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广州各地陆续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家宠物狗遭投毒身亡。一名位于广州荔湾区的犬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她养的两只宠物犬于11月8日晚被毒害。据她了解，同一时间段内其遛狗区域至少有6只狗中毒。截至11月20日，广州超40只宠物狗疑似中毒死亡。

——中国新闻周刊

对宠物投毒的事件会让我特别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养狗，也因为养狗之后催产素被提高后会莫名地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背后藏着太多“隐含信息”。于是，我才用了标题这样的句式：

当人们在“投毒”时，在“毒”些什么？这个“毒”可以更换成各种人身伤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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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毒狗？

中国大陆的刑法学里，认为犯罪由四个要素构成：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和犯罪客观。公共场合投毒毒杀宠物、流浪动物的法律一直很模糊，特别是当投放的毒物并不属于违禁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人身伤害时，这种投毒行为并不会触发犯罪。宠物可以以“私人财产“”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流浪动物本身并无法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搜索“投毒毒狗”的词条，可以在各种新闻最下端的评论看到两极化的评论。有认为应尽快完善立法保护宠物的，也有认为宠物狗就应该被赶尽杀绝的。保护狗和虐杀狗一直是极端共生的事件，特别是当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时，一句“杀尽所有狗”确实满足了逞口舌之快。

一些讨厌狗的人，会有原本的历史原因导致的心理因素。这种害怕和恐惧是生理级别的，加之新闻对于狗伤人的报道，这种恐惧会因为信息偏差更加严重。

另一些讨厌狗的人，或许是后天因素造成的。比如宠物扰人、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差距、尊严受损等等，狗变成一种符号激发了当事人的某种情绪反应，导致错误认知并引发了对应的行为。

狗作为一个“弱势”符号，对它的虐杀既能“安全”地满足尊严感，又能充分地体现自己对生命凌驾的快感——只是因为这群人足够“懦弱”，所以才不得已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卑微而易碎的尊严。同时，这一类人又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例如“养日本柴犬的人不爱国”，他们很有可能会拿起U型锁，砸向养柴犬的主人。

所以想要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弄清楚当事人对于“狗”是一种具体的恐惧，还是对于符号的厌恶。所以投毒本身，犯罪客体就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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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者思维的角度来理解毒狗

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针对动物投毒者，你希望发生怎样的结果？当然是希望有宠物陆续死亡，这样才能体现犯罪者的“存在性”。为了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例，投毒的方式、投毒的区域就成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犯罪客体既然是“动物”，那么动物什么时候出没、以何种方式出没就是必须要研究透彻的。所有小区投毒、宠物狗聚集场所就是最好的投放区域。比如广州发生的群体性毒狗事件，投毒地点就是在宠物狗经常聚集的草坪上。

针对“狗”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需要观察狗的习性，才知道哪些路径是多数人遛狗所选择的；或是每晚大型犬的主人会固定在小区某个区域出没，导致大型犬吠叫扰民。这个时候，投毒的“主观”因为针对的是狗，他们会尽量避免和狗主人进行接触，因为犯罪在狗被毒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针对“狗主人”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则是对个人乃至符号的理解，比如这个人常常出没什么地方。但这里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一些富人所居住的高端小区本身有严格的门禁系统，这些因为仇富而想要虐杀富人宠物的人，压根儿连小区门都进不去。另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在狗活动进行投毒的，犯罪者是针对一个群体符号进行投毒。

因此按道理来说，他们本身可能在任何地方投毒，特别是狗出没频繁的地点。这时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规则”，来理解犯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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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投毒的危险程度？

投毒事件并不算是“黑天鹅”，它本身因为有规律可循，所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要素来横纵评估危险程度。

• 偶发性与频发性
  • 偶发性事件本身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无须对此感到焦虑。偶发性事件有可能是宠物误食、农药中毒等非“主观故意”造成的；
  • 频发性事件需要分析所有的可能性，比如环境污染、持续地针对植物或昆虫的灭杀工作残留毒药，频发性事件一旦有人为干预，就可以得到阻断。例如饲主远离该区域，或是人为排除污染源，如无后续事件发生，则危险性较低；
• 个体性与群体性
  • 跟偶发性类似，个体性事件需要分析宠物中毒的真正原因，否则无法倒果为因认定该区域发生了实际的投毒事件。针对个体性事件，需要对该区域进行持续观察，若偶发事件变为频发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是群体性事件；
  • 群体性事件最为严重，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的，即群体性+偶发性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投毒事件”。这类事件如果持续发生，则要重新评估该区域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污染源；

所以，当发生一起“毒杀”事件时，并不用惊慌，饲主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更换遛狗路径、或是为宠物佩戴嘴套的方式持续观察。一旦偶发事件造成了持续的群体性伤亡、或是变为频发事件，则需要考虑“投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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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略投毒事件里的“干扰事件”

所谓的“干扰事件”，是导致上述的评级变得“严重”的，但是跟投毒毫无关系的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又是一种“人性游戏”。

一类干扰事件，是饲主意外或故意造成宠物伤亡后，为了降低负罪感，将个体偶发性事件伪装成“投毒”，将责任从自己转移到不存在的“第三方罪人”。当谎言说一千遍之后，他自己也会把这个谎言当真，觉得自己的狗就是被人投毒致死的。

另一类干扰事件，需要“绕一下脑子”。一个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狗会被毒死，所以他先在小区投毒，造成了别人的宠物被毒死，从而觉得事件已经发生，自己的狗可以得到保护也可以免于被毒死的可能性。这件事看上去很“抽象”，其实它和赌徒们觉得“已经七轮没有出现过6了，那么下一轮一定会出现6”是一样的赌徒谬误。同时，这类人因为替代性防御机制，将对某一事件的恐惧通过制造或促成事件的发生转移到他人身上，以缓解自己的焦虑。

所以只要发生了自己最害怕的事件，那么事件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两类干扰事件一旦进入到数据之中，就会抬高投毒事件的严重性，从而造成更多人的恐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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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你可以把“投毒”换成任何一个群体事件了，这样就更好理解这件事的底层逻辑

比如，把“投毒”换成“网暴”——当人们在网暴时，在网暴些什么？

双十一的广告铺天盖地的来了，来了的同时也发生了每年都会喜闻乐见的“游戏”。

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参与了京东的广告，这几天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新游戏——抵制京东、退款Plus会员、拒绝参与京东双十一。你觉得这是自发行为？还是“友商”套路——如果我们按阴谋论论处，阴谋论最低看“受益者”。

所以我当时跟朋友预言——除非女性消费者因为这一次的“男性集体行为”而蜂拥至京东进行购物，否则这不能算是“宣传”。除非“友商”同时还会发布“让女性也抵制京东”的文案，这样就可以100%确定是商业行为。

果不其然，让女性抵制京东的文案很快就来了——作为女性，我们不能支持强奸犯管理的电商平台。

好一出双十一商战，果然还是用了最下三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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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是“商战”，但是还真的挑起了一群人（男性）去京东退订Plus、注销账号的行为，为自己本就不多、只能通过在抖音上骂别人获得的尊严浓墨重彩地点缀了一番。不过呢，这群人本质上和那些抵制家乐福的中老年一样，一旦开始送更多“鸡蛋”，他们还是会蜂拥而至去“薅羊毛”。所以我才说这个商战手段非常“下三滥”，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前，杨笠代言过酒类、电脑、汽车等等，实际上真的对品牌的股票造成过“蒸发”影响。杨笠作为一个女权符号，已经完全和男性对立，才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商业灾难——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杨笠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因为她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符号。

同样，这个符号还可以延展到更多人身上，只要是明星，他都可能代表某一种符号——而在这些众多的符号里面，普通人最愿意看见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就是造神、封神和将神从神坛上拽下来的全过程。明星正是这套流程里面比较容易达成的，明星这个符号最接近“普通人”，所以普通人可以向他发出任何的质问：你这么普通凭什么比我赚的多。所以当这些人也沦为普通人的时候，这中间的落差和“你到最后跟我也一样”的爽感，确实可以救活很多人的“自尊行”和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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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封神的过程，就是集体乌合之众形成的过程，越是混沌就越是失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言代”行为——举个已经被正确记忆过的例子：钟南山在疫情初期几乎被推到神坛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疫情的走向，比如说“板蓝根事件”。所以当他开始被从神坛上推下的时候，也成了众多人喜闻乐见的事情——乌合之众因为随时寻找新的“言代”，而不得不通过牺牲前领袖的方式，来证明后续领袖的“正确性”。

但是，符号和“人”之间始终无法作为完美同频，只要是人就会犯错，符号跌下神坛是抽象的，但是人是具象的——被网暴、被双规、因犯罪入狱、或是真的从顶楼纵跃而下。

造神本身就是双刃剑，从被造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人期待着他从神坛上坠落——这是符号的使命，人们对符号的喜恶不可能保持不变，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乌合之众内部时，他们对符号的追求更加强烈，就好比司马南既可以是领袖也可以是小丑，就看牠需要在什么时候被牺牲用来证明另一个“代言人”的正确性。因为乌合之众本身，也在时时刻刻寻找与自己相性最贴合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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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脱口秀演员要去京东打广告呢——因为京东赞助了今年几大脱口秀喜剧节目，这不过是资源交换罢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把“京东故意找杨笠来恶心男性消费者”当成是根本原因，那我奉劝你还是赶快找到合适的“乌合之众”吧，你自己是很难找准“正确的”攻击目标的。

这两天接待的10人死亡体验，遇到一个“教科书级别女性特质”的客人。

事情是一个蝴蝶效应的结构。起初第一轮需要表态观点时，她一直唯唯诺诺不敢举手，想要支持A观点。在开始以此表达观点时，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因为看到多数人举手，所以自己也选择了B观点”。在听到更多人表达观点之后，她无视流程打断他人发言，想要将自己的观点改回A。主持人示意“等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歧义，主持人的“等一下”是为了打断这位客人破坏规则的行为，而这位客人认为的“等一下”是一定会允许自己再为自己辩解。这一轮，她被高票投出，是认为最没有眼缘或最不喜欢的表达，其中的理由有写明“从众”。

因为这个初步印象，她在这10个人的陌生社会里留下了最初的刻板印象。当她被淘汰后，不服我们给她包含“从众”定义的关键词。对于关键词，它是解释当事人在本场活动淘汰之前，集体对她的认知，由陌生人折射出一个人的某一个特质。所以关键词并不能涵盖她的一生，所以当她意识到关键词不是挑事的点时，她非常聪明地抓住了“程序瑕疵”，主观认为主持人的那句“等一下”是对自己可以为自己辩解的承诺，而主持人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才导致了大家对她有了从众的印象。

细心的你也应该发现问题，这里面的因果是完全错乱、甚至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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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过很多客人，用主观臆断讨论假设结果的不在少数。比如，她会假设“主持人讨厌她故意不让她表达观点”，或是假设“这是流程问题，如果自己不是第二个发言就不会慌乱到说自己随多数人投票”。恰好，我们又是非常善用“奥卡姆剃刀”的人，三两下就把她的假设砍掉，最终回到最初的那个点：到底是我们因为没有让她修改投票导致了他人的从众印象，还是她最开始表达观点时就已经暴露了从众心理？

很显然，她的那句“是因为看到多数人举手，所以自己也选择了B观点”发生在观点修改之前，也发生在程序瑕疵之前，这一句话当然是造成刻板印象最初的“因”。票选她出局的人，也是因为这个初步印象，对她评价了从众一词。见问题根源被揪到，她立马切换赛道，就算在场有当事人承认自己就是票选她出局，并且因为她最初的发言留下从众印象，她也无视这个事实，认为如果有改票的流程，自己就可以洗刷从众的形象——而认为她从众的人，则觉得正是因为她一开始的发言和后来在听完别人发言想要改票的行为看上去就是从众。

她又换了一个赛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说话。”这句话，是她在面对当事人和事实的情况下，对他人的定罪。我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立马追问：“你为什么觉得别人没有认真听你说话？现在是有人站出来承认投票的事实，你是不是也没有认真听她说话？”

她朝着我非常严肃地说：“你现在是在攻击我。”

全员愣住。

我换了个语气，继续追问：“现在是有人站出来承认投票的事实，那你是不是也没有听她说话？”

她对我说：“你为什么凶我？”

有好几个人被气得噗呲一笑，包括她身后一直懒得加入讨论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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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描述，有一个词无时无刻地出现——“从众”。她是从众的人吗？毕竟她最早被淘汰，整个“社会”对她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最初的那一刻。死亡体验的乐趣在于，无论你是用伪装的方式还是真诚地面对大家，其实以陌生人构成的小社会里，都能互相照出真实。往往那些最不真诚的人都容易被高票淘汰。但是在当下那个需要轮流发言的场景，她因为“紧张”表达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相信她那一刻不是装的，只是她还没有背好台词站上舞台表演自己，所以本能暴露了自己的从众心理。

她当然不希望自己从众，从众就意味着要否定她的“特别”。但她是特别的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是第一个在工作室和我们理论的人，只是理论的方式是用一大堆假设来推导出她想要的结论，而我们又非常善于揪出问题的本质和将不停切换赛道的人拉回到问题本身。所以当她没办法将我们拉进她的逻辑谬误里时，最终竟然用“你为什么凶我”作为新的赛道。

这个案例的有趣在于，她为何如此反感“从众”这个定义？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给到她的关键词，而是当她意识到自己留下的从众印象，正是她最开始那个本能的发言暴露了她就是个从众的人。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个“表象”，更多的是对内指向了她的“内核”，对内攻击是无解的，所以此时此刻必须找出一个罪人，来负责她的“下意识”——于是，一大堆外归因包裹着这个脆弱的内核，以为没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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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自己平庸很难吗？当然，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将要丧失“自命不凡的特别感”。但如果这个评价来自于陌生人，这种“伤害”更大，加之在最开始就因为本能暴露了真实的模样，无论后面如何表演，大家都会因为最初的刻板印象而觉得“割裂”。这就是人与人形成关系的意义，你既能看到别人，也能让别人看到未曾发现的自己，通过自我探索，一起看到彼此都没有看见过的真实的自己。

我很能理解一些人无法承认平庸的原因——比如创作者，平庸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平庸本身没有任何标准，所以只有通过对比自己的“特别”才能指证他人的平庸——也就是说，当平庸的概念消失时，特别的概念也会跟着崩解。只是那个当下，在她的世界里，“从众”就是她为了凸显自己特别的那个平庸参照物。

老鹰和鸡毛掸子都有毛，但他俩爱惜羽毛的前提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