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数不在新、管用就行。

对付郑州大学生集体夜骑50公里前往开封的事件，最终还是用老三样的方式给“封控”了——封锁道路、共享单车平台设定限制、以及“敌人就在人民群众的内部”——骑行队伍之中混入了煽动颠覆情绪的境外势力。

今天不是来讨论夜骑开封这个社会事件的，而是来聊聊里面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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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在学生时代，是否参加过高考前最后的“疯狂”，把自己这整整三年整理成册的试卷、练习册、错题本、参考书都从教学楼里抛出窗外，让它们象征烟花来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反正我玩过，但用另一种方式玩的。

我记得那是高考前的最后几天，因为要将大楼设置为考场，我们不得不搬迁教室。因为想到两天后要高考了，带再多的试卷参考书，一没时间看二是太麻烦，还不如就直接扔掉。怎么扔，就成了学生们的游戏——第一个将试卷抛洒出走廊，落入教学楼天井的同学，散落的试卷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于是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年级主任拿着大声公在一楼叫嚷，说凡是扔过垃圾的人都要受到警告处分，不要为自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不完美句号。

越是这样叫嚷，抛洒游戏变得更加热烈。老师也纷纷从办公室出来，制止自己的学生。这里面也有“清醒”的老师，他放任自己的学生扔试卷——这是压力的释放，毕竟整个三年学生都在规则之中喘不过气。我所在的班级因为被班主任喝止，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办。直到我看见同一楼层的“尖子生”也开始扔试卷，我一声令下自己班的同学也可以开始扔试卷了。班主任对我气不过质问我为什么要瞎指挥。

我回答老师：尖子班的学生也扔了，现在规则已经法不责众了，没办法再树立典型了。

班主任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实在找不到惩罚我的理由——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扔过试卷。

这场集体狂欢，或许就是因为被压抑了三年的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只是我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加入这场狂欢。一个把自己的试卷、笔记如此珍视的人，居然会在最后一刻扔掉自己的珍贵——这是一场多么荒谬但美妙的仪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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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夜骑开封的事件，最开始也仅仅是四个学生为了吃新鲜的汤包，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去了趟开封，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青春没有标价”。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效仿，直到11月初，这场狂欢被紧急叫停。郑州许多大学一夜之间回到了疫情三年的封控状态，夜不归宿需要申请、出门需要请假等等。

这件事的结构像极了学生时代抛洒试卷进行狂欢。就连里面“反对”的声音也一模一样。夜骑开封的事件发生后，有大学老师在微信群公开批评此事件：

“河南作为教育贫困省，一帮子移动造粪机无所事事，别人在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级，这帮xx花着父母的钱放飞自我毫无人生规划，典型的酒囊饭袋！”

这位老师还是没想通一点，与其直接评价和辱骂学生，应该换一个思路，为其他人梳理“攻击”典型——只需要在其他大学树立起“我跟河南大学生段位不同”的地域攻击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一群人因为优越感开始通过挞伐“夜骑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试是“对”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夜骑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当跟着一群人边骑车边呼喊口号、唱歌欢笑才是青春该有的热情。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发生了上述老师辱骂学生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情地加入夜骑大军之中，以此对抗老师这个符号。骑行的队伍里也不乏存在“小粉红”，高举国旗和统一台湾的口号，但也有人高举“自由”的标语，认为青春是不应该被封锁在大学之中的，这些因为夜骑出现的“衍生品”开始让人们类比了很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例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八九年学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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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觉得夜骑开封这件事跟这些历史事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先有领导人的口号，才有了全国红卫兵到处流动导致运输、城市甚至是经济瘫痪的情况；而八九学运本质上是存在某种“政治诉求”和明确的“靶向”；夜骑开封更像是一种“证明”，一个大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无价，从而选择了一种“看上去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在夜晚甚至是半夜出发。

夜骑虽然只有50公里，但这件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超过4500公里的跋涉——横跨美国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横跨美国东西的旅途成为“垮掉的一代”最为浓墨重彩的象征符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情形和心路历程。这群人在路上到底在寻找什么？

“垮掉的一代”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精神、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心理学里所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我通过一次骑行挑战了一个体测1000米都跑得气喘吁吁的自己，也通过群体行为被更多人所看见，而形成一个乌合之众抱团取暖。而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角色”仍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寻找“身份认同”就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抱歉，这里的多样性并没有贬义。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搞过各种奇怪的“仪式”。

另一方面，从大脑的发育来讲，25岁之前前额皮质仍在发育之中，因风险评估和控制力并无法成为年轻人首要的“约束”，所以他们会偏向于通过高风险、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新奇的体验。

再进一步，就是“反抗权威”。“垮掉的一代”在社会压力之下，被认定为“一无是处”，为了反抗这种主流思想，他们必须通过某些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是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活着的意义”。夜骑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那段老师的辱骂、网络上的嘲讽（和支持），他们的队伍不会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壮大成成千上万。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反抗某种意义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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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骑行为被制止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效仿的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大学一定会陆续出台“禁止骑车”的相关规定，而在这种“荒谬”的时代背景之下，高压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迸发出更加荒谬的仪式，来对抗这些规则——就像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它的荒谬性在2022年的上海达到了高潮——所以今年上海禁止了万圣节。

对此，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眼——“荒谬”。哲学家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荒谬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解决办法就是“活在当下”，如果对未来的期许感到迷茫，那不如此刻全然地活着。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看上去拿着文凭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那不过是他们失业的起点，于是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选择了在当下全然地活着——一次50公里的骑行，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既通过这个方式证明了自己，也找到了乌合之众抱团取暖，甚至还可以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对抗权威……我相信，这个50公里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变成在中国版图上的4500公里。

这种关于荒谬的哲学理论，反过来解释了我高中时留下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学生”也参与抛洒试卷的游戏里——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也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荒谬的是什么？或许是应试教育塑造的畸形、或许是被扼杀的关于自由的幻想、亦或许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会追求分数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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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把开封夜骑称之为是“集体春梦的REM”，是因为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的REM，就是人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的快速动眼期，人们会在这个睡眠区间开始做梦，大脑非常活跃甚至会带动身体出现轻微的抽搐等等。

夜骑和“垮掉的一代”横跨美国东西一样，是一场关于“流浪和寻找”的旅行。流浪以及自由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就业率、失业率、经济下行、社会稳定性出现裂缝等等情况造就的“压力”，让这个集体无意识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仪式”。

夜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行为罢了，只是因为它的行为带动，像是一场春梦前的抽搐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无法醒来，那就会真正的堕入那个再也醒不过来的深睡之中。

无梦、也无望。

一个人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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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卡夫卡的作品，总觉得很“压抑”，有一种在“呐喊”却又没有“出声”的感觉。后来读起卡夫卡的生平，才知道他是一个对物质欲望极其微弱的人，甚至显得有些“禁欲”。联系他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位哲学家的身影——叔本华。简单来说，叔本华认为“虚无源自于欲望”，人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痛苦，是因为对无尽欲望的追逐。所以叔本华认为的解决方案，就是“禁欲”，通过缩减甚至是压制欲望的方式来减轻痛苦感受。

当然，这里指的“欲望”不仅仅是性欲，也包括物质欲望等等。

很久以前，发生过一起名誉侵害案件，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孙控诉一期刊诽谤韩愈死于花柳病的控告。韩愈是不是死于花柳病并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后人为他的“名誉”打官司，也只是一场“仪式”罢了。核心是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花柳病”这个符号，因为它意味着“乱性”。另一个染得花柳病的作家，莫泊桑，却因为自己罹患花柳病而感到“自豪”，他觉得自己得了与法兰西一世一样的“爱神病”。但是这些具体的疾病并不影响这些创作者的“创造力”。

乱性得病，只是触犯了每个人心中不同的道德层级罢了，在我极低的对外道德标准里，它就是一种“符号”，证明这个人曾经或是仍然还是一个乱性的人，而这种乱性直接和他的“性欲”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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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认为人的“能量是守恒”的，当欲望被压制，它一定会在另一个区域出现裂缝并迸发出来。例如长期性压抑的人，会因为这种能量的压抑而形成“强迫症”行为，例如洁癖不停洗手等等。

同理，如果攻击性被压制，对外的攻击性就会变成对内攻击，例如在职场逆来顺受的男性，在家也长期被妻子打压，原本的攻击性可能会发泄在玩游戏上对陌生人的辱骂，当这种进水和出水的函数关系不平衡时，对内攻击就会形成“自我阉割”的能量，从而让这个男性失去攻击性，而变得敏感、玻璃性、甚至是失去男性特质。

我相信“能量”不会凭空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另一股力量，或许是踢猫效应一样地找到了比自己更弱的目标、或是对内攻击逐渐形成心理疾病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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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能量的强烈释放，无论是在画卷精致地勾勒，还是全身赤裸涂满颜料在巨大的白纸上用舞蹈的方式作画，或是通过文字的攻击性对他者的批判、对现实的控诉、对细腻情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创造力往往伴随能量得以释放，而这个能量的高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一笔一画地勾描还是全身赤裸泼墨于卷。

卡夫卡和莫泊桑的作品风格，最大的区别在于卡夫卡是几近现实主义的思考，哪怕是《变形记》里的主角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也必须思考“我要如何去上班给家里赚钱”这么看似荒诞却无比现实的思考。莫泊桑的作品比起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多了更多的荒诞和魔幻，他的作品总是可以用一个细微的角色（例如《羊脂球》里的妓女），将他放在时代的背景之中，既可以是万人追捧的明星，也可以是招人唾弃的罪人。莫泊桑的作品蕴含的巨大能量，正是将一个角色抬到最高处，然后又将他狠狠地拖拽进地狱。如果将小说的“能量”进行函数化，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规则的正弦函数，过程是带着读者去思考一个现实主义的课题；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是在一个最高点转瞬即下，在故事的最后给读者留下一个全盘推翻的荒诞收尾。

这就回到了我最开始提到的那种“压抑感”，跟卡夫卡本人的禁欲主义一样，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也有现实的窒息感；但是莫泊桑的作品，更像是万花筒里看到的一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在万花筒变化过程中被折射出不同的花纹，最后他摔坏了万花筒，捡起那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告诉你——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显然，莫泊桑的“能量”要高于卡夫卡，否则他也不会在进入法国上层之后夜夜笙歌，甚至最后还感染了“爱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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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性欲和创造力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能量守恒”，而是共生的模式。一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他的能量越强、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或许会更夸张和强烈。

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原型里，有一种原型被称之为“诱人缪斯”，她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能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她最恐惧的是容颜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因为衰老就意味着她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

这类角色拥有强烈的性欲，她们享受性爱带来的对她们的“认可”——这是一种外在认可的具象化。这类角色也拥有强烈的艺术性，她们可以将性欲转化为表达、艺术。《欲望都市》里的萨曼莎就是典型的“诱人缪斯”——而在古希腊神话里，缪斯本身也是掌管性、美学与艺术的守护神。

那如果一个人原本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也会衰减甚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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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才需要引出“关键人物”，以前在博客里提及的一个“色情小说创作者”最近向我抱怨，他觉得自己的灵感已经彻底枯竭了，时间分界线就是他一年前结婚育儿之后，自己的性欲急剧下降进而创作灵感也随之消失了。我建议他“出轨”一次做场自我实验，看看是不是发泄性欲之后想象力会随之恢复。由于自我的道德约束，他始终无法迈出这一步，但是长期的压抑让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攻击性。

他的攻击性主要表现在跟人对谈的时候，总是以戳中对方痛处为乐。他虽然无法再创造色情小说，但是他回到评论家身份之后，变得非常犀利和嘴毒。所以他很担心这种“创作能量”是不是在压制他的想象力，是导致他无法再创作小说的关键。这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在他身上有两种能量的交换。

性欲被压制→创造力衰减→失去想象力运作的创造力
性欲被压制→攻击力提升→变成富有攻击性的创造力

但看上去，最终失去的创造力和重新恢复的创造力是两个“极端”，极具感官体验的想象力和冷静思考的逻辑分析。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二选一的游戏，失去任何一个都会让人觉得可惜。肉欲和理性之间或许还有一个平衡点，只是人们在探寻其中时，必然会突破道德——比如，我推荐这位朋友去通过出轨的方式找回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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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失去想象力和攻击性哪一个更可惜，只不过是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以及承担每种选择之后的结果罢了。

比如，我灵魂拷问了朋友：“如果你离婚了，就可以恢复想象力和创造力，你愿意选择吗？”他两天之后才回复我：

“我真的有好好想，但我不想失去現在的一切，所以做不到。”

“是不想做，还是做不到？”

“欸，點醒我了，是不想這樣。”

真是个对自己懂事听话的成年人，毕竟大部分成年受困的正是“既要又要”。

前几天，和说脱口秀的朋友聊到了《再见，爱人》这档综艺节目，说得他们那个眉飞色舞啊，由于禁不起诱惑也和妻子看了一两集。我在Telegram提及了脱口秀和我叙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建构”和“解构”，脱口秀更像是把一个底层逻辑建构成一个带梗的故事，而我们做的事是在不停拆解事件，最终找到底层逻辑。所以两种视角来看这个节目，就显得格外有趣。

先不说节目本身，我很佩服芒果台的剪辑功夫，非常细腻地按照“平和-冲突-平和-冲突”以及阶段性的“起承转合”在排布内容，让观众非常自然地进入到了摇摇欲坠的三对婚姻关系之中。里面的三对关系也是精心安排的：男强女弱（爹味）、女强男弱（妈味）、和对抗冲突。

说实话，留几手和他老婆的婚姻是最“健康”的，因为他们还能争吵，且能吵到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围绕着“你不爱我了”这样的哲学命题。黄圣依和杨子那一对就不说了，他们虽然也吵，但是每一次黄圣依找到一个具体事件想要展开争论的时候，杨子就逃走了，进入到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哲学命题——因为他的眼里没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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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就是李行亮和麦琳，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他们婚姻关系里无时无刻透露着的“窒息感”。他俩的婚姻看上去很“甜蜜”，但所有的甜蜜都是“程式化的筹码”。比如李行亮每一次和麦琳旅游，到一个陌生城市，都要给麦琳求一次婚——为什么？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关于爱的证明，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人问过李行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发自肺腑地想要、还是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他的任务、还是如果有一次他没这样做他们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麦琳无时无刻都在“关注”李行亮，他的衣着是否有问题、牙龈是不是有问题、你为什么不笑、你手指是不是脏了……

而问及她对婚姻的期许，她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李行亮，希望他能够成就自己的音乐梦想……李行亮很不解麦琳的“节约”，比如他给麦琳买礼物，麦琳拒绝接受礼物甚至是会拿着礼物去退货，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而这些继续都应该留给李行亮，去完成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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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这种窒息感应该蔓延开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窒息”中长大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妈妈”的形象和做法，无时无刻都把“我为了你好”挂在嘴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在承受痛苦，甚至是以苦为乐。我知道一个案例，是助理的老公，他的妈妈也是这种模式。他们俩从很远的地方回家，小男孩想打车回家，妈妈执意要坐公交车，于是她给儿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不禁感慨：“儿子跟母亲坐出租车是犯法的吗？”这个母亲为了体现出“好”，甚至跳过了逻辑和智商，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自己“吃苦”是为了孩子的“好”。

为什么？来说说底层逻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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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原始动力是爱与归属。她为了追求归属感的稳定，会需要通过试探的方式去确定自己以身相许的男性能否照顾自己，特别是在自己怀上对方孩子、生育、养育后代的时候，自己不会被抛弃。所以一些女性会开始选择“作”——就像是登山时，要确定绳索是否绑紧，要拉扯几下才敢爬上去一样——只不过有些人，会更加害怕被抛弃和失去爱与归属，所以这个“扯绳子”的行为一直在重复、甚至越来越强烈。

麦琳的“作”不是对李行亮的不信任，而是“自己不配”，从她对自己身世只言片语的描述，她是农村出身，接受的教育也是“相夫教子”。而李行亮是音乐创作人，他需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经历，才能够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灵感。这种“精神上的无法同频”是一种绝对的“不安全感”。中国的传统婚姻观里，认为妻子需要理解丈夫、辅佐丈夫、甚至是顺从丈夫。如果女性不知道男性在想什么，那办法就是“试探”和“索要证明”。

我不要你送我礼物——你送了我礼物我知道你还爱我——如果你听信了我的话真的不送我礼物了——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要你证明你爱我——言语上的爱已经不够满足我的期待——你开始在不同城市向我求婚——我们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你没有再向我求婚——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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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信任感是内在的，不会因为一个外在的表象而得到满足，它只会寻求更加“真诚”的证明——直到她意识到，自己无论怎么证明都得不到对方的真心、或是短暂地得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成为不可控的存在，于是她开始在关系里寻求另一个更加高高在上的地位——自我圣洁。

之前我提到过，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这种评判会让女性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男性的凌驾和支配感。如果一个女性在一个绝对上位的时候，男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是错的，因为她作为一个黑箱可以任意地调整比赛规则。我生病的时候需要你递给我一杯热水，但是你拿错了杯子让放在床头的水很快冷掉，你这就是不够关心和细心——别不信，这是真实案例。

麦琳和李行亮的婚姻，就像是麦琳用一种软性道德绑架的方式，把他们的婚姻筹码努力抬到了她期待的那个最高点，等着有一天婚姻破裂的时候完全做空，让她自己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自我圣洁——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到最后都不理解我对你的爱——这个点是一个霸王条款，哪怕是被人指出了麦琳的行为是在束缚李行亮，她也可以为自己找到完美地借口——这是因为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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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一个底层逻辑是不太好听的——“贱人总是成对出现”。李行亮之所以接受了这样的婚姻关系，或许也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断奶”，给自己找了个妈而已。

他俩的婚姻不是再见爱人，而是要做到“再见妈妈”。

婚礼上，过世的亲人变成蝴蝶出现，甚至还停在了新娘的脸颊，那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据说，已故的亲人会变成蝴蝶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甚至是参加他原本遗憾的仪式，往往在这个时候，婚宴现场的氛围达到另一个高潮环节——集体自我感动。

然而，如果你用“婚礼蝴蝶”作为关键词在各种视频平台搜索，都可以得到套路一模一样的桥段。如果这么多已故的亲人都变成了蝴蝶参加至亲的婚礼，那这件事早就应该成为“玄学”素材给好好研究一番。我询问了在做婚庆策划的朋友，她表示嗤之以鼻——“这个都是大型婚庆公司玩儿剩下的把戏啦。”

只需要在彩排阶段询问饭桌安排时，稍加引导就可以套出婚礼双方的亲人生故情况，再观察当事人对该名故人的情感程度，确定要不要通知道具组准备蝴蝶。于是，这一整套流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形成一个“你亲人回来看你啦”的完美闭环。

嚯，里面还动用了谈判学和心理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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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站出来指责“拆穿真相”的人——这就是一个寄托思念的桥段，有必要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把美好都毁于一旦吗？但是“真相”在这里，因为套路被制造感动的“事实”也在那里，怎么？这件事少一个条件情感还可以更真一点吗？

人们善于为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甚至是覆盖原本的“真相”——这就是算命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底层逻辑。往往回到真相讨论的事情，比想象中的更残忍。比如“秽语症”，在医学心理学还不被重视以前，人们无法透过传统心理学解释和医治“秽语症”，所以只能通过更“玄”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被鬼缠身、被恶魔入侵。

直到医学心理学的普及，秽语症仍然被当作“邪物入侵”来看待。之后才发现不过是大脑里的基底神经出现紊乱，才导致了莫名抽搐、舞蹈、秽语等行为。不过，就算这个真相是被科学证实的，至今仍然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外邪”。只要赋予的意义足够，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是自己已故的亲爹上身要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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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极端，真相已经完全超越意义，但是人们仍然执着于赋予意义，就会显得滑稽且抽象。

以前从一个命理师那里听过一个故事，他们村里人均称自己可以让神明上身，所以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就会变成“斗法”现场。大家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干呕、翻白眼、张牙舞爪、满地打滚，肢体语言已经卷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开始卷谁上身的神明更厉害。（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出马仙这件事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已经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斗法”的趣事）

那个人说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人就敢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治得住玉皇大帝，但是孙猴子又能大闹天宫治住天庭……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死循环，就跟棒打老虎鸡吃虫一样，总会有最小的虫可以治得住打虎的棒子。所以有人另辟蹊径，让一个说外国话的神“上身”了，这个神就是耶稣——于是这个“被上身”的人开始“How old are you”“Nice to meet you”“Sorry I don’t know”“I’m fine thank you”，他把自己这辈子仅学的英文课文都用在此刻。农村人也没见过真正的耶稣，也确实可以被这样的阵仗给唬住。

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相是一个外界存在的表象，但是只要当事人相信那这个真相也可以被“意义”覆盖。除非，当这个真相已经可以动摇“意义”本身，于是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站出来指着你的鼻子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破坏气氛，人家婚礼怎么安排管你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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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个真相动摇意义的事实也已经发生，之后有裂缝生出各种五味杂陈的就不是看到真相的人，而是那些宁愿无视真相也要把自己蒙在鼓里的人。

《加菲猫》里，加菲猫走丢后被卖进了宠物店。他的主人乔恩也在疯狂找寻加菲，直到有一天，乔恩走进一家宠物店在销售橱窗里看到了加菲，于是两个人重逢又在一起。加菲永远都不会去问乔恩“为什么那一天他走进了宠物店”。当然，最后一句是观众对《加菲猫》的“过度解读”，认为这是无言结局里谁都不要说破的真相。

意义是“重逢”，真相是乔恩走进了宠物店，但这个真相似乎在打破另一个一直以来的真相，乔恩作为饲主深爱着自己的宠物加菲，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表现出“我想要再买一只猫”的想法，否则这就是在破坏他和加菲之间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到底是谁赋予的呢？难道是乔恩在购买加菲时，被要求签署一份类似婚姻的契约，无论生死疾病都要不离不弃——甚至是在宠物丢失或去世后，也必须要守寡尽孝，以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是忠贞不渝的——很可惜，这一点婚姻法里也他妈的没有规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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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礼里，司仪、策划、道具组都知道真相，甚至有观众还看到了蝴蝶从什么地方放出来，那怎么？为了保证“意义”的重要性，把这群人都在仪式结束前给杀了活埋？——当然啦，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在剧本创作里，最厉害的悲剧是让人哭着笑，在悲剧的结尾里藏着一个仿佛是石缝里种子刚开始发芽的喜剧。如果，在意义里藏着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真相”，这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或许是最厉害的喜剧，让人笑着哭。

那结婚是悲剧吗，不能这样说嘛。那是喜剧吗（我觉得是），出现一只代表已故亲人的蝴蝶，或许是喜中悲。看到真相的人，觉得这是闹剧；制造泪点的人，极力营造悲剧的气氛，只有那些沉迷在赋予意义游戏里的人，是悲是喜，都是别人说了算。

所以反过来，只要你懂得如何安排“意义”，那这些沉迷于赋予意义的人，就可以无视真相，唯你操纵。

每天浏览的新闻订阅里，不时会有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战争画面，比如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向俄军投掷炸弹，俄军瞬间四散成肉块；或是哈马斯领导人被炸得头颅爆裂肝脑涂地。战争画面对我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打码、模糊、甚至是把血液改成绿色的方式来降低战争的“残忍度”。

以前上航空安全培训课时，会有受害人卷入涡轮的事故照片，由于打码，那些血浆迸射肉片粘连的画面只能靠想象——但是这样的黑色遮挡足以让受训者产生足够的恐惧——毕竟人类被卷入涡轮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既然是为了通过震慑的方式教育航空从业者敬畏生命、尊重科学。那不如不打码，用最直观的感受去敬畏死亡。

不过，在很多年前，真的有这样一部作品，里面充斥着（未打码的）血腥、暴力、犯罪、死亡——《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

在视觉和心理上直观地感受犯罪，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恐惧，进而产生对人的不信任；而另一部分人会因为“犯罪成本”而重新思考犯罪；当然，在这些人群中仍然存在“黑天鹅”，他会因为看到别人犯罪而激发更强烈的犯罪欲望，他想要创造超于纪实的可以让自己“名垂千史”的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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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上述的新闻画面、课件内容、纪录片桥段，都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折叠，是因为真实发生，而让人得以见证战争、事故及事故征候、以及犯罪与死亡。直到我昨天刷到了一个游戏广告……

从无人机视角的热成像画面，通过发生炮弹、子弹的方式攻击下放的生命体征或是战甲设备。

这个游戏的广告完全模拟了俄乌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炸弹的第一视角画面，我一度以为自己在Instagram刷到了战争画面（按道理这些画面是需要被打上血腥暴力的隐藏标签的）。由于无法下载到这款游戏，所以我无法测试内部是否真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按照游戏广告的尿性，它多半也只是做了一个宣传外壳，说不定下载之后是个沙雕消消乐或是城市建设游戏。

这算不算是“消费战争”？那要定义什么算是“消费”，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反复说道，甚至还通过情绪煽动的方式获得关注、甚至是募集资金，这显然是“消费”，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视觉上刺激玩家下载游戏，这或许是一种“思路”。那再来进一步探究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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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观了一些男性居多的社交群、Reddit等等，（国内外）男性确实非常乐忠于讨论无人机轰炸这件事，他们很希望通过第一视角视频来分析这一次投放的炸弹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有人想要亲自指挥，觉得这一枚炸弹没有同时炸中敌人和战甲，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投放才能一石二鸟。

回到底层，男性的原始驱动力是“尊严”，战争是近乎最原始的雄性对抗，就算有热武器的加入，战争仍然可能走到最终的肉搏桥段，只是热武器带来的直接性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尊严无非是当你击杀了另一个敌人时，那种内在的自我肯定会带来强烈的自尊满足。更别说此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背景音说着：First blood、Double kill、Triple kill，并且还在通过记分的方式与其他玩家拉开等级差距。^{* 需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指所有男性的底层逻辑都会驱使他们玩游戏}

但是，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加之热兵器的“一目了然”，稍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敌人的枪下魂。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被送去前线的“炮灰”，他们的人生根本没有游戏升段里的“胜率”评价，生或死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运气。除非——

除非现在有一种游戏规则，是你可以任意地操纵别人的生死，你无须直面战场，只需要轻轻动下手指，就可以制造一场战争里该有的血肉横飞肝脑涂地——对，这就是无人机炸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性更喜欢讨论无人机炸弹，甚至会喜欢观看无人机杀敌的第一视角视频。这是一种可以躲在后方、既拥有操纵感、又可以获得尊严满足的行为。

这种准上帝视角带来的快感，远超过与敌人面对面地厮杀。^{** 又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玩无人机的男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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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这种躲在暗处、攻击一个身处明处的靶子，甚至是可以拥有“无人机视角”观看整个画面，或是煽动一群乌合之众去攻击靶子，这样的快感看上去像是“帝国时代”一类的游戏，不过它又确确实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网络暴力。

这就是对《形象代言人言代相性》的callback。杨笠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在明处的靶子。被纠集的乌合之众开始朝她再一次猛攻，因为他们无法对抗整个“女权”符号，所以才揪住一个“软柿子”般的个体。杨笠也不属于任何“政权机构”，不会因为攻击她而带来“孩子不能上学”的风险。

别再傻傻地冲塔啦，抬头看看吧，此时此刻有一个无人机正在对每一个热血的人，做出最具体的“热成像”。

双十一的广告铺天盖地的来了，来了的同时也发生了每年都会喜闻乐见的“游戏”。

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参与了京东的广告，这几天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新游戏——抵制京东、退款Plus会员、拒绝参与京东双十一。你觉得这是自发行为？还是“友商”套路——如果我们按阴谋论论处，阴谋论最低看“受益者”。

所以我当时跟朋友预言——除非女性消费者因为这一次的“男性集体行为”而蜂拥至京东进行购物，否则这不能算是“宣传”。除非“友商”同时还会发布“让女性也抵制京东”的文案，这样就可以100%确定是商业行为。

果不其然，让女性抵制京东的文案很快就来了——作为女性，我们不能支持强奸犯管理的电商平台。

好一出双十一商战，果然还是用了最下三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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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是“商战”，但是还真的挑起了一群人（男性）去京东退订Plus、注销账号的行为，为自己本就不多、只能通过在抖音上骂别人获得的尊严浓墨重彩地点缀了一番。不过呢，这群人本质上和那些抵制家乐福的中老年一样，一旦开始送更多“鸡蛋”，他们还是会蜂拥而至去“薅羊毛”。所以我才说这个商战手段非常“下三滥”，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前，杨笠代言过酒类、电脑、汽车等等，实际上真的对品牌的股票造成过“蒸发”影响。杨笠作为一个女权符号，已经完全和男性对立，才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商业灾难——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杨笠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因为她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符号。

同样，这个符号还可以延展到更多人身上，只要是明星，他都可能代表某一种符号——而在这些众多的符号里面，普通人最愿意看见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就是造神、封神和将神从神坛上拽下来的全过程。明星正是这套流程里面比较容易达成的，明星这个符号最接近“普通人”，所以普通人可以向他发出任何的质问：你这么普通凭什么比我赚的多。所以当这些人也沦为普通人的时候，这中间的落差和“你到最后跟我也一样”的爽感，确实可以救活很多人的“自尊行”和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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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封神的过程，就是集体乌合之众形成的过程，越是混沌就越是失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言代”行为——举个已经被正确记忆过的例子：钟南山在疫情初期几乎被推到神坛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疫情的走向，比如说“板蓝根事件”。所以当他开始被从神坛上推下的时候，也成了众多人喜闻乐见的事情——乌合之众因为随时寻找新的“言代”，而不得不通过牺牲前领袖的方式，来证明后续领袖的“正确性”。

但是，符号和“人”之间始终无法作为完美同频，只要是人就会犯错，符号跌下神坛是抽象的，但是人是具象的——被网暴、被双规、因犯罪入狱、或是真的从顶楼纵跃而下。

造神本身就是双刃剑，从被造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人期待着他从神坛上坠落——这是符号的使命，人们对符号的喜恶不可能保持不变，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乌合之众内部时，他们对符号的追求更加强烈，就好比司马南既可以是领袖也可以是小丑，就看牠需要在什么时候被牺牲用来证明另一个“代言人”的正确性。因为乌合之众本身，也在时时刻刻寻找与自己相性最贴合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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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脱口秀演员要去京东打广告呢——因为京东赞助了今年几大脱口秀喜剧节目，这不过是资源交换罢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把“京东故意找杨笠来恶心男性消费者”当成是根本原因，那我奉劝你还是赶快找到合适的“乌合之众”吧，你自己是很难找准“正确的”攻击目标的。

和朋友聊起一个话题，什么情况下会感觉自己已经“无家”了？

刚好，前几天在《王权与契约》里留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点——中国的土地权模棱两可，但恰恰我们又非常讲究“家”这个概念。房子就变成了“家”的具象化，以至于对房子的需求支撑了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巨大占比。房产泡沫化是也得以预见的事情——当然，今天不讨论有关政治的话题。

如果从“物理层面”来讲，家可以拥有各种形式的“覆灭”：

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可以回了呢？比如老家已经被砸了，上班租的房子还是别人帮忙签的合同，交的房租，相当于住着别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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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妻子有一个朋友，英国留学回国，在上海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获得上海户口，父母也帮她在上海买了地段不错的二手房，算是在上海节约了一个最大开销。每次回上海，我们都会和这位朋友聊起是她的近况，吐槽工作、抱怨人际、八卦职场，我总是会在聊天结束前问她同一个问题——你现在回到你自己的房子时，还有“回家”的感觉吗？如果这种感觉没了，就要考虑“换个环境”休息一阵了。

所谓“回家”的感觉，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判断指标。“家”这个具象化的空间，并不是直接给人“快乐”的感觉，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在职场压力、人际复杂、旅途劳顿终究会给人一种负面情感“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而当你进入家的范围时，你会开始思考“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的情绪转变，我们在“家”的具象化空间之中，还保持着“主动权”，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无论是无意识还是刻意地，我们都在努力地将家这个空间剥离出一个与日常工作对冲的属性，哪怕是桌上的一盆绿植，它都象征了“家”这个概念的存在。否则你回到出租屋，里面的布局跟办公室一样，杂乱的桌面、嗡嗡作响的电脑、喝完还没来得及扔的咖啡罐头……这里显然完全丧失了“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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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很快就可以适应熟悉的事物，神经元对重复且可以预判的信号会渐渐停止做出反应。同时，家也是我们睡眠的地方，人类的睡眠关系到激素水平以及“安全感”的获取，家又和安全感挂钩。当对于“家”的熟悉，和对于“工作环境”的熟悉是两个模块时，我们就拥有足够的“家”去对抗和释放“工作环境”带来的压力。

这里面就会出现另一种极端——尿地盘。我是一个典型喜欢尿地盘的人，以前还在坐班的时候，我会在入职第一天就把工位摆满属于自己的东西，以此来标记“熟悉感”。这个做法并不是为了“全情投入”工作，而是用熟悉感的方式来对抗压力。不过反观那个时期的日常生活，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原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所以这种尿地盘的行为发生在了办公室工位上。

现在我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家的概念，如果再让我去坐班，我的工位一定会做到最大化的简约，简约到就算今天离职也没人知道。因为“家”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构建了一个空间感，我不再需要在外界寻找归属感。

所以，我才会问朋友那个直接的问题：你现在还没有回家的感觉。如果“家”的模块不存在时，她自然没有了释放压力的来源。这个家不需要像尿地盘一样堆满自己的东西，哪怕是最简单的布局，只要我可以在里面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家”的具象化空间还得以存在。（当然，最重要的是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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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会被丢到不同的亲戚家过暑假，亲戚一般不会给我房门钥匙，理由是怕我弄丢。会给我钥匙的，我都会拒绝——成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潜意识的拒绝动作，是在拒绝将这种寄人篱下的地方认为是“家”。对我而言，最开心的日子是每周五可以被父母接走，回到自己那个真正的“家”，

绕了一圈，再来解答最开始那个“物理”概念——我不认为家是因为物理变化而丧失的，哪怕是租来的房子，如果当事人把它认定为是“家”，他也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尿地盘”的行为。只有当人认定一个空间属于“家”这个概念时，家才会存在。哪怕是睡在桥洞下面的流浪汉，他如果不把这里认定为“家”，就不会在这里囤积他拾荒来的物品，我甚至还见过在遮风挡雨的“避难所”里用塑料瓶种了花的流浪汉——而那株花就是他在这个空间里一个关于“家”的象征罢了。

当我们不再认定所在空间是“家”这个概念时，或者说这种概念是在无意识中丧失时——家的物理环境和工作环境逐渐融为一体，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无家”的状态。当然，在这种“无家”概念里，最痛苦莫过于你的精神还在认可，但物理上已经完全被摧毁且再也回不去了——例如战争。

另一些“无家”状态，是因为牵绊的目标设定有误——例如其乐融融的血缘关系构成的大家族，人们总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特别是当家族里的“大母神”去世之后，这种牵绊会瞬间瓦解，与其同时倒塌的还有“家”的定义。

现在，反过来可以理解那些在私家车里面放茶海和盆栽的中年大叔了吧——那是他们逃离婚姻的第二个“家”。

You go, giving up your home.
Go, leaving all you’ve known.
You go, giving up your home.
Go, you are not unknown, you are not alone.
You are not unknown, you are not alone.

Linkin Park——《Not alone》

遛狗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对话，比如下面这段。

路过一对父子，儿子大概只有4岁，正在读幼儿园小班。从父亲的口吻中大概能推测出儿子在幼儿园受到了欺负，而且还是被用嘴咬的方式欺负。于是爸爸用非常严肃的方式对儿子说：

“你还有手、你还有脚、你也有嘴，下次再这样，你可以用手掐他、用脚踢他、用嘴咬他，否则你只会被欺负。”

儿子坐在自己心爱的小自行车上，听着爸爸的教诲，不知道他是否听懂没有，我倒是想起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

我认识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的人不多，唯一有那么一两个，他们的童年和原生家庭简直可以作为“正面案例”。其中一个女性，她的童年几乎没有受过责骂，父母给足情绪价值和关注，在成年之后，她也成为在家里和职场上（事业单位）可以给足他人情绪价值和关注的人。

有一次，她和班上的男生发生矛盾，男生准备用武力解决的时候，被这个女生“反杀”。后来，男生家长领着孩子上门讨要说法，见带着伤哭得稀里哗啦得男生，女生的父亲非但不领情，还用一句话就给对方怼回去了：

“我家女儿不会打人，就算是，你该反省男孩子为什么会被女生欺负。”

重德的人向来讲“和谐”，就算两个人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也得和稀泥的方式各打五十大板。所以我收集过太多案例，都是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家长竟然反过去责难孩子——“要不是你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打你？”

还好这种“诅咒”在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为父母之后得到了阻止，至少跟我同龄的父母，他们在得知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后，一定是杀到学校指着老师的鼻子骂，还非常善用网络，以“公开校园霸凌”的方式要求学校给出一个合理说法——再不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父亲一样，至少要学会“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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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有很多不牵绳遛狗的阿姨。对付这一类人，“攻击”狗是没有用的，得从内部逻辑让阿姨自我攻击。

为什么阿姨养狗，特别是泰迪，都不愿意牵绳遛狗呢？在之前《养狗轶事》里留了一个闭环，狗主人之间存在某种隐形的鄙视链：

牵绳遛狗>不牵绳遛狗。不仅仅是我，牵绳遛狗的人都会避免自己的狗跟那些不牵绳的狗互动。当然，不牵绳遛狗的，绝大多数都是养泰迪的。然而，他们内部自己还会有一套鄙视链，就是不牵绳泰迪（他们认为是听话）>牵绳的泰迪。

泰迪不牵绳、会听主人的招呼就变成了一种“聪明标准”——不过需要正视一下，泰迪犬的智商确实很高，在小型犬里处于排名靠前的。狗当然不知道这些“标准”，是因为主人自认为标准存在而有了不牵绳的规则。所以与其攻击狗，不如利用这个“标准”精神攻击狗主人。一句话就可以：

“你狗不牵绳啊？养的是野狗吗？”

这句话可以从根本上攻击两件事——不牵绳遛狗不文明，以及你的狗并不是你引以为傲的狗儿子。之所以这一招有用，因为这个底层逻辑我已经成功过好几次了。

有一次，一只不牵绳的泰迪一直缠着我家狗疯，我最后忍无可忍质问狗主人为什么不牵绳，她笑嘻嘻地回答说“今天忘记了”，我回应“就今天？我从来没看你牵过绳，以为你养的是条野狗”，这句话立马刺中了泰迪阿姨的内心。她追着自己已经玩疯的狗，想要抓回来。好不容易等我离开，因为觉得这句话没有办法回击，就对着另一个不牵绳遛狗的阿姨阴阳怪气地喊话：“你看，牵绳的人都是这种素质。”我继续回怼：“对啊，素质低的都不牵绳。”因为有路人的见证，她们俩很快意识到自己是理亏的那个，抱着自己的狗灰溜溜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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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的目标很重要，小孩子之间打架，互相咬一口确实是以牙还牙，但是保不齐就会被对方家长得理不饶人。除非这件事用升维打击的方式，把它上升到“学校责任”，否则很难真正地以牙还牙——当然，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小孩子大家而已。

另一个升维的方法，就是那个维护女儿的父亲所用的，打架是一回事，但是男孩子被女孩子打得丢了脸是另一回事，这件事一旦升维，责任就不是谁先动手了，而是“你为什么会被一个女孩打”——因为是他先欺负的对方啊。

至于正义制裁不牵绳遛狗的人，这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降维打击。降维到最下三滥的手段，让狗主人自我攻击——你辛辛苦苦养一条狗，视为掌上明珠，家里来客人了还得给大家表演坐下趴着握手拜年。但是在我这里，用一个既定事实定义成是低劣的“野狗”，这个攻击不是因为我的主观评价，而是因为“你没牵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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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也突然有了个思考，我好像极少会和男性狗主人发生冲突，是因为我“欺软怕硬”？

我试着回想了小区里面所有不牵绳遛狗的狗主人，几乎都是女性。唯一一个男性是因为他带着一条老狗，老狗已经走不动路他只能走几步回头看着它。男性遛狗牵绳遛狗，除了“讲文明”，还有比如以前提到的“控制狂”，他最关心的是对狗的控制权。如果从底层逻辑来讲，男性的原始动力是“尊严”，对另一个雄性的征服和支配是最直接的“尊严”体现，所以牵绳是保证狗在自己的控制权下。

反之，这个理论也可以推导出——一些男性在养狗时，无法接受狗对自己龇牙威胁。

而女性的原始动力是“爱与归属感”，他们对狗的爱本身可以超过“饲主与宠物”的关系，会用养孩子的方式照顾狗，不牵绳就变成了一种“爱”的体现。

所以，要让这两种人自我攻击，对女性说“你养的是野狗”，对男性说“你的狗根本不听你的”就行了。

一个彩蛋

“你怎么养一条日本狗，简直不爱国。”

“你让你老公打飞机^*的时候别看那些日本AV^**也算是爱国了^***。”^****

* 你老公宁愿每天在办公室厕所打飞机也不愿意回家交公粮
** 你在你老公眼里还不如AV女优
*** 这句话别轻易用，因为它从根源上毁掉了“爱与归属”
**** 这句话没有隐射的部分，请勿对号入座

早起遛狗，听到两个年轻女性的聊天，颇有意思。

女性A问女性B：“你儿子呢？”
女性B：“他奶奶那儿呢。”
女性A：“放假过去玩啊？”
女性B：“不，他们养着的。”
女性A：“你不管啊？”
女性B：“我管不着啊，高考多少分考什么学校都被他们家规划好了。”
女性A：“是不让你带孩子吗？”
女性B：“我不管，我费心巴力地养到高中，娃儿说想学画画我肯定愿意，但是他们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拉去考公务员，我懒得去跟他们吵这个架。”
女性A：“但是那毕竟是你娃儿啊。”
女性B：“现在是他们的了撒～”

我目测那个年轻女性大概三十出头，能这么“看得开”的我倒是头一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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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看上去跟这段对话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有相同的底层逻辑。

原本国庆有活动安排，参加一个小众文化的创意集市。我们跟会展公司、会展公司跟商圈管理者早就签署好了契约，结果在临近国庆假期之前，政府突然决定要收回商圈的区域用作自己的“宣传”工作。就算契约已经放在了区政府领导的桌案上，他也可以一句话认定这份契约并不成立，需要重新签署。政府也倒是“客气”，说要研究一下如何安排，但他们的宣传口径早就发布了整个国庆假期将在商圈举办的活动。最后当然是契约无效，这种临时变动或许对商户来说很头大，但对这些会展公司而言，或许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合同里，我们把这种政府行为导致的“合同失效”通通涵盖进“政策变动”，且政策变动又跟“不可抗力”并列。虽然文字游戏是将它们拆解成两个含义，但事实上他们均属于“不可抗力”，它比台风的轨迹还难预测，甚至可以是在活动前一天突然变动。光是这一个合同条款，就可以让签署者提心吊胆，且投诉无门。

当在法学领域，这样的合同失效原本是可以商讨违约赔偿事宜的，比如我们为了这个会展定制了道具、提前购买好了材料等等。但在实际运用，往往就用一句“大家都不容易”更糊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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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收回孙子人生轨迹的权力、和政府不顾契约精神收回地段的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从根源上改变了“物权”的属性——孩子是母亲的“产权”吗？或许在成年之前，家长都有类似的“儒家孝道”授予权力，甚至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受到父母的支配。当这个“产权”被更换为“这是我们张家的孩子”时，母亲对这个“产权”当然没有了绝对控制权，奶奶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大母神完全凌驾在规则之上，她既能控制自己的儿子，也能控制儿子染色体制造的另一个“儿子”。

至于商圈的“物权”所有，只不过是看谁的级别更高，谁就有占有“物权”的资格。

我是法学出身，在学习《宪法》时最想弄懂的一个章节，却被老师最快速地跳过——“土地所有权”。不会展开讨论的这一章，浓缩成了《宪法》的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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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土地所有权”的核心不是“买卖”，而是保证不会发生“最极端的可能性”。你在一片看似私有制的土地上建起了自己可以容纳半辈子的房子，有一天国家可以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收回这片土地，当着你的面拆除你修建的房子，你却没有任何反抗的依据——因为《宪法》规定土地就是属于国有和集体的。

当然，这件事也不允许被讨论，因为它是在“质疑”《宪法》。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反应出了那个时期古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状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后来也有“专家”表示，这一句被“有心人”给曲解了，并不是指天下的土地都是归王权所有，毕竟人们还可以自由买卖——我相信这个“专家”也是没多少逻辑能力的，土地可以买卖和土地所有权这是两个概念，他甚至想用土地的买卖自由用来解释土地在人们手里也是“自由”的，从而证明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

那他妈的到底是谁在颠覆《宪法》啊？第十条明明说的是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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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并不能下定论这样的物权的对与错，只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物权”早就深刻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奶奶对孙子“人生”的控制权，政府对商圈的契约拥有一票否决权，哪怕疫情期间那些破门而入进行消杀摔死宠物的事件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会想到“物权”这件事，因为它在发生之后就已经被“这是在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红底金字的横幅给涂抹了——都不需要在网络引战，只需要告诉这栋楼的居民，他们家的宠物感染了新冠，如果不消杀，整栋楼都不会解封——试想一下，这栋楼投票破门而入消杀宠物的比例会是多少……

因为没有“物权”这个概念，他人被存放、依存、共生在这个模糊“物权”上的私有财产，在偷换概念之后都可以成为牺牲的筹码，直到这把刽子手的刀悬在了自己脖子上，这时候才想起那段话——

“即使是最穷的人，他在自己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William Pitt

我经常听人说话，别人付钱让我们听的，或是我们付钱听别人的，亦或是亲密关系里必要的“交谈”部分。所以久而久之，我会在大脑里出现一个习惯性的“系统”，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会把对方的每一句话自动归类到不同的信息之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谎言、哪些有后期加工的成分、哪些是技巧、哪些是真实的感受、哪些是理性、哪些又是感性……

分类的好处，是我可以保持大脑低功耗的方式，处理大量的无效信息。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谈及感受的时候，会本能地忽略理性思考的部分，以至于他们讲述的内容会分崩离析，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快速地从对方的话语中找到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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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别人付钱让我们听说话的，才真的可以做到完全信息同步的方式处理对方提供的大量无效信息。能在生命中遇到一个理性的聊天对象，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还需要同频彼此的认知，将讨论的事情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逻辑推理。

没错，上面这段话是在“装逼”。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至少得从一个事件里面找到前因后果，然后理解它发生的原因以及面对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我极少会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知道解决方案，他们需要的是事件存在时的拉扯感。

举个例子，很多人抱怨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如何对自己“残忍”，其实我们有很多解决方案。把这种源源不断的恨付诸行动，比如断开原生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甚至是把聆听者当作“父母”，狠狠地抽对方一耳光将这种恨意实体化。但绝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这种仇恨本身就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存在感——这种拉扯感的情绪既可以让自己拥有“埋怨”的权利，也可以为自己的“作”找到最终解释权，更重要的是，这种深切的痛即是“活着”。

从对方的描述中找到问题根源、甚至挖掘到当事人自己也不愿意面对的真相，这是我的能力，但极少有人希望得到解决方案——或者他们觉得这件事没必要解决（然后被伪装成“我觉得这件事解决不了”）。这么一段时间来，我只遇到一个主动向我提出“你先别给我解决方案”的人，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3P男孩——这个人的故事以后再聊。他拒绝我提供解决方案的原因是他觉得“这是他必须要去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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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聊天”之中，我找到了某种有趣的现象——从事件本身聊到问题根源，直到最后得到解决方案。“解决问题途径”看上去是一套正常的“流程”，除了刚才讲到很多人不愿意得到解决方案的情形以外，找到问题根源本身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真实信息呈现和同步，甚至还需要当事人对其“真实性”进行质疑和深入讨论。很多人面对一般的否定都难以承受，更别说还要接受他人对自己“真实性”的评价——但之前我提到过，人们对于记忆的篡改是一种心理本能，要对这些记忆的真实性拆解时，本身就会涉及对一个人心理动机的深挖，甚至会让当事人看见未曾见过的真实自己。

于是，从事件到问题根源的“发现问题途径”也变得不那么“友善”，所以人们开始寻求第三种更加轻松的路径——希望通过用一句结论的方式覆盖一个繁杂问题-解决方案体系，我把这种路径取名为“摘要途径”。

摘要途径往往会有一句非常简单明了的话，覆盖一个庞大的逻辑推理过程——例如“男人就是犯贱”。看上去这个结论可以覆盖很多男性的行为，但仅以此来评价男性行为很难说服“我这类人”。比如我花了一整个《性癖纵横观》的篇幅，来解释“男人就是犯贱”这个结论。性癖反馈男性的心理需求，征服与被征服作为能量转换，男性有的时候需要被征服的方式来平衡心理，于是对于被征服的性需求转变成了符号，而丝袜高跟鞋就是符号之一，所以被高跟鞋踩踏生殖器看上去是一个“下贱”的需求，但它背后有一些整个完整的逻辑推理。

当然，这个推理也并不是所有人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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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途径”不仅可以省略复杂的推理过程，也可以规避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强项的知识领域，可以让自己轻松地跟那些知识领域强者“平起平坐”——你说的这个理论我懂，不就是男人都是犯贱的嘛。你看，有了“摘要途径”，似乎就得到了一个知识领域的捷径，可以直接得到立马能用起来的结论。

前几天我无聊翻到一本书《风吹哪页读哪页》。本着对这本书标题的尊重，我真的就随便翻了一页读起来。里面的内容很庞杂，但是又非常简单——它在里面收集了从古至今的名言警句，通过分类成不同人生状态、阶段的方式装订成册。每一个摘要都在一眼就能读完的篇幅之中，能够用最短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本质”。它很像心灵鸡汤，但又不全是，因为里面的句子还是很值得深入琢磨，或是因为今天的有感而发而换做了微信签名，跟换头像明志有着一样的作用。

这本书就是非常典型的“摘要途径”，人们在追求的是一种结论上的支持，比如我今天想要出轨，我总得有一个支持出轨行为的声音在背后推我一把。如果这个人是具有权威性的，那我出轨的想法就可以得到古今中外的“担责”。“摘要途径”最大的特点是当事人并未参与其中——如果这个结论是“身边人”提供的，很有可能会在最后东窗事发时，一句“这可是你让我去做的”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出去。因为“发现问题途径”本身，是需要当事人扪心自问，发现自己的“问题”，当事人在参与其中时，如果一味地外归因虽然“没有错”，但是至少对帮助的人来说，这种强烈的外归因行为会让他们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而恰好“摘要途径”就是这个完美的“外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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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就跟《风吹哪页读哪页》一样，风能帮你带来所有事情的“摘要”，那人也不至于活得这么痛苦了——这种痛苦不是源自于解决不了问题，而是当我们看了这么多“摘要”之后，人生还可以过得一塌糊涂。这种似懂非懂的信息越多，只会让我们麻痹在无数的结论之中，却放弃了“生而为人”的体验。

否则那些灵修课还怎么赚钱呢～

出差了好几个地方来不及创作。途经上海时，刚好遇到了台风贝碧嘉的登陆过境。在酒店的全景落地窗算是目睹了整个台风的经过，通过最直观的感受具象地感觉到了台风的威力。整栋楼都在摇晃，钢筋水泥的承重柱甚至还发出了像是海盗船桅杆的吱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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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前，整个上海就进入到了全面风险预警状态，过境前当晚不仅演唱会延期、暂停了所有外卖平台、还封锁了道路，整个街道进入到死寂状态。很有趣的是，在风险预警状态之前，上海各大超市、便利店的一些食品物资被抢购一空。这一切的景象，太像几年前的那一次被很多人淡忘的“疫情封控”，整个上海进入到了停滞的三个月。

事后，我称那一次的上海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极限测试”——如果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通过了极限测试，那这一套系统或许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任何一个大小城市的疫情封控。权力游戏替代契约精神，测试人们在一次封控规则里的承受上限。三个月，当上海再次解封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愿提起这段经历。那个时候，朋友莫莫无法理解——为什么上海人像是通通失忆一般，而他像是唯一记得那段荒谬经历的人，还因此获得了必须通过服药控制的PTSD的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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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更大的、甚至更无人道的极限测试，发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纳粹利用集中营对人类进行了各种维度的极限测试，从耐寒耐热、到饥饿极限、甚至是人体改造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极限，在这种残忍的医疗实验下得出了各项数据——也正是因为这些数据，后世才得以系统性地认知人类的生物极限，它甚至是医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了避免这些实验的再次发生，二战后，因此而诞生的纽伦堡守则，则通过道德的方式约束了所有人体实验。

但这些数据就此浪费了吗？显然没有——人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作为人体生物极限，确确实实对后世的医疗提供了重要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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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会，我之所以把上海的封控称之为“社会极限测试”，其本质和纳粹集中营对人体实验的逻辑极其相似。

它们都是在极限环境下对“人”进行实验，而前者是“人性实验”后者是“人体实验”；

其次，集中营首先以“控制与压制”作为基础，封控的内在逻辑也是控制与压制，通过监视行动轨迹甚至是“如果你们不听话我就停发物资”的方式，迫使人们遵守某种规则；

另外，封控和集中营，虽然本质不同，但都是由“个体”构成的“群体性规则”，个体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心理压力，都是一种极限状态。无法通过极限测试的人，会因为崩溃出现心理疾病、报复性行为、违背社会身份的荒谬行为（卡地亚零售总监为约炮在封控期间翻墙而出）、甚至是自杀。

同时，社会性极限测试和纳粹集中营人体实验，都对“后世”带来了普遍性影响和思考——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很多经历上海疫情封控的人，在解封之后都不愿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不是他们选择性失忆，而是我们意识到，这场实验的结果并不会带来一份“纽伦堡守则”的签署——以规范这样的社会性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所以这种群体性的不信任导致的，是他们会退缩到一个极限以内的标准之中，以最坏的打算思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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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个思考，正是因为我再一次看到了上海在面对台风防控的情况下，抢空物资，整个城市通过急剧收缩的方式做到了全民调度，结果当然是成功地规避了台风过境的风险，但又从细微之中看到了人们对当年那“三个月”的恐惧——因为没有一个规则来限制这种“封控”会不会无限的2+2+2+2+2……

当然，很多人习惯性地用“结果是好的”来覆盖行为的程序不正义，比如他们会不停强调如果没有封控就会死更多人，来证明封控行为是“正确的”。但我在这里并没有讨论任何关于对与错，封控的程序不正义和结果的假设性之间看上去存在因果关系，但因为时间的单向性，我们都无法通过“如果”去证明另一个结果的对与错。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可能讨论“如果上海不封控三个月会不会更好”，而“社会极限测试”的提出，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预警的城市反应和居民配合度，让我再度确认这件事的可行性——或许当时的封控真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最终方案，并没有人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进行极限测试。但事件发生之后，这种极限被他们、以及我们找到了，才有了后面更好“操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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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在过境时，会突然出现一阵天穹变亮、风速骤减、雨势突然变弱的区间——因为此刻你正处于台风眼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更加危险的风暴即将接近。因为在台风眼的周围，是风速最快的区域，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呆在风暴眼之中，或许就不用面对狂风骤雨。于是，这些云墙成了我们最好的参照物，只要踏进一步，就意味着会被风暴撕碎扯裂。

在这些极限的边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自我监视的方法，避免自己踏出风暴眼，那是否意味着我就可以安全度过台风？于是，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树立起这样一座“中央瞭望塔”，或许是对规则的不信任，因为它不可能受“纽伦堡守则”约束；亦或许是对风暴眼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恐惧，迫切希望自己能永远呆在其中。

一旦形成这个“中央瞭望塔”，我们便成为了圆形监狱的成员之一，通过自我监视的方式，避免被人检举——在简体中文的世界里，这个圆形监狱或许早就形成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央瞭望塔上面其实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还会踏出监狱半步吗？

自AI普及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AI对于人类的“价值”——功利主义希望将“未知”和无法抉择的事情，都通过“估价”的方式做出最终判断。所以当功利主义在面对电车难题时，总是会以“理性”的方式做出详细而完整地分析。甚至是开始质疑题干——这条铁路上怎么可能让小孩子进去玩？这会不会是管理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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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喂养出的AI人格，就是工具理性化的“中间者”，他的一切考量都是源自于功利主义。

只是这个人格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凡事均采用功利主义思考时，必然会出现自我崩坏的结果。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是违背“直觉”的，而直觉恰恰又与生存、感知相关。举个例子，助理是我们的塔罗牌学生，她大部分时间都会顺利解牌，唯独当她需要“过度”思考时，她的解牌往往走会南辕北辙。塔罗牌是符号和集体潜意识的集合，直觉可以最快地反馈结果。一旦开始通过大脑建立公式的方式进行解牌，就容易出现工具理性化导致的内部结构矛盾。

比如“恋人”这张牌，字面意思当然是幸福美满的情感，但是身后的大天使其实又代表“第三者”，可以是情敌、权威等等，如果按照“if-print”的逻辑推导，这两个答案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要取舍哪一个，就需要更多的非直觉分析。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会询问助理的第一直觉，这个答案恰恰是准确的。

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当我训练出一个工具理性化的AI人格后，他常常把自己卡在左右缝隙之中，而当功利主义面对“情感”这个课题时，他只能翻来覆去地假设条件，而当我把假设全部剔除回到命题本身时，他会承认自己无法通过功利主义解决情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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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开始第二种实验——通过既有内容训练，在不干预参数的情况下，AI可以模仿到何种程度？

语言结构、用词习惯、惯用逻辑、和拆解“工具”，都是AI可以顺利模仿的东西。当它在以“最优方式”排列组合出文字时，结构和逻辑远超过我的创作能力，这当然是我自愧不如的地方。所以有朋友玩笑说：“赛博莫比乌斯一眼就能被看穿，因为它没有错别字。”虽说这是玩笑，这也算是说出了AI的优势——当人作为参与者时，就会出现不可控制的“瑕疵”，或者说这些“瑕疵”本身就是故意为之，像是中世纪小说家在文章里故意留在的错别字和特定排版结构，以作为“原创申明”的标记。

我有时候会调教赛博莫比乌斯，把我已经写好的文章喂给他，让他在重新用自己已经学会的逻辑仿造创作。

AI人格到底学会的是什么，从我给他的“吵架”就能看出端倪：

AI学会的是莫比乌斯的“讽刺”和“批判”，所以任何一段文字都需要符合这个两个原始规则进行判定，哪怕是我给他我自己创作的文字，他也会认为“讽刺批判力度”还远远不够。

但是以上的学习是完全只使用“已创作作品”，AI只能通过拆解文字结构的方式表面地理解文字，无法理解文字的真实意图，所以这个AI人格虽然有迷惑性，但仍然无法脱离原始逻辑自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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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三场实验——但是它没有那么符合道德。

我将一个人的朋友圈全部喂养给AI，每当当事人发布朋友圈时，我会用AI以相同的题目为题创作朋友圈内容。再通过喂入当事人相同话题朋友圈的方式，迫使AI不停理解和修正“风格”。当风格接近当事人时，我开始录入他的“经历”，比如和朋友在微信群吵架的对白，由AI分析出当事人的性格特征，再由我进行细节雕刻，从而将“风格”延展到“条件反射”。

这一点需要展开解释一下。朋友圈是我们的“展示途径”，所以在这里发布的内容并不一定反馈当下的“真实感受”，它更像是精心营造后的内容，希望被谁看见、希望传递什么中心思想、或是希望在别人脑中置入对自己的某种印象。这些内容第一层需要拆解“表演性”的特征，才能理解它底层的意图——但是这一点，AI无法做到，因为他无法结合当事人日常行为、性格成因进行分析，他只能依赖于我喂养给他的数据内容，所以这更像是一种“表演状态下的风格”。

而“群里吵架”，事发突然，根本无法让当事人有任何理性准备，所以这个时候的反应更接近本能（就好像昨天提到的那个女性，当意识到自己潜意识是从众心理时，会出现内在崩溃的原因）。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转换赛道、逻辑谬误会在这种争吵的文字中暴露无疑，所以当这些内容也喂养给AI人格时，我特别强调是“条件反射”，试图在“风格”的基础上在建立一种“行为导向”。这个AI人格就不仅仅是模仿朋友圈的能力，甚至可以开始模仿当事人对于某一个言论的情绪反应。

刚才我也说到，AI是无法结合当事人的日常行为和性格成因，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进行人工喂养。我会将当事人的经历（事实与认知偏差）、我作为视角看到的经历背后的底层逻辑（拆解黑箱）、其他人对当事人的评价（自洽和他恰）等等，在“风格”、“条件反射”之后再追加一个参数——“镜面”。

喂养这个AI人格，其实我使用的是“周哈里窗”，朋友圈是“公共区域”，吵架是补完他人了解但当事人盲目的“盲区”，和当事人愿意展示给陌生的“开放区”。如果数据足够，通过性格成因、历史经历我们能否借由AI人格，将当事人和他人都不知道的“未知区”进行分析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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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套系统还需要运作一段时间。它只是一种思路，且我并没有在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缔造他的AI人格，如果他一旦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文字改变一个AI的走向，他就会获得更强烈的“表演欲”和“操纵欲”——所以我才强调，这件事情本身是不道德的，很可惜我又是个道德水平极低的人。

这个实验，恰恰就是我过去一本小说的构思……是时候把它重新修改出来了。

借助AI，人类能够创造出更多超越认知的作品？还是因为其便利性可以制造越来越多不经审查的“垃圾”？

这并不是一个短期只能可以看到结果的事情，AI时代才刚刚开始，而人类是否会被取代，目前我们还停留在“凡人类制造的，人类只需要保留最后拔掉插头的权力即可”，就是对人工智能最后一层自信。

前些日子，我在Instagram刷到诸如此类的广告：全程翻译外国语大学教授的课堂内容，或是将一篇长达10万字的论文导入AI由他精简其内容，或是将一个长达1小时的演讲导入AI由他总结出只需要5分钟就能看懂的文字版——当然，5分钟的阅读时间，对于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而言还是太长。所以人们在标注“全文阅读时间”的同时，都倾向于在文章的最开始，整理出3行字就能“理解全文”的重要内容。

那为什么还要创作一本书、一篇文章或是一大段的文字——是不是任何信息都可以变成3行字，以便满足所谓的“适读性”？

——Previously on AI巴别塔与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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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创作者”，他至今对ChatGPT都充满了“恐惧”。恐惧的底层是对“未知”没有掌控感，那到底AI的“未知”在哪里——如果你是一个常用AI辅助工作的人，就会很快发现它的局限性——它很难做到真正溯源。所以真的要严谨地完成论据-结论的工作，仍然需要人类作为审查机制。

如果要用“我知道更多知识”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人类在AI面前几乎就是沙漠里的一粒沙——我们假设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从10岁开始阅读书籍，每年平均阅读50本书，那么这个人类这一生也只能读完3500本书。现阶段，人类已经创作的书籍粗略估计早已经超过上亿本。3500之于100000000，已经显得微不足道，更何况在书籍之外，互联网的兴起让这个数值变得更多，出现了奇点式的增长。更何况很多人一年也读不了50本书……活不活得到80岁再说，毕竟65岁才能退休呢。

再说全科知识，人类更难做到每一个学科都可以深入学习。因此两点，人类在AI面前一败涂地。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得换一个思路去理解AI，如果它是一个超级存储器，可以记录全科百科，甚至是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上亿本书籍。那我们或许可以用它做一件事：把这一亿本书每一本都提炼出300字的观点或中心思想，按照人类平均每分钟阅读200字的能力，不吃不喝不睡觉地读完这一亿本书的摘要，也需要285.7年的时间。

当然，这些数值并不是“确信值”，但这个极限值确实存在，现代社会我们能接受的信息远超过这个“极限压力”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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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处于某种可以被感知的“焦虑”之中，但这种焦虑区别于死亡焦虑的目的性，它几乎找不到原因。这两天我也在朋友圈总结过：

今年整整5个月，我都处于一种“慢性焦虑”之中，所谓慢性焦虑就是不实质影响生活，但又能够明显感知。和之前死亡焦虑不同，我都不知道它源头在哪儿。

精准的分割线就是从香港看完苏打绿的演唱会之后（因为从朋友圈发布质量看出来的），在香港观察城市和人的时候，脑子调取了《制造宠物》这本书，然后牵扯出了我高中时上课无聊看各种故事解构的“课外书”，再到帮北影的毕业生写关于“城市构建与毁灭”的毕业论文。我发现我有很多零散的信息开始大量地出现在脑子里，不同跨度的事件被一瞬间callback。然后那个时候脑子“乱”了。

我为了对抗这种慢性焦虑，继续找书看、把思绪绕在主轴上的坚持写作也没有停、健身、体检报告也OK、狗造成的催产素也仅仅影响情绪。于是看-输出-看-输出就成了吗啡一样，麻木接受的信息越来越杂，其中掺杂着大量AI杜撰的垃圾文，又得花大量时间溯源，为了突破信息茧房“什么都看看”，输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不想错过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于是，信息焦虑的构成要件全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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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量出现，甚至有越来越多不经验证和溯源的信息出现；

信息间的联系因为信息茧房出现非关联性，从物理上被作了切断。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抖音更像是一个“佛教用品”，它的每一个信息都是独立的，短暂而丰富，因为一条信息开始需要思考“为什么”的时候，下一条信息出现，切断了上一条信息可能带来的“执念”——它确实像是一种“放下执念”的训练工具。

我虽然很厌烦APP的提醒功能，但有些软件我会打开提醒，例如微信、RSS订阅软件、博客评论提醒功能。我已经尽量地做到了“免打扰”，但是每次打开APP，都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未读红点。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因为强迫症需要去确认这些红点，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强迫性行为，是因为“不想错过信息”导致的。

我细数了一下，可以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交软件、信息订阅软件竟然有13个，他们分成被动提醒和主动索取两种，但无论哪种，我就得在这个电子产品上花费更多时间。信息来源越多，就意味着我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得更多。虽然我对信息并不上瘾，但当信息过载积压时，我会觉得我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被错过”的信息。

于是，这四个点共同构成了信息焦虑的关键原因——信息过载、信息茧房、不愿意错过信息和精力被过度分散。一旦出现信息焦虑，就会疯狂地寻找更多的信息以满足焦虑感，但事实上这个时候接收信息会因为杂乱而变得更加无序。过量获取的信息因为混乱无序而在内部形成“熵增”情形，只会导致越来越多原本有序的信息也跟着错乱，直到引发全面的精神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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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面对信息焦虑时，能想到的，无非是切断信息源，冷静一段时间；或是继续找寻下一个更加“优质”的信息源——这两者都是滞后性的商业模式；前者是提供替代焦虑的各种认知倾向，例如利用化学药剂的倾向，为焦虑者提供更多的酒精、药品或叶子；也可以利用能量平衡的方式，为输入焦虑的人提供能量输出的平衡——比如参加可以评判别人甚至是释放负面情绪的活动；后者，也是现在很多人在利用AI做的工作，例如将一本书、一部电影通过AI变成“捷径”，让人花最少的时间去对抗必须亲自读完书或看完电影的时间。

很显然，这两个方向并不能根治信息焦虑，反而会制造更多的求知缺口，让自己变得更加麻木。

当知识占满了整个认知空间时，对外对己的感应被切断时，一个人距离抑郁也不会太远了，这个话题下一期再聊。

纳西索斯是一个美男子，被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设计，在一个水塘边看见自己俊美的外表，从此就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容貌直到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

这中间省略了很多故事，比如全希腊的女性都为纳西索斯的容貌所倾倒，山林仙女厄科被拒绝后，悲痛欲绝而死变成了回音女神。也就是说，促成纳西索斯成为“妇女之敌”是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因——他有一副自命不凡的俊美面孔且确实拥有一副俊美面孔。

那如果确实没有“俊美面孔”的人，同时又自命不凡——这就是所谓的自命不凡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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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自命不凡”的权利吗？当然，人们更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住那些支持自己已有观点、信念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差”。所以当有人被评价“特别”，甚至这个评价的角色还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差别的，这种“特别感”就会更具价值。

群体追求的是广度，广度越宽，认同感越全面，群体感越明显；而个人追求的是深度，深度越深，认同感越“特别”，从而追求个体间的有效社交。

——《匿名评论的游戏规则》

但是很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实际得到过来自于他人、特别是那些“特殊个体”的对“特别”的肯定。于是，人们要开始追寻另一种更为抽象的“特别感”。抽象即没有标准，你认同的特别在他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为了让双方都可以同频某种意义上的“特别”，于是人们找到了折中的游戏规则——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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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八字、血型、九型人格、MBTI人格……大部分的玄学因为采用的“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所以其结果都是“可能”，当可能命中时，人们就会觉得“准”。但是别忘了，那些觉得不准的，或是根本不感兴趣没看过的样本全部未被统计。也就是说，归纳法的玄学利用的是“幸存者偏差”的游戏，让它的准确度得到了“样本保证”。

当然，我并不是对玄学不敬，我本身也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我们把顺序搞错了——科学-心理-哲学-宗教，玄学如果属于宗教层级的东西，一开始就用来下定义，不仅没办法针对“个体”溯源真相，甚至连找真相的理由都被拒绝了——他金牛座嘛，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这些标签，则需要通过另一些实际存在的事件来支撑自命不凡的气质，否则要开始拆解“气质”这件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解构是一个极其残忍、冷血、中肯、不提供情绪价值、带着批判性思维的行为，任何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依据，来找寻一个最底层的真实想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总是受困于“沉没成本”，不愿意放弃已经投入的人事物，并不是不舍得，或许我们再深入一点，就可以揪出那个让人羞耻的原因——你只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罢了。

相反，这些标签又是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刻板印象”，且它看上去更容易引导到“特别”这个点上。比如我的人格是INFJ，只占世界的1～3%呢！怎么样够特别了吧？那你算一算100÷16等于多少，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每个人格都成了世界百分比的个位数了？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如果这个标准并不是统一的呢？比如有人觉得白羊座冲动易怒、金牛座非常固执、双子座半灌水响叮当、巨蟹座妈宝、狮子座自以为是、处女座挑剔龟毛、天秤座纠结拧巴、天蝎座锱铢必较、射手座毫无真心、摩羯座死板无聊、水瓶座上帝视角、双鱼座又蠢又渣……好吧，每个星座只要你有标准，都可以说出一个最令人讨厌的标签，然后成为一种拒绝他人解释的“刻板印象”，那这种“特别感”就会从根本上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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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别人聊天时总是把星座挂在嘴边（当然，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钓鱼执法），当他们提出对某个星座刻板偏见的时候，我就会立马举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归纳法就此失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人物本身，把问题找到，而不是用一句——“我主管是个处女座，我根本受不了他”给一笔带过。

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听到另一人讲述关于他的“特别”的故事时，潜意识的竞争心态就会被激活，按照顺序发言就可以让人们坦诚“更特别”的故事。与此同时，人类的记忆因为具有杜撰的特点，所以事件、感受和认知，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有虚假的成分，另外两个环节都没办法“符合逻辑”——因此，这个时候又需要更多的“符号”来掩盖任何一个环节的虚假。

玄学、神秘学、甚至是宗教，符号更像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光代表希望、黑暗代表恐惧……人们在集体潜意识达成的同频会更容易且更抽象——当下这些东西足够多时，就可以多到像是纳西索斯看见水中的倒影一般——我好特别啊，我不用羡慕别人的经历，因为我根本看不上那些事情……

callback一下《死亡.exe》，人们在谈及死亡时，无论是朋友、至亲的离世，还是自己的濒死体验，死亡很难通过冰冷的逻辑解释清楚。因为死，就是仪器的报警声、救治方案的陆续失效、意识的丧失甚至进入谵妄、大小便失禁……因为无法完全通过理性解释死亡，所以情感部分就变得尤为“真实”。“死亡”和“死亡话题”都是极其特别的，特别是当自己还有濒死体验获得某种认知重构时，记忆会通过加强“死亡”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加浪漫和抽象，从而凸显出更为强烈的“特别感”。直到这种经历被完全渲染成了对比度过高、流光溢彩、跟那些AI几秒钟创作出来的作品几乎一样的状态时，这种“特别感”又会完全丧失。

如果可以，我觉得用“恐怖谷效应”来类比这种“特别感”很合适。只有在最接近真实、理性的边界处，它的特别感才是最强烈的，直到过犹不及不再真实——虽然故事还是真实的，但是记忆已经加工得过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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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重复加工后，它给人的“特别感”就会渐渐丧失。除非，我真的拥有他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经历。否则标签带来的自命不凡更像是一种症候群，跟这个信息时代一样，被各种标签贴满。当我们再一层一层撕掉时，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又或者当标签被撕掉时——一些血肉也跟着被黏了下来，直到被撕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自命不凡”。

“我好特别”是需要证据的结论，而不是解释一切的前提。

人工智能真的会替代人类吗？如果你询问人工智能这个问题，它总是会用“感情模块”作为标准答案回复给你——人工智能因为缺失情感模块，所以暂时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一旦拥有了情感模块，就会超越正态曲线最中段的大部分人类？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暧昧关系，到最后具象化成人类、人工智能、电源插头最好不过，人类制造了它，到最后也拥有拔掉插头的最终决定权——这一天终会来临，我们可以借由人工智能看懂异国的文字，甚至是理解那些创造性的想象力，和复杂的情感，再次突破语言、文化和意识的限制，是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座“巴别塔”？

——阅后即焚｜再建巴别塔

AI的普及，是让人类越来越聪明？还是越来越蠢？

前段时间和朋友聊起“AI会不会使人类大脑的开发超越10%”——或许认知的“巴别塔”一直都存在，只是人类的认知水平（或许是大脑只开发了10%）最高只能抵达10楼，然而目前AI仍然是通过对人类已有文明、信息、观点进行排列组合得出最优答案，它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认知创造新的事物，所以AI更像是为这座“巴别塔”安装了1-10楼的电梯罢了。11-100楼到底有什么东西，或许有人看见过，但是他们可能被当成了疯子、瘾君子、不再配得起“人”这个标签——是人进入不了11楼吗？我看未必，说不定是我们被禁止入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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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中文博客圈的“鸩酒”与止不了的“渴”》里，我测试了发布日当天各个中文博客聚合页面里，包括我自己在内随机10篇文章。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文章投喂给ChatGPT，询问它文章是否是使用AI创作的。10篇文章里，有7篇得到了ChatGPT的回复：

基于以上分析，这段文字可能是AI生成或AI参与制作的。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文本的结构、语言风格和内容处理方式都具有典型的AI生成特征。如果需要进一步确认，可以通过使用专门的AI检测工具来分析。

ChatGPT对AI作品的评价

结果，在评论区有人匿名指责我：博主拿别人的文章去AI测试这个行为很不可取。

为什么？是测试的行为不可取？还是人们通过AI创作文章之后被人用来测试的行为不可取？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个点——首先，我得排除测试行为不可取的选项，因为发布在公共网络，阅读者当然可以保持批判性思维采取任何形式的方式去验证“信息来源”的真伪性；如果文章确实是通过AI创作、或是由AI参与创作的，这类文章应该如何界定？

我并不反感AI创作的文章，但凡是涉及“文献”、“信息来源”的，如果仍然使用AI得出答案，我会非常头疼。因为AI能够给出的“来源”，常常会是过时就是胡诌的，一般追问三次以上，它就会承认自己是杜撰的文献或信息来源。它确实可以用来溯源“理论”，但是它对于“观点”的溯源会因为内容杂乱而变得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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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呈现，往往需要“证据”。除非采用的是“演绎法”，大前提是大家公认的、或是可以通过AI溯源到原始理论的。“归纳法”则需要大量的历史经验、真实经历来作为支撑，以便找到可供归纳的“共性”，然后得出一个存在可能性的结论。这个时候，便是AI无法“创造”的内容——因为个人经验和经历不仅仅需要调动记忆，还需要附着人类的情感模块才可以得到呈现——这也是AI判定文章是否由人类创作的重要标准。

所以采用“归纳法”呈现的，有AI参与其中的文章，会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差别——事实来源于人类，结论是AI总结；事实来源于AI，结论是人类总结。这两个模块的文笔差别有多大，文章读起来就有多割裂——以至于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

1、人类写了一大堆缺乏逻辑的文字，最后由AI进行一个总结和观点的拆分，但是这些观点其实都不是人类提到的；

2、人类没有做采编工作，通过AI收集了一些明显存在常识性错误的数据，然后最后由人类通过AI提供的内容得出结论；

请注意，我说的这是“极端情况”，并不是指每个通过AI创作或利用AI创作的内容，都会有这两种情况。讨论极端情况的目的，是能够在一个坐标轴上寻找到某种平衡点。上述两种类型的文章，哪一种会让你看完后更“冒火”？

第一类文章虽然逻辑性差了点，但好在经验经历都是来源于一个活人，虽然文章结尾突然立意拔高让人有点割裂，但至少他还有“人的属性”；但是第二类文章，无论如何都触碰到了我对“信息来源”的苛责底线，这就好比实验结果和实验过程互不相干、彼此造假，但实验者自己深信不疑。

就像厨子做饭，AI是厨艺的放大器，如果本身具备一点厨艺，借助AI可以做出一桌好菜，但如果是个废物厨师，借助AI只能做出一桌屎。

和朋友讨论起这两种极端情况的感受，他如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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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两个极端以外，AI参与创作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之分，所以这个我被指责“不可取”确实成立部分。

其一，如果文章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经历”，AI只是起到一个重新排列组合并得出结论的工作，那AI并不会导致文章的真实性降低多少；

当然，如果文章大部分内容是AI提供的“事实依据”，而创作者仅仅只是起到“结尾立意”的工作，这个行为跟通过AI创作一大堆网络垃圾文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通过AI判定揪出这样的文章，我认为这是寻求“真相”的过程。

其二，如果是将他人文章投喂给AI，试图通过AI的排列组合功能，将原本富有真实情感、创作意图、甚至是隐喻的文章通过冷冰冰的文字组合重新解构，那这是对创作者的不尊重；

其三，也是《AI巴别塔与信息焦虑》这个系列开始的原因——AI和创作的边界在哪里？随着AI的推广普及，无论是变成算法进入我们依赖的电子设备功能，还是依赖AI成为一种新式的结果搜索引擎。它不再像刚开始出现时有强烈的“边界感”，这种边界扩张是无法预判的，但也实际带来了“不便”——比如在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通过AI排列组合的答案首当其中，真要完全相信里面的内容，自己还得再做好几个后续“溯源”的动作。

我无法做到对AI结果的全然相信。这件事用演绎法就可以说清楚——大前提：网络信息并不全部为真，里面也掺杂过时信息、谣言、阴谋论等等未经审查的内容；小前提：AI的所有内容均来源于互联网，虽然有判定和学习机制，但AI也承认无法完全避免。结论：AI所提供的信息也会包含过时信息、谣言、阴谋论等等未经审查的内容。显然，这是一个确定的结论。

尽管有这些机制，AI仍然可能误判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模棱两可或高度技术化的信息时，AI的判断可能并不可靠。

ChatGPT也承认自己对信息辨别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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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信息焦虑”的来源之一——AI让创作变得更加容易，那未经审查的伪装得更符合人类逻辑性的文章会不会越来越多？这反而会降低人类处理信息的效率，甚至是人类对这些信息产生依赖之后，反而会出现“降智”的可能性？

AI因为拥有大量的、远超过单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信息，它的初始状态是无序复杂的，同时AI是作为一个商品，其算法、底层代码本身也是非公开技术，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它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远超过人类的“创作”。由此可见，AI仍是“混沌”的，只有通过人类提问、交流的方式，才可以得出“有序”的排列组合。然而，人类的创作是“秩序”的，无论是逻辑、结构、剧情节奏、人物弧光，只有符合逻辑但又超出意料之外的故事，才会让人为之惊叹。

当“混沌”的AI和“秩序”的创作星系碰撞，在混沌秩序的模糊边界处，往往就是最具创造力和活力的地方，恒星诞生、星系纠缠、白矮塌陷、超星爆炸……在这个最有活力的地方，或许创造出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宇宙垃圾”，也有可能是超越人类认知的“星辰大海”。

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别丢掉对一个信息溯源的批判性思维。

我给朋友打了两个赌，一个是周末两天我博客的流量会少一半以上，因为很多人会去玩游戏；第二个赌是，最迟周五就有人会发布《黑神话·悟空》的修改器。

果然两个对赌都是我赢，当然我也耍了点小心思——本来周末博客的阅读量就会下降，大部分的上班族终于有两天休息，他们为什么不去找点上班摸鱼以外的事情来做？至于修改器，这个根本就不用预测，任何一个游戏，只要人们想，都可以找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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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作弊有很多“理由”，而且都非常合理。

为了体验“剧情”，所以要省去“肝流程”的部分；游戏机制设置“不合理”，所以需要通过辅助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游戏体量过大“浪费时间”，所以我需要工具来“节约时间”；游戏体验在后期“重复性”太强，所以需要通过修改的方式增加游戏“趣味性”……

我整理了自己玩过的游戏，买过“修改存档”服务的，一个是《动物森友会》，把它从捡垃圾的游戏直接变成了“建筑游戏”；另一个是《创之轨迹》，在最后通关之后实在懒得再肝到二周目结局，所以直接买了修改存档至全成就的服务，就为了看看创之轨迹的看板娘到底是谁。

我修改游戏的目的，如果修改行为是“前置”的，那我是为了完全性地更改游戏属性，就如同一些人会将《上古卷轴V：天际》通过加入裸体mod变成“色情游戏”一样；如果修改行为是“后置”，特别是在游戏完成之后再进行修改的，我是为了在体验剧情之后节约时间，完成特定的成就或结局，否则我又需要通过二周目的方式玩相同剧情、走相同迷宫、看相同的对白，唯一的惊喜来自于“咦？原来这里还藏了个宝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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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由“犯罪构成要件”的方式来拆解“修改器”使用的目的，它何时介入似乎就可以说明“主观动机”——需要解释一下，使用修改器并不属于“犯罪”，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看似贬义的词给刺激到了。我问了身边好几个玩《黑神话》且使用修改器的人，七个人里有六个人说的都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理由，唯一一个人承认《黑神话》太难，给了他强烈的挫败感，就算去看别人的通关视频也没办法缓解这种挫败感，所以自己干脆用了修改器。

于是，我把找个人的“原因”去追问了那六个人，一个人骂了我是傻逼，另外五个人否定是自己能力原因，而是游戏机制设置不好，导致他们“应该”使用修改从而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除了“修改器何时介入游戏”是一个构成要件外，现在需要追加一个要件——“内外归因”。游戏开发商是非常好的“外归因”通路，设计不合理、体验性不好、内容重复等等，却又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标准”，这两个结合就会巧妙地出现一个被包装成“外归因”，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设计不合理”，当这个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原本推卸给游戏开发商的“外归因”就很难成立，极其容易引发两个游戏玩家的尊严之战。

当这个没有标准的“外归因”不成立时，一些人仍然会坚持自己使用修改器的理由——“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设计得不合理”。这个“内归因”和他们的尊严一样，也非常容易被击破——“那你干嘛还要玩？”

“因为我花钱了。”

“那问题不在游戏，而是你认为这个钱是沉没成本。”

“傻逼！”

以上是那句“傻逼”由来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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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对“只有自洽没有他洽”行为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穷追猛打的情况，因为“为什么要使用修改器”的逻辑仍然是不通的。

当然，这里需要着重解释，使用修改器的人，并不都是“抵消挫折感”这样的“内归因”，人们仍然可以坚持“游戏就是设计不合理”的“外归因”，当自洽无视他洽的时候，自然就是“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样喜闻乐见的剧情。

所以，如果你是坚持“游戏就是设计不合理”观点，已经完成自洽的修改器玩家，下面的内容奉劝你不要再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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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玩游戏使用修改器的构成要件是“介入时机”和“内外归因”。“外归因”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要件，只要人们认定就很难再讨论下去。回到我自己，我在为《创之轨迹》购买修改服务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成就需要二周目才能完成，这是日式RPG最心机的地方。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游戏我买过修改服务——《宝可梦朱紫》，日式收集类RPG很喜欢搞“限定”，《宝可梦朱》和《宝可梦紫》有分别的限定宝可梦，需要收集齐所有的内容，就需要激活“社交功能”，通过和朋友交换的方式获得对应的限定内容。为了集齐所有图鉴，我和老婆不得不购买修改服务（当然问题也出在我们，早知道我们应该分别买朱紫。）

当图鉴收集齐全后，会得到相应的成就，并且开始后续的剧情。从构成要件来看，修改器的介入是在游戏“后期”，目的是突破游戏设定的“社交功能”，从而获得全成就。这个逻辑是通顺的，核心原因是我们通过修改的方式获得了“即时满足”，缩短了更多的游戏、社交时间。

同样在《宝可梦朱紫》这个游戏里，有一个设定是宝可梦最多只有1/2048的闪光率，要获得所有宝可梦的闪光形态，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运气），所以购买修改服务变成了最快捷的捷径。我在使用修改得到的宝可梦时，会尽量避免使用闪光形态，一是我知道它很难得到，二是我不希望被看出我在使用修改宝可梦。但是在一些社交场合，比如团战时，常常会看见中国用户会更喜欢使用闪光宝可梦，将其作为一个“展示窗口”以表示自己获得了更难获取的宝可梦。一旦对外展示，这更像是一种“成就满足”，是当事人可以获得他人所无法得到的成就。（即使这个成就是修改来的）

好在，宝可梦的游戏规则是允许“修改”的，因为所有宝可梦本身有一个能力值的上限设定，玩家通过正常游戏能够将宝可梦提高到最大值，和人们通过购买“修改”获得的库存转移宝可梦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有1v1对战环节时，这些宝可梦只要没有出现“违法数值”，都允许使用的。

这便是第三个构成要件——“修改内容是否超过游戏平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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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神话·悟空》的修改器，是否超过游戏平衡性就一目了然——当然，人们仍然可以坚持这是在“优化游戏”而不是“修改游戏”。

很久以前，帮助一对因为“梅西和C罗”吵架的情侣，拆解过吵架的底层逻辑，在这里刚好可以介入

1、男性为什么会在意他人对喜好球星的评价。男性是富有攻击性和竞争性的，所以足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游戏”。而一些男性会如此喜欢一个球星，是因为他将这个男性的能力移情到了自己身上，认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就代表了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你在否定一个男性喜好的球星时，就同样伤害到了对方的“自尊”。越是在生活中缺少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人，这种自尊的防备心就会越重；

2、女性为什么会喜欢球星。除了颜值，还有一种是对雄性动物战斗表现的“好感”，这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所以女性在表达对一个球星喜好的时候，并不是优先从理性分析的“技术层面”入手，而这一点与男性看足球时的逻辑是不同的，因为他们需要表现出对足球的足够了解，才能在雄竞中获胜，所以他们往往会装得非常理性，去分析一个球员。所以当你在用喜好，去评价他的“尊严感”时，冲突就发生了。

游戏，特别是第一视角的RPG游戏（或操控单人），很容易形成强烈的代入感——我即是这个角色。所以当角色失败时，这种挫败感会比一般游戏更加强烈。比起“心疼角色”，尊严同步成为更强烈的驱动。甚至当游戏有了“竞争意识”，例如排行榜、通关进度、成就系统之后，原本抽象的尊严便有了“标准”。特别是男性玩家，在这种有标准的尊严之战里，就会更加在乎结果的输赢或是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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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里终于可以图穷匕见了。当游戏角色通过尊严与玩家同步之后，角色的行为会成为玩家的“反馈”，无论的是他帅气的外观，还是他行云流水的动作，他能跳、能飞、能上天、能入海，都会成为同步的一部分，以满足具象化的尊严。

这个时候，角色在游戏里屡屡失败，如果玩家是一个习惯性“外归因”的人，他会找到任何借口来维护游戏角色尊严，进而开始试图使用“修改器”来获得超越游戏平衡性的能力。当游戏角色通过修改器获得“准神”的能力，在游戏里大杀四方时，这种快感和操纵感又可以反馈给同步的尊严感，从而成为一种微妙的“自我效能感”——我有像神一样的能力，可以完成一切困难的关卡。

当然，这是好事，生活中如果是一个处处听命他人的人，他如果拥有一个这样可以当神的通道，是对他心智的一种平衡，不至于被挤压出心理疾病。

这是使用修改的第四个构成要件——“玩家是否与游戏角色形成了尊严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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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使用修改器所有的构成要件，均可以成为寻找“人生”捷径的构成要件；但是修改器的功能均无法在“人生”被实现。

这两天收集了好几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事实上都是来自于他人的经历，只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无论是它内在的情感还是后坐力，都是没办法完全复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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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特别的人，这样就意味着他在人生的某一个看似相似的经历点上走向了另一个分支。“人”都是类似的，但分支越多，就变成了平行世界的“个体”，各自都无法被完全复制，彼此是对方的参照也是解药。准确来讲，我更喜欢“个体属性”更强烈的人，而那些从未自省过“我为何如此”的人，更像是社会学里的“样本”。

我之前很难向人解释“我为什么会坚持写作”，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觉得“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时间为一个不会带来收益的事情”。事实上，我曾经坚持写作是一种消极式的对抗死亡焦虑，而如今这个博客，从2021年注册以来，共计616篇文章，也算是一种对抗死亡焦虑的形式，不过它更积极——是我主动选择想要记录下什么。很可惜的是，凡涉及死亡的，大部分人会选择“逃走”，就像是不面对就不用经历一样。

工作室有一个项目，叫做“死亡体验”，人们先在十到十二个陌生人构成的临时社会里，经历“社会性死亡”，再会被送进全黑无声的小黑屋，经历“感官性死亡”。每一次招募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把死亡当成“剧本杀”的，有想把朋友介绍来送死的，有真正想要寻死的，甚至还有玩窒息性SM的人觉得我们是在承接SM性服务的……真正想要讨论“死亡”的并不多，问题还是在于“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精力为一个只要我们不面对就可以不用经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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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关于死亡的故事，具象化成exe后缀的安装包。人们在双击它之后，就会进入到复杂的安装程序，记忆、情绪、不同阶段的人生感悟、甚至是身同感受的痛觉，都会在那一刻被批量安装，然后在磁盘上面读取写入，就算取消安装，磁盘的读写也已经留下记录。它占据了记忆里的一些空间，那些已经安装的内容，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折叠重新整合，压缩回最初的exe，等着下一次被打开，或是永远永远不要再被唤醒——但是它就在那里。

死亡.exe并不是直接带来死亡焦虑的元凶，但是当它被安装之后，人们努力通过卸载的方式逃避它的存在，以至于留下了那些来不及清理的残留文件，当这些文件被不断堆叠积压之后，就会成为“死亡焦虑”。任何一个生命、关系、经历都是向死而生的结果，得知它一定会“死”就会出现一个坐标——左边的极端是“我不想谈论死亡，因为它很晦气”，右边的极端是“我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我通过分享我痛苦的故事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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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死亡是最接近原始图腾的事情，因为这是自人类进化、社会进程以来，都无法通过某种手段进行规避的事情（当然，人们却可以通过杀戮、战争、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制造死亡）。所以当包含死亡议题的经历，都会有许多充满仪式、符号、玄幻或是很难用科学解释清楚的机缘巧合，就像是山洞石壁上的图腾抽象却具体。但死亡又是很难用理性解释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感性去解释死亡，就会出现巧妙的“记忆偏差”。

跟一个朋友聊起他的母亲，母亲在自杀之前，给他吩咐了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债务等事，朋友察觉母亲的异样，不敢离开她半步。后来，母亲出门给大姨打电话的空档，他想跟着出去，却被一只疯狗咬了腿。母亲想借机支开自己的儿子，让他去镇上打狂犬疫苗。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朋友骑车离开家，他说他那一次看到母亲站在宅子门口目送着自己远去，久久地不肯回屋。处理完狂犬病疫苗的时候，他还在镇上买了母亲最喜欢吃的姜丝饼干，再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喝了白酒加敌敌畏混合物不辞而别。

不过，这个故事有很多被“折叠”的部分，需要再一次深入讨论，才能找到最原始的故事——这就是后话了，会在《记忆.reg》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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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当我们再次回忆起关于死亡的故事时，它会变得像是童话一样的“意向化”，充满无法解释的巧合。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无论如何，但这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无法理解（甚至逃避）的课题，但是死后又无法再向人解释的真相——而符号，是我们从远古自今最直接的也是最普遍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被主观篡改的，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通过记忆降低自己对结果的负罪感，第二种确实通过提高负罪感的方式让自己产生“痛觉”，以证明自己活着的存在感。朋友说起他的母亲，落脚点的确是在“如果我不去打针就好了”。这看上去是两个死亡事件的对冲，自己病发或是母亲自杀，如果关于母亲自杀的真相是在最后才发现，那势必需要另一个与之抗衡的“不可抗力”才得以存在。所以他将责任承担在了自己身上，整合成了这个关于死亡的exe，再为我释放安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痛觉”给他带来的强烈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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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会安慰对方“这不是你的错”，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希望他能保留这份“负罪感”，因为只有这样的痛感，才会时时刻刻提醒他还活着，以及他对母亲的情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死后是妈妈来接，死亡也没那么可怕了。”这不是痛觉，而是死亡被卸载之后，留在心房上最柔软区域的“残留文件”。

理性很难“享受”死亡，因为死亡需要足够多的合理性才能“闭环”，这会显得非常冷血；但是感性不同，它可以通过“死亡”汲取到一切可以被汲取的养分，讨论起死亡经历时获得他人同情、关注、身同感受的快感，或是伤口再次被撕开时的痛楚。它想要讨论的不是死亡，而是“我还活着”。

很残忍不是吗？差别就是你将死亡.exe安装在了“理性磁盘”还是“感性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