仿，直到11月初，这场狂欢被紧急叫停。郑州许多大学一夜之间回到了疫情三年的封控状态，夜不归宿需要申请、出门需要请假等等。

这件事的结构像极了学生时代抛洒试卷进行狂欢。就连里面“反对”的声音也一模一样。夜骑开封的事件发生后，有大学老师在微信群公开批评此事件：

“河南作为教育贫困省，一帮子移动造粪机无所事事，别人在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级，这帮xx花着父母的钱放飞自我毫无人生规划，典型的酒囊饭袋！”

这位老师还是没想通一点，与其直接评价和辱骂学生，应该换一个思路，为其他人梳理“攻击”典型——只需要在其他大学树立起“我跟河南大学生段位不同”的地域攻击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一群人因为优越感开始通过挞伐“夜骑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试是“对”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夜骑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当跟着一群人边骑车边呼喊口号、唱歌欢笑才是青春该有的热情。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发生了上述老师辱骂学生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情地加入夜骑大军之中，以此对抗老师这个符号。骑行的队伍里也不乏存在“小粉红”，高举国旗和统一台湾的口号，但也有人高举“自由”的标语，认为青春是不应该被封锁在大学之中的，这些因为夜骑出现的“衍生品”开始让人们类比了很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例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八九年学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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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觉得夜骑开封这件事跟这些历史事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先有领导人的口号，才有了全国红卫兵到处流动导致运输、城市甚至是经济瘫痪的情况；而八九学运本质上是存在某种“政治诉求”和明确的“靶向”；夜骑开封更像是一种“证明”，一个大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无价，从而选择了一种“看上去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在夜晚甚至是半夜出发。

夜骑虽然只有50公里，但这件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超过4500公里的跋涉——横跨美国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横跨美国东西的旅途成为“垮掉的一代”最为浓墨重彩的象征符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情形和心路历程。这群人在路上到底在寻找什么？

“垮掉的一代”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精神、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心理学里所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我通过一次骑行挑战了一个体测1000米都跑得气喘吁吁的自己，也通过群体行为被更多人所看见，而形成一个乌合之众抱团取暖。而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角色”仍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寻找“身份认同”就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抱歉，这里的多样性并没有贬义。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搞过各种奇怪的“仪式”。

另一方面，从大脑的发育来讲，25岁之前前额皮质仍在发育之中，因风险评估和控制力并无法成为年轻人首要的“约束”，所以他们会偏向于通过高风险、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新奇的体验。

再进一步，就是“反抗权威”。“垮掉的一代”在社会压力之下，被认定为“一无是处”，为了反抗这种主流思想，他们必须通过某些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是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活着的意义”。夜骑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那段老师的辱骂、网络上的嘲讽（和支持），他们的队伍不会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壮大成成千上万。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反抗某种意义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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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骑行为被制止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效仿的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大学一定会陆续出台“禁止骑车”的相关规定，而在这种“荒谬”的时代背景之下，高压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迸发出更加荒谬的仪式，来对抗这些规则——就像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它的荒谬性在2022年的上海达到了高潮——所以今年上海禁止了万圣节。

对此，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眼——“荒谬”。哲学家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荒谬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解决办法就是“活在当下”，如果对未来的期许感到迷茫，那不如此刻全然地活着。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看上去拿着文凭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那不过是他们失业的起点，于是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选择了在当下全然地活着——一次50公里的骑行，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既通过这个方式证明了自己，也找到了乌合之众抱团取暖，甚至还可以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对抗权威……我相信，这个50公里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变成在中国版图上的4500公里。

这种关于荒谬的哲学理论，反过来解释了我高中时留下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学生”也参与抛洒试卷的游戏里——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也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荒谬的是什么？或许是应试教育塑造的畸形、或许是被扼杀的关于自由的幻想、亦或许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会追求分数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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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把开封夜骑称之为是“集体春梦的REM”，是因为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的REM，就是人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的快速动眼期，人们会在这个睡眠区间开始做梦，大脑非常活跃甚至会带动身体出现轻微的抽搐等等。

夜骑和“垮掉的一代”横跨美国东西一样，是一场关于“流浪和寻找”的旅行。流浪以及自由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就业率、失业率、经济下行、社会稳定性出现裂缝等等情况造就的“压力”，让这个集体无意识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仪式”。

夜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行为罢了，只是因为它的行为带动，像是一场春梦前的抽搐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无法醒来，那就会真正的堕入那个再也醒不过来的深睡之中。

无梦、也无望。

纳西索斯是一个美男子，被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设计，在一个水塘边看见自己俊美的外表，从此就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容貌直到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

这中间省略了很多故事，比如全希腊的女性都为纳西索斯的容貌所倾倒，山林仙女厄科被拒绝后，悲痛欲绝而死变成了回音女神。也就是说，促成纳西索斯成为“妇女之敌”是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因——他有一副自命不凡的俊美面孔且确实拥有一副俊美面孔。

那如果确实没有“俊美面孔”的人，同时又自命不凡——这就是所谓的自命不凡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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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自命不凡”的权利吗？当然，人们更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住那些支持自己已有观点、信念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差”。所以当有人被评价“特别”，甚至这个评价的角色还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差别的，这种“特别感”就会更具价值。

群体追求的是广度，广度越宽，认同感越全面，群体感越明显；而个人追求的是深度，深度越深，认同感越“特别”，从而追求个体间的有效社交。

——《匿名评论的游戏规则》

但是很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实际得到过来自于他人、特别是那些“特殊个体”的对“特别”的肯定。于是，人们要开始追寻另一种更为抽象的“特别感”。抽象即没有标准，你认同的特别在他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为了让双方都可以同频某种意义上的“特别”，于是人们找到了折中的游戏规则——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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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八字、血型、九型人格、MBTI人格……大部分的玄学因为采用的“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所以其结果都是“可能”，当可能命中时，人们就会觉得“准”。但是别忘了，那些觉得不准的，或是根本不感兴趣没看过的样本全部未被统计。也就是说，归纳法的玄学利用的是“幸存者偏差”的游戏，让它的准确度得到了“样本保证”。

当然，我并不是对玄学不敬，我本身也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我们把顺序搞错了——科学-心理-哲学-宗教，玄学如果属于宗教层级的东西，一开始就用来下定义，不仅没办法针对“个体”溯源真相，甚至连找真相的理由都被拒绝了——他金牛座嘛，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这些标签，则需要通过另一些实际存在的事件来支撑自命不凡的气质，否则要开始拆解“气质”这件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解构是一个极其残忍、冷血、中肯、不提供情绪价值、带着批判性思维的行为，任何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依据，来找寻一个最底层的真实想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总是受困于“沉没成本”，不愿意放弃已经投入的人事物，并不是不舍得，或许我们再深入一点，就可以揪出那个让人羞耻的原因——你只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罢了。

相反，这些标签又是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刻板印象”，且它看上去更容易引导到“特别”这个点上。比如我的人格是INFJ，只占世界的1～3%呢！怎么样够特别了吧？那你算一算100÷16等于多少，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每个人格都成了世界百分比的个位数了？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如果这个标准并不是统一的呢？比如有人觉得白羊座冲动易怒、金牛座非常固执、双子座半灌水响叮当、巨蟹座妈宝、狮子座自以为是、处女座挑剔龟毛、天秤座纠结拧巴、天蝎座锱铢必较、射手座毫无真心、摩羯座死板无聊、水瓶座上帝视角、双鱼座又蠢又渣……好吧，每个星座只要你有标准，都可以说出一个最令人讨厌的标签，然后成为一种拒绝他人解释的“刻板印象”，那这种“特别感”就会从根本上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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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别人聊天时总是把星座挂在嘴边（当然，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钓鱼执法），当他们提出对某个星座刻板偏见的时候，我就会立马举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归纳法就此失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人物本身，把问题找到，而不是用一句——“我主管是个处女座，我根本受不了他”给一笔带过。

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听到另一人讲述关于他的“特别”的故事时，潜意识的竞争心态就会被激活，按照顺序发言就可以让人们坦诚“更特别”的故事。与此同时，人类的记忆因为具有杜撰的特点，所以事件、感受和认知，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有虚假的成分，另外两个环节都没办法“符合逻辑”——因此，这个时候又需要更多的“符号”来掩盖任何一个环节的虚假。

玄学、神秘学、甚至是宗教，符号更像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光代表希望、黑暗代表恐惧……人们在集体潜意识达成的同频会更容易且更抽象——当下这些东西足够多时，就可以多到像是纳西索斯看见水中的倒影一般——我好特别啊，我不用羡慕别人的经历，因为我根本看不上那些事情……

callback一下《死亡.exe》，人们在谈及死亡时，无论是朋友、至亲的离世，还是自己的濒死体验，死亡很难通过冰冷的逻辑解释清楚。因为死，就是仪器的报警声、救治方案的陆续失效、意识的丧失甚至进入谵妄、大小便失禁……因为无法完全通过理性解释死亡，所以情感部分就变得尤为“真实”。“死亡”和“死亡话题”都是极其特别的，特别是当自己还有濒死体验获得某种认知重构时，记忆会通过加强“死亡”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加浪漫和抽象，从而凸显出更为强烈的“特别感”。直到这种经历被完全渲染成了对比度过高、流光溢彩、跟那些AI几秒钟创作出来的作品几乎一样的状态时，这种“特别感”又会完全丧失。

如果可以，我觉得用“恐怖谷效应”来类比这种“特别感”很合适。只有在最接近真实、理性的边界处，它的特别感才是最强烈的，直到过犹不及不再真实——虽然故事还是真实的，但是记忆已经加工得过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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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重复加工后，它给人的“特别感”就会渐渐丧失。除非，我真的拥有他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经历。否则标签带来的自命不凡更像是一种症候群，跟这个信息时代一样，被各种标签贴满。当我们再一层一层撕掉时，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又或者当标签被撕掉时——一些血肉也跟着被黏了下来，直到被撕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自命不凡”。

“我好特别”是需要证据的结论，而不是解释一切的前提。

这两天收集了好几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事实上都是来自于他人的经历，只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无论是它内在的情感还是后坐力，都是没办法完全复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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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特别的人，这样就意味着他在人生的某一个看似相似的经历点上走向了另一个分支。“人”都是类似的，但分支越多，就变成了平行世界的“个体”，各自都无法被完全复制，彼此是对方的参照也是解药。准确来讲，我更喜欢“个体属性”更强烈的人，而那些从未自省过“我为何如此”的人，更像是社会学里的“样本”。

我之前很难向人解释“我为什么会坚持写作”，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觉得“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时间为一个不会带来收益的事情”。事实上，我曾经坚持写作是一种消极式的对抗死亡焦虑，而如今这个博客，从2021年注册以来，共计616篇文章，也算是一种对抗死亡焦虑的形式，不过它更积极——是我主动选择想要记录下什么。很可惜的是，凡涉及死亡的，大部分人会选择“逃走”，就像是不面对就不用经历一样。

工作室有一个项目，叫做“死亡体验”，人们先在十到十二个陌生人构成的临时社会里，经历“社会性死亡”，再会被送进全黑无声的小黑屋，经历“感官性死亡”。每一次招募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把死亡当成“剧本杀”的，有想把朋友介绍来送死的，有真正想要寻死的，甚至还有玩窒息性SM的人觉得我们是在承接SM性服务的……真正想要讨论“死亡”的并不多，问题还是在于“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精力为一个只要我们不面对就可以不用经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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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关于死亡的故事，具象化成exe后缀的安装包。人们在双击它之后，就会进入到复杂的安装程序，记忆、情绪、不同阶段的人生感悟、甚至是身同感受的痛觉，都会在那一刻被批量安装，然后在磁盘上面读取写入，就算取消安装，磁盘的读写也已经留下记录。它占据了记忆里的一些空间，那些已经安装的内容，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折叠重新整合，压缩回最初的exe，等着下一次被打开，或是永远永远不要再被唤醒——但是它就在那里。

死亡.exe并不是直接带来死亡焦虑的元凶，但是当它被安装之后，人们努力通过卸载的方式逃避它的存在，以至于留下了那些来不及清理的残留文件，当这些文件被不断堆叠积压之后，就会成为“死亡焦虑”。任何一个生命、关系、经历都是向死而生的结果，得知它一定会“死”就会出现一个坐标——左边的极端是“我不想谈论死亡，因为它很晦气”，右边的极端是“我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我通过分享我痛苦的故事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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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死亡是最接近原始图腾的事情，因为这是自人类进化、社会进程以来，都无法通过某种手段进行规避的事情（当然，人们却可以通过杀戮、战争、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制造死亡）。所以当包含死亡议题的经历，都会有许多充满仪式、符号、玄幻或是很难用科学解释清楚的机缘巧合，就像是山洞石壁上的图腾抽象却具体。但死亡又是很难用理性解释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感性去解释死亡，就会出现巧妙的“记忆偏差”。

跟一个朋友聊起他的母亲，母亲在自杀之前，给他吩咐了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债务等事，朋友察觉母亲的异样，不敢离开她半步。后来，母亲出门给大姨打电话的空档，他想跟着出去，却被一只疯狗咬了腿。母亲想借机支开自己的儿子，让他去镇上打狂犬疫苗。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朋友骑车离开家，他说他那一次看到母亲站在宅子门口目送着自己远去，久久地不肯回屋。处理完狂犬病疫苗的时候，他还在镇上买了母亲最喜欢吃的姜丝饼干，再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喝了白酒加敌敌畏混合物不辞而别。

不过，这个故事有很多被“折叠”的部分，需要再一次深入讨论，才能找到最原始的故事——这就是后话了，会在《记忆.reg》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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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当我们再次回忆起关于死亡的故事时，它会变得像是童话一样的“意向化”，充满无法解释的巧合。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无论如何，但这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无法理解（甚至逃避）的课题，但是死后又无法再向人解释的真相——而符号，是我们从远古自今最直接的也是最普遍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被主观篡改的，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通过记忆降低自己对结果的负罪感，第二种确实通过提高负罪感的方式让自己产生“痛觉”，以证明自己活着的存在感。朋友说起他的母亲，落脚点的确是在“如果我不去打针就好了”。这看上去是两个死亡事件的对冲，自己病发或是母亲自杀，如果关于母亲自杀的真相是在最后才发现，那势必需要另一个与之抗衡的“不可抗力”才得以存在。所以他将责任承担在了自己身上，整合成了这个关于死亡的exe，再为我释放安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痛觉”给他带来的强烈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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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会安慰对方“这不是你的错”，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希望他能保留这份“负罪感”，因为只有这样的痛感，才会时时刻刻提醒他还活着，以及他对母亲的情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死后是妈妈来接，死亡也没那么可怕了。”这不是痛觉，而是死亡被卸载之后，留在心房上最柔软区域的“残留文件”。

理性很难“享受”死亡，因为死亡需要足够多的合理性才能“闭环”，这会显得非常冷血；但是感性不同，它可以通过“死亡”汲取到一切可以被汲取的养分，讨论起死亡经历时获得他人同情、关注、身同感受的快感，或是伤口再次被撕开时的痛楚。它想要讨论的不是死亡，而是“我还活着”。

很残忍不是吗？差别就是你将死亡.exe安装在了“理性磁盘”还是“感性磁盘”。

我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枪你会举向谁？》第一次聊到死亡焦虑，因为“希望被记住”所以要留下“可以证明自己存在过的事物”，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焦虑的正向驱动——那这个博客准确来说也是“死亡焦虑”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过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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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隔壁是一个跟儿子儿媳生活的老两口，他们是小区的保洁人员，每天在小区做清洁的同时可以利用职位之便，顺便收集一下“垃圾”，纸箱、泡沫、水瓶……凡是可以卖钱的他们都会收集回来，在楼道里打包。我家的纸箱也会放在他们家门口，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了。其实这个家庭并不拮据，有一个大孙女一个小孙子，儿子和儿媳妇都有工作，两个老人也在小区有养老工作，但是他们就是无法停止地“捡垃圾”。甚至是当着自己两个孙子孙女的面，在楼道里打包垃圾。

小区里有很多“捡垃圾”的老人，他们随时等在分类垃圾桶、快递站的附近，只要有人扔了垃圾他们就会伺机而动。渐渐地，这些拾荒的老人形成了微妙的平衡——有区域的划分、也有时间的划分、甚至还有垃圾类型的划分，他们之间有不成文的规定，一旦有人越权捡了自己不该捡的垃圾，就会引发矛盾。他们内部也会相互检举，比如我隔壁的老两口最近捡得太多了，就会被另一些眼红的拾荒老人投诉到物管那里，说他们借着职务之便“抢”垃圾。他们会消停几天，然后又回到微妙的平衡状态，日复一日、晴雨不更。

其实这个现象一直都存在，只是我没有真正去好好想过。每次出电梯回家门时，都会看见两个老人把捡来的垃圾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日复一日、晴雨不更……我觉得他们像是在执行某种暧昧的仪式，只有打包了足够多的垃圾，才可以献祭某种巨大的、仿佛黑洞一样的存在——我也是因为想到了“仪式”这词，我突然想到或许我们得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这件事——他们是在对抗死亡焦虑没错，会不会这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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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死亡焦虑”。

每个人都在寻找“存在感”，不仅仅是这些长辈，我们也一样。看不同的书、综艺、电视剧，买不同的衣服、体验不同的服务，就是为了追求重复生命中的“新奇”，以体验不同从而证明存在。有的人甚至会去追求更加强烈的冲突感，竞技、极限运动、约炮、争吵……性欲、痛觉、甚至是心理层面的苦痛，都是一种证明活着的证据。当这股生命力开始消散，他们会被更强的生命力所吸引——理性会被Drama吸引、冷漠会被热情吸引、M会被S吸引……

——《信息茅房》

（生育）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也是对死亡最直接的对抗，由自己创造的个体，从样貌、性格、原生家庭上复制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没有“养育”目标的人，也会有死亡焦虑，他们也需要创造“孩子”——那就是能够留下什么，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样貌、性格、原生家庭各个方面的“自己”。

——《临死前的最后一枪你会举向谁？》

我观察过小区里拾荒老人的“游戏规则”，他们因为划分了区域和时段，所以有非常强烈的秩序和领地意识。有一次遛狗，我看见一个上班族着急离开，将垃圾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而不是交给正在垃圾桶旁边拾荒的老人。老人破口大骂，说年轻人“不守规矩”。因为年轻人正在破坏这个拾荒老人的规则和控制权——这或许是她为数不多还能够控制的事情，她“管理”着这个垃圾桶，命令人们把垃圾交到自己手上——相对于她的渐渐老化的身体，那些不可预测的隐疾和疼痛，对她而言那才是不受控的事情。

所以她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由自己控制的事情，来对冲面对死亡时的无能和失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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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过“死亡焦虑”非常严重的时期。我以前曾一度怀疑自己活不过32岁，为什么是这么精准的时间节点，是因为“凑整”会给人一种压力，会让死亡变得过分仪式——当然这是后话。我觉得自己活不过32岁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那个时期我已经有抑郁症的前兆，只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所以我决定在2016年的另一个没有“凑整”的日子，突然决定开始“五百日写作计划”——每天创作三篇文章，用一个重复的、但又必须需要创造性的事情，将自己的思维都绕在上方，以免自己进入到“人生无意义”的状态。

那一段时间的“五百日写作计划”坚持到第500天的时候，共计完成了1,537,319个字。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输出里，我在今天用搜索关键词的方式，看到了“死亡焦虑”的具象化：

其中共计有410次“死亡”、437次“毁灭”、134次“悖论”、459次“矛盾”和40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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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所有的思维都绕在写作这个轴上时，因为坚持可以让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发泄口，而不是完全的对内攻击。所以这些被藏在其中的词汇，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求生信号”。于是，我在序号是1500篇的文章最后写道：

2017年8月10日，500日写作结束，但是却丝毫没有任何我可以捉摸到的情绪。

总得完结这个重要的“整数节点”才行，因为我欺骗了自己，告诉自己只需要完成500日的写作，《∞》就会截止，但是事实上“∞”又怎么可能会有终点的那一天啊！并不是我释放不出任何的关于离别的情绪，而是因为这一切才刚开始。

永别了，500天前的自己。

——《∞》1500 | 写在最后

我通过这场自虐的实验，找到了一个终其一生的“兴趣”和轴，好让我将思绪都绕在上面，从而对抗“死亡焦虑”——这个“兴趣”和捡垃圾拾荒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卖掉的钱远不及对这些垃圾享有控制权的意义——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控制权，是意识对潜意识的捕捉，只要我还能写，就足以证明自己还活着。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卖掉它们换来的为数不多的金钱，就是这些垃圾所拥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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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身是一个关于“孕育”的象征，特别是涉及“角色”的作品，这种“孕育”感会更加强烈，它可以将意识象征转化为任何形式的文字、角色、剧情或是意识流。这个象征就是最开始提到的“生命的延续”。但是很显然，捡垃圾似乎没有这个象征，因为垃圾本身不属于自己，而且它还会把这些孩子“卖掉”。（也有一些拾荒老人会在家里囤积各种垃圾，但还是跟孕育的象征差了很多）。

回到“死亡焦虑”，它其实指向某种与死亡相关的形式。例如容貌衰老、性魅力下降、被需要感丧失、存在感式微、以及疾病加剧——垃圾这个符号，跟上述的哪一个特征最容易形成象征关系？对，垃圾是疾病的象征，当然人们拥有对垃圾的掌控权时，意味着它也象征了某种意义上的对抗（衰老）疾病。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把他们转化成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以证明自己拥有了对抗疾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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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小区的拾荒老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整个小区垃圾量还并没有增加，他们在乎的显然不是“收入”，而是他们彼此找到了一种“轴”。为了保证捡到最多的纸箱，这些老人几乎是全勤工作。有时候，一个老人突然不再拾荒，其他老人就会聊起，是哪个老人去世了、生病了、或是离开小区了。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用微薄的收益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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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能拾荒，是否就意味着我的身体还很健康，我还可以比那些再也捡不动垃圾的人相比，活得更久。

好了，自此，我们拥有了原型——垃圾和疾病，清理垃圾和清理病毒；然后整个小区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拾荒的游戏，他们开始出现普遍化的情形；他们在维系一个重复性的工作，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像是某种“仪式”，以满足他们的安全感。

这或许就是一场集体无意识。

分类、压缩、组合、捆绑、打包，然后生成关于死亡的zip。

之前在《怨妇和渣男总是成对出现》提到过女性特质的“黑箱”，因为帮一个朋友梳理感情问题，突然看到对方也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所以想把这件事拿出来展开讲讲。

面对“讨厌”这件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还有“黑箱”。男性讨厌一个人，是全然的，甚至是可以做到无视。而女性就算是再讨厌，嘴上都可以冠冕堂皇出花儿来。

女性特质之所以喜欢“黑箱”这件事，是因为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对方成为“下位者”，因为他们要时时刻刻去猜这个人真正的意图，否则就会因为出错而导致对方情绪化。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母亲对儿子，妻子对丈夫，她们可以直言不讳说自己的儿子学习不行，自己的丈夫做爱不行。所以，这种天然的评判权会具象化成一种“上位者”的形象。但是儿子总有长大的一天，丈夫也总有一天会摸清自己的套路而麻木——这个时候“黑箱”固然成了维系“上位者”地位最好用的手段。黑箱越多，就越不容易被猜透，猜不透就有了“发怨”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谓的“怨妇”。

——《怨妇和渣男总是成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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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的“黑箱”，是他4月份就已经发现对方出轨，然而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戳破真相，而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渐渐去完善他得到的“证据链”。我很好奇，问过这些“证据”的最终作用是什么——是提出分手？显然他又做不到真正的一刀两断，所以就拖到了现在。两个人终于有时间来当面谈判的时候，对方问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老实回答从4月份就知道了，对方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是“恐怖”。

试想一下。男女吵架，在为一个当下的小事情吵架。这个时候女的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因为我知道你一年前出轨”，这个男的绝对会觉得恐怖，因为他们在吵一当下的小事，但是女的拉高到了一个谁都下不了台的高度，而且从一年前的出轨积攒到此时此刻因为一个小事情点破的情绪，可想而知得有多大？

当然，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此时此刻的自己早已经没有了情绪，所以后面发生什么也无所谓了——这就是“黑箱”，而且是黑箱系统里最可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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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有两种，一种是“等着你来猜”，另一种是“你要说什么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懒得猜”。前者就是女性特质最常见的为了维系“上位者”身份的模式，当你需要去猜我真实感受和意图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对我施以关注和给予情绪价值；后者不需要你猜，因为真的“不需要”。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内心无时无刻在上演“独角戏”，对方没有接过自己递过去的水杯，或是在自己靠近的时候对方微微地撤走了手肘，对他来说都可以无限放大成一个“结论”——对方讨厌自己。这类“黑箱”的加工过程并不需要“求证”，即向当事人确定他的真实意图，而是根据自己内心戏的逻辑直接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个结论往往会带有强烈的情绪性，当情绪达到峰值时，就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对内攻击。

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是一个典型的“黑箱”，会在内心上演完整的“可能性”。有一次，他因为赴约即将迟到，所以他用尽全力赶到现场。期间他没有联系任何人，因为他觉得“守时”很重要。后来他由于匆忙在路上摔了一跤，一瘸一拐地出现了。最后的结论是：“我为了不迟到，只能跑，结果路上摔了一跤。”这句话的要素是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我为了不迟到，这是在为了你；但是我为了不迟到而摔了一跤，所以这也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这个人把“这一跤”当做了某种资本，在未来的某一次争吵中，就变成了“我曾今可是为了你摔过一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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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非黑箱”的人，迟到前多半会联系对方同步信息，这一点跟向当事人“求证”是一件事。因为没有同步信息，任何信息的加工就变成“黑箱”单方面的行为，最后因此而爆发争吵，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我就是这样觉得的”，而把对方的话全部堵死。反过来，“黑箱”也很害怕“被确认”。我的博客常常有匿名私信和留言，因为信息不全，他们在表达的某个有强烈情绪的言论时，我并不清楚原本的底层逻辑，所以会反问一句，结果就会被认为我是在“抬杠”——其实，大部分的“玻璃心”就是一种“黑箱”表现，因为没人知道他们会因为什么被惹怒，而当要进一步交流时，他们会缩回内心的那方舞台上，开始上演没有观众的独角戏。

因此，要打开一个人的黑箱，是一个费时费力且不讨好的工作，除非当事人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会进入黑箱状态，并且产生了对内攻击的情绪，想要停下这股力量，就需要借助他人——向对方“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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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是如何诞生的呢？

这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后天在生活中作出的“调整”。比如我过去也是一个“黑箱”，因为我从小需要跟不同人接触，特别是女性特质爆炸的阿姨们。她们无时无刻都在抱怨，充满负能量的谈话最后往往都会变成“谁可以通过她的悲情故事获得最多的关注”——特别是当这个群体里有散发性魅力的男性时（当然不是我，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孩），这些阿姨之间的雌竞会更加明显，而我就是这种环境里观察人类，从而变成了非常善于识别情绪、讨厌情绪、甚至是讨厌自己也有情绪的人。但是情绪事出有因，也不会凭空消失，我无视它们甚至是故意压制这些情绪，渐渐地就变成了“黑箱”的底层代码。

一旦识别到亲密关系释放的过度情绪，或是自己产生了情绪之后，黑箱会驱使我本能地逃避，缩进一个被压缩成奇点的核里，试图关闭所有接受通道。好在，这些核最终都会爆炸，比如爆炸在了创作灵感上、或是忍无可忍和对方大吵一架、扇自己耳光让自己通过痛觉恢复理智、暴食、纵欲……这就跟壁球一样，你用最大的力气扔往墙壁，自然也会得到一个回馈最猛的回弹。这跟压力有所区别，压力其实有解决办法，只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面对；但是黑箱里加工的情绪并没有解决办法，甚至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才让人有“活着”的精神痛觉。于是，让自己更“苦”就成了乐趣——例如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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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黑箱”是在童年经历中诞生的，也有类似变形的，例如童年因为父母工作忙碌，自己被丢到不同的家庭过暑假。寄人篱下的孩子总是需要“看人眼色”活，所以久而久之这种能力就变成黑箱的一部分：我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推导他的真实想法。

还有一些“黑箱”是在成年后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比如跟一个情绪化的对象过日子，对方可以因为任何一点小事吵架。为了平衡，另一方只能渐渐压抑自己的情绪，变成那个调剂者。但是这些情绪并不会凭空消失，所以就变成他黑箱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些特定的黑箱程序，例如“对方没有吃我拿给她的零食，她是不是又生气了”，然后进入到了一种自然防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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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黑箱”并不觉得自己是“黑箱”，就算你提醒对方，如果对方不愿意面对事实，仍然将你的建议也再次黑箱成“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那这件事情几乎等于无解。因为“黑箱”有非常完整的自洽系统，而要毁掉自洽系统最直接对方方式，就是让他亲眼看到事实真相——但这对于长期没有“他恰系统”的人来说，又太过残忍了。

除非，有一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出演的每一部独角戏，事实上都是希望有一个观众能看见时，当唯一的观众站起身来鼓掌时，他才愿意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