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了好几个地方来不及创作。途经上海时，刚好遇到了台风贝碧嘉的登陆过境。在酒店的全景落地窗算是目睹了整个台风的经过，通过最直观的感受具象地感觉到了台风的威力。整栋楼都在摇晃，钢筋水泥的承重柱甚至还发出了像是海盗船桅杆的吱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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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前，整个上海就进入到了全面风险预警状态，过境前当晚不仅演唱会延期、暂停了所有外卖平台、还封锁了道路，整个街道进入到死寂状态。很有趣的是，在风险预警状态之前，上海各大超市、便利店的一些食品物资被抢购一空。这一切的景象，太像几年前的那一次被很多人淡忘的“疫情封控”，整个上海进入到了停滞的三个月。

事后，我称那一次的上海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极限测试”——如果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通过了极限测试，那这一套系统或许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任何一个大小城市的疫情封控。权力游戏替代契约精神，测试人们在一次封控规则里的承受上限。三个月，当上海再次解封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愿提起这段经历。那个时候，朋友莫莫无法理解——为什么上海人像是通通失忆一般，而他像是唯一记得那段荒谬经历的人，还因此获得了必须通过服药控制的PTSD的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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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更大的、甚至更无人道的极限测试，发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纳粹利用集中营对人类进行了各种维度的极限测试，从耐寒耐热、到饥饿极限、甚至是人体改造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极限，在这种残忍的医疗实验下得出了各项数据——也正是因为这些数据，后世才得以系统性地认知人类的生物极限，它甚至是医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了避免这些实验的再次发生，二战后，因此而诞生的纽伦堡守则，则通过道德的方式约束了所有人体实验。

但这些数据就此浪费了吗？显然没有——人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作为人体生物极限，确确实实对后世的医疗提供了重要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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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会，我之所以把上海的封控称之为“社会极限测试”，其本质和纳粹集中营对人体实验的逻辑极其相似。

它们都是在极限环境下对“人”进行实验，而前者是“人性实验”后者是“人体实验”；

其次，集中营首先以“控制与压制”作为基础，封控的内在逻辑也是控制与压制，通过监视行动轨迹甚至是“如果你们不听话我就停发物资”的方式，迫使人们遵守某种规则；

另外，封控和集中营，虽然本质不同，但都是由“个体”构成的“群体性规则”，个体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心理压力，都是一种极限状态。无法通过极限测试的人，会因为崩溃出现心理疾病、报复性行为、违背社会身份的荒谬行为（卡地亚零售总监为约炮在封控期间翻墙而出）、甚至是自杀。

同时，社会性极限测试和纳粹集中营人体实验，都对“后世”带来了普遍性影响和思考——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很多经历上海疫情封控的人，在解封之后都不愿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不是他们选择性失忆，而是我们意识到，这场实验的结果并不会带来一份“纽伦堡守则”的签署——以规范这样的社会性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所以这种群体性的不信任导致的，是他们会退缩到一个极限以内的标准之中，以最坏的打算思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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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个思考，正是因为我再一次看到了上海在面对台风防控的情况下，抢空物资，整个城市通过急剧收缩的方式做到了全民调度，结果当然是成功地规避了台风过境的风险，但又从细微之中看到了人们对当年那“三个月”的恐惧——因为没有一个规则来限制这种“封控”会不会无限的2+2+2+2+2……

当然，很多人习惯性地用“结果是好的”来覆盖行为的程序不正义，比如他们会不停强调如果没有封控就会死更多人，来证明封控行为是“正确的”。但我在这里并没有讨论任何关于对与错，封控的程序不正义和结果的假设性之间看上去存在因果关系，但因为时间的单向性，我们都无法通过“如果”去证明另一个结果的对与错。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可能讨论“如果上海不封控三个月会不会更好”，而“社会极限测试”的提出，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预警的城市反应和居民配合度，让我再度确认这件事的可行性——或许当时的封控真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最终方案，并没有人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进行极限测试。但事件发生之后，这种极限被他们、以及我们找到了，才有了后面更好“操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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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在过境时，会突然出现一阵天穹变亮、风速骤减、雨势突然变弱的区间——因为此刻你正处于台风眼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更加危险的风暴即将接近。因为在台风眼的周围，是风速最快的区域，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呆在风暴眼之中，或许就不用面对狂风骤雨。于是，这些云墙成了我们最好的参照物，只要踏进一步，就意味着会被风暴撕碎扯裂。

在这些极限的边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自我监视的方法，避免自己踏出风暴眼，那是否意味着我就可以安全度过台风？于是，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树立起这样一座“中央瞭望塔”，或许是对规则的不信任，因为它不可能受“纽伦堡守则”约束；亦或许是对风暴眼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恐惧，迫切希望自己能永远呆在其中。

一旦形成这个“中央瞭望塔”，我们便成为了圆形监狱的成员之一，通过自我监视的方式，避免被人检举——在简体中文的世界里，这个圆形监狱或许早就形成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央瞭望塔上面其实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还会踏出监狱半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