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犯罪里，激情犯罪是超脱所有“规则”而存在的。

和连环杀人不同，激情犯罪是完全无差别攻击，就算是在特定区域还是针对某一种人群，他的无差别或许是因为某种“集体符号”；但连环杀人往往会有一个相同的“个体符号”——例如穿红色衣服的妓女，是因为这个符号的刺激引起了连环杀人狂的杀意。

“集体符号”更复杂，甚至只能通过马后炮的方式找到“合理性”。

举个例子，一个凶手在医院大堂随机伤人后，逃到医院大厅的顶楼一跃而下。他确实通过无差别杀人完成了他的意图，但是这个意图是因为什么？在犯罪心理学里，这样的犯罪意图是最复杂的解构，因为它像是某种化学化合一样，不同因素可以化合出完全不同的“杀机”。学科的内容跟法律存在同样的“弊端”——滞后性，所以每一次激情犯罪背后，都是一次法律的“惨败”。但这就是法律和犯罪的关系，像是光明和黑暗一样，黑暗永远比光明抵达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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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学中，激情犯罪被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观原因：

• 过激情绪
• 突发事件
• 自尊心受挫
• 情绪宣泄
• 心理防御机制

而无差别攻击的案件里存在一些特定的“共通性”，例如：

• 心理创伤
• 个体化压力
• 社会疏离
• 无特定目标

以上这些要素可以随机组合，甚至单独存在，然后变成一种杀意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预防此类犯罪？人的心理比上面这些看上去就能明白的词汇要复杂多了。这种无法被法律覆盖的、预判的、甚至是约束的犯罪，被称之为“黑天鹅”。

说来惭愧，其实关于犯罪这个话题，我本应该在修改完前几年的小说之后，作为一个宏观命题进行讨论。我喜欢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因为法学出身，更是因为它跟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自古以来都无法被调和和改变的。未来社会是否真的可以找到一种法律置前犯罪的可能性？

例如《少数派报告》里的阿嘉莎通过预言的方式提前告知犯罪，再由调查者干预犯罪进程的方式阻止犯罪。但是，如果这些预言发生错误，那人们应该依赖什么去阻止犯罪，或者说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犯罪预判的能力？

另一部作品，是《心理测量者》，通过计算社会人的心理健康数值，对心理健康数值超过警戒的人进行心理治疗干预，对存在犯罪心理的人进行批捕，甚至对产生杀戮心理的人不通过法律制裁的方式直接“销毁”。它看上去确实能够有效地预防社会犯罪，但是谁来测量这些心理数值呢？最理解犯罪者的人，一定是犯罪者本身。所以，这些原本应该判处死刑的犯罪者，被摘取大脑之后，构成了心理测量的“工具”，由黑天鹅去预判黑天鹅的行为——用犯罪者制裁犯罪者，甚至管理心理健康的人，这算不算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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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今天的话题——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11日晚发出通报称，11日晚7时48分许，一辆小汽车在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撞倒多名行人后驾车逃逸。警方到场处置并协助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62岁的男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据明报12日报导，据现场目击者称，事发时一架灰色越野车辆“开进去来回撞”之后逃逸，许多人被撞后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地面有很多血迹，甚至是断指等人体组织。

而今天正是这个地方举行航展的会馆，为何在开幕前夕发生无差别伤人事故，这件事只能通过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才能判断出——但是这件事不可能被“明确”公布，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危害性和预防模仿犯罪，所以这只“黑天鹅”为何诞生，无论从法律上、新闻报道上、社会维稳上，都无法得到真相的结果。

这才是我认为最恐怖的地方。犯罪真相无法公布也不可能被公布，不仅仅是为了新闻“好看”、也是因为这是法律暂时的“漏洞”，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犯罪的“可能性”，他的行为很有可能被人模仿——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解决途径，不如……

我在小说里讨论了一种极端的、荒诞的可能性——如果宗罪死刑，是否意味着因为犯罪成本太高而遏制了犯罪的发生？

但如果今天出现一个黑天鹅，他因为拐卖儿童即将被抓捕，他面临的是死刑的结果。于是他杀了被拐卖的儿童；为了逃命，他杀了好几个警察；冲进一个医院的大堂，再次无差别伤害了路人，将他们作为障碍物，推下扶梯阻挡追捕的警察；现在，他站在了医院的顶楼，纵身一跃……完成了原本应该由社会和法律判决的死刑。

他死了，而且只能死一次，他犯下的罪行由谁负责？

他的尸体里将会孕育一颗完整的黑天鹅蛋——哦，我反正都要死，不如……

终于，远超世界水平60年的机器人研发完成了！

于是，一个新的机器人诞生了，它的设计是模仿70岁的碰瓷老年人。

2021年10月1日，在我开设独立博客以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复刻自己在几年前完成的一次不可能的任务——五百日写作计划。因为工作关系，坚持每日写作至2023年2月1日中止了。按照约定，五百日产出五百篇文章，中间因为工作室开设的项目，我将“观察人和群体”的视角从《△》拆出作为新的类别《棱镜》。直到今天，《△》加上《棱镜》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500篇，也算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五百日写作计划。

后台统计，莫比乌斯在3年的时间里，发布了648篇文章，我算是有“资格”，可以告诉别人如何创作、如何收集灵感、通过自我炫耀的方式玩自问自答的游戏，但这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

写作对我来说，是将思维围绕在主轴上避免抑郁的自救行为。观察他人、也观察自己，文章因为时间戳形成了见证历史、预言未来、甚至是找到矛盾的自我。所以我将写作称之为”自我悖驳的旅程”，这是一个单向的时间轴，既能看到过去的自己，也能预言未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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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第三年，我也算是见证了博客圈的人来人往。创作本身是孤独的，特别是当某一个言论出现”沉默螺旋”以后，不敢发言或是抱团生存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说来惭愧，第三年我依旧没有找到”创收”的思路。有人建议我开设犒赏入口，或是在公众号同步发布，如果有共鸣自然会有人打赏——但是我好像很少会为了迎合共鸣而专门写一篇文章。

但最近有好几篇文章被推到了不同的平台，反而又是因为共鸣而获得了认可。这便是创作者孤独之余的”纠结”。

“继续写作吧，趁自己还没死。”

——这是上一次五百日写作计划最后的总结，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存在感”的证明，只是它现在还很微弱。或许下一个三年，WordPress服务器的费用就能够通过犒赏的方式cover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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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思来想去，总要换个新面貌继续接下来的坚持写作，于是就有了副标题的想法——摘下苹果以后。

我的电脑桌上有一个“灵感收集箱”，我会把脑子里的瞬间灵感写在纸上投入箱子内。每过一段时间会把这些灵感一张一张地查看，经过一段时间缓冲的灵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甚至因为经历不同而有了更多视角的切入。

我把这种灵感称之为“苹果”，它们还在树上时，都是一个模样分不出区别。但当它们成熟落地时，一些苹果腐烂成泥，成为苹果树的养分；一些果子被动物摘走，带着种子去了不同地方发芽；而有一些苹果因为蛇的诱惑，让夏娃摘了下来；而有的落在了天才的头上，变成了一道公式……

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苹果，你大可说自己早就吃过了苹果，所以再多的苹果都是“一个样”。但我更希望看到苹果被摘下之后经历了什么。这便是继《△》之后的新的坚持写作的类目《/ˈæpl/》。

招数不在新、管用就行。

对付郑州大学生集体夜骑50公里前往开封的事件，最终还是用老三样的方式给“封控”了——封锁道路、共享单车平台设定限制、以及“敌人就在人民群众的内部”——骑行队伍之中混入了煽动颠覆情绪的境外势力。

今天不是来讨论夜骑开封这个社会事件的，而是来聊聊里面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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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在学生时代，是否参加过高考前最后的“疯狂”，把自己这整整三年整理成册的试卷、练习册、错题本、参考书都从教学楼里抛出窗外，让它们象征烟花来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反正我玩过，但用另一种方式玩的。

我记得那是高考前的最后几天，因为要将大楼设置为考场，我们不得不搬迁教室。因为想到两天后要高考了，带再多的试卷参考书，一没时间看二是太麻烦，还不如就直接扔掉。怎么扔，就成了学生们的游戏——第一个将试卷抛洒出走廊，落入教学楼天井的同学，散落的试卷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于是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年级主任拿着大声公在一楼叫嚷，说凡是扔过垃圾的人都要受到警告处分，不要为自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不完美句号。

越是这样叫嚷，抛洒游戏变得更加热烈。老师也纷纷从办公室出来，制止自己的学生。这里面也有“清醒”的老师，他放任自己的学生扔试卷——这是压力的释放，毕竟整个三年学生都在规则之中喘不过气。我所在的班级因为被班主任喝止，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办。直到我看见同一楼层的“尖子生”也开始扔试卷，我一声令下自己班的同学也可以开始扔试卷了。班主任对我气不过质问我为什么要瞎指挥。

我回答老师：尖子班的学生也扔了，现在规则已经法不责众了，没办法再树立典型了。

班主任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实在找不到惩罚我的理由——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扔过试卷。

这场集体狂欢，或许就是因为被压抑了三年的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只是我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加入这场狂欢。一个把自己的试卷、笔记如此珍视的人，居然会在最后一刻扔掉自己的珍贵——这是一场多么荒谬但美妙的仪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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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夜骑开封的事件，最开始也仅仅是四个学生为了吃新鲜的汤包，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去了趟开封，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青春没有标价”。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效仿，直到11月初，这场狂欢被紧急叫停。郑州许多大学一夜之间回到了疫情三年的封控状态，夜不归宿需要申请、出门需要请假等等。

这件事的结构像极了学生时代抛洒试卷进行狂欢。就连里面“反对”的声音也一模一样。夜骑开封的事件发生后，有大学老师在微信群公开批评此事件：

“河南作为教育贫困省，一帮子移动造粪机无所事事，别人在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级，这帮xx花着父母的钱放飞自我毫无人生规划，典型的酒囊饭袋！”

这位老师还是没想通一点，与其直接评价和辱骂学生，应该换一个思路，为其他人梳理“攻击”典型——只需要在其他大学树立起“我跟河南大学生段位不同”的地域攻击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一群人因为优越感开始通过挞伐“夜骑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试是“对”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夜骑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当跟着一群人边骑车边呼喊口号、唱歌欢笑才是青春该有的热情。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发生了上述老师辱骂学生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情地加入夜骑大军之中，以此对抗老师这个符号。骑行的队伍里也不乏存在“小粉红”，高举国旗和统一台湾的口号，但也有人高举“自由”的标语，认为青春是不应该被封锁在大学之中的，这些因为夜骑出现的“衍生品”开始让人们类比了很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例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八九年学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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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觉得夜骑开封这件事跟这些历史事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先有领导人的口号，才有了全国红卫兵到处流动导致运输、城市甚至是经济瘫痪的情况；而八九学运本质上是存在某种“政治诉求”和明确的“靶向”；夜骑开封更像是一种“证明”，一个大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无价，从而选择了一种“看上去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在夜晚甚至是半夜出发。

夜骑虽然只有50公里，但这件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超过4500公里的跋涉——横跨美国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横跨美国东西的旅途成为“垮掉的一代”最为浓墨重彩的象征符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情形和心路历程。这群人在路上到底在寻找什么？

“垮掉的一代”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精神、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心理学里所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我通过一次骑行挑战了一个体测1000米都跑得气喘吁吁的自己，也通过群体行为被更多人所看见，而形成一个乌合之众抱团取暖。而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角色”仍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寻找“身份认同”就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抱歉，这里的多样性并没有贬义。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搞过各种奇怪的“仪式”。

另一方面，从大脑的发育来讲，25岁之前前额皮质仍在发育之中，因风险评估和控制力并无法成为年轻人首要的“约束”，所以他们会偏向于通过高风险、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新奇的体验。

再进一步，就是“反抗权威”。“垮掉的一代”在社会压力之下，被认定为“一无是处”，为了反抗这种主流思想，他们必须通过某些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是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活着的意义”。夜骑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那段老师的辱骂、网络上的嘲讽（和支持），他们的队伍不会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壮大成成千上万。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反抗某种意义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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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骑行为被制止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效仿的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大学一定会陆续出台“禁止骑车”的相关规定，而在这种“荒谬”的时代背景之下，高压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迸发出更加荒谬的仪式，来对抗这些规则——就像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它的荒谬性在2022年的上海达到了高潮——所以今年上海禁止了万圣节。

对此，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眼——“荒谬”。哲学家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荒谬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解决办法就是“活在当下”，如果对未来的期许感到迷茫，那不如此刻全然地活着。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看上去拿着文凭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那不过是他们失业的起点，于是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选择了在当下全然地活着——一次50公里的骑行，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既通过这个方式证明了自己，也找到了乌合之众抱团取暖，甚至还可以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对抗权威……我相信，这个50公里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变成在中国版图上的4500公里。

这种关于荒谬的哲学理论，反过来解释了我高中时留下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学生”也参与抛洒试卷的游戏里——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也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荒谬的是什么？或许是应试教育塑造的畸形、或许是被扼杀的关于自由的幻想、亦或许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会追求分数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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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把开封夜骑称之为是“集体春梦的REM”，是因为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的REM，就是人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的快速动眼期，人们会在这个睡眠区间开始做梦，大脑非常活跃甚至会带动身体出现轻微的抽搐等等。

夜骑和“垮掉的一代”横跨美国东西一样，是一场关于“流浪和寻找”的旅行。流浪以及自由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就业率、失业率、经济下行、社会稳定性出现裂缝等等情况造就的“压力”，让这个集体无意识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仪式”。

夜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行为罢了，只是因为它的行为带动，像是一场春梦前的抽搐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无法醒来，那就会真正的堕入那个再也醒不过来的深睡之中。

无梦、也无望。

在影评《三个男孩的春梦》里，我留下了一个还未“闭环”的话题——“停滞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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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组织了一场全是脱口秀演员的死亡体验，面对人生的十二个课题，脱口秀演员在抛梗之余也会有属于他们的独特思考。我一直很好奇脱口秀演员的逻辑是擅长“解构”还是“建构”（这个话题日后再说），所以会特别留心他们的表达逻辑。

其中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讲起他的童年时有些动容，和他经常相处的脱口秀朋友，在看到他为自己的童年流泪时都表示“那只是鳄鱼眼泪”。因为从其他人的描述里，他是一个不会说话、非常双标、情商很低的人、常常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行为的人。他形容自己作为留守儿童的童年，最开心是有人叫自己“哥哥”，因为那是他被需要的时刻。

于是，这种被需要感在他成年之后转变成了同时打好几份工，且这些工作都跟“服务”相关，例如送外卖、搬运快递等等。他把自己在人际关系里完全地工具理性化，而在他认为亲密的关系里，例如和他的脱口秀朋友，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口无遮拦的男孩——我们最后给他的关键词是“玻璃珠”，那是童年最珍贵的宝藏，每一个小孩都想得到他，但是到了成年人的世界，它不再被需要，他一直珍视着自己被需要的那一刻，却将自己封锁在了那颗透明的玻璃珠中，还保留着纯粹的“少年感”。

合理推测，他“死”在了那一刻——被留守的童年，在他最需要陪伴的年纪，他不得不充当成年人照顾自己。于是他一直在寻找那种“被需要感”。或许有一次，他在放学时被几个社会混混霸凌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直到这种害怕和孤独变成了坚硬的保护壳，将他那时候的心智包裹在了无人再能伤害的核心之中——这就是“停滞发育”。

不过，这里所谓的“死”不完全是被霸凌或是不被关注，也可能是“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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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我跟同龄男孩子一样，会在学校的攀爬杆上玩游戏——在不落地的情况下，在攀爬杆上追逐对方。为了把对方逼到松手，我们常常会用下三滥的手段，例如脱对方裤子或是吐对方口水。有一次，一个同学因为输了“比赛”气不过，告状老师。我们被训斥一顿后，我成了那个“罪人”，当第一个同学指控是我“最开始吐口水”的人后，其他参与者为了自保，也纷纷指证我。我辩称所有人都这样拒不“认罪”，班主任为了树立典型将我公开处刑。

老师让所有被我“吐过口水”的人上台站成一排。这里面有一起玩攀爬追逐游戏的，也有跟我产生过矛盾的，甚至还有只是看不惯我的，他们纷纷坚称被我吐过口水。我继续反抗，结果被班主任评价“吐口水是泼妇的行为，你作为男生不应该这样”。见我毫无认错之意，公开批斗最终变成了公开道歉，我不得不哭着给讲台上站着的一排同学一一鞠躬道歉。

这不算是“大事”，小孩子总有打架矛盾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我意识不到，我的反抗和这场公开处刑，其实是一种“死亡”——羞耻是最接近死亡的体验。当羞耻发生时，我们与他人的联结全面切断，失去他人对自我的肯定，甚至也因为羞耻让自己失去了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瓦解、联系切断，这和死亡本身是同功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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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也有部分心智“死”在了那一刻，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表象症候——例如，我认为当众吐口水是耻辱的行为；我不喜欢爬高；我很害怕说“对不起”甚至会在说“对不起”的时候本能地流泪；厌恶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因为被老师羞讽吐口水是泼妇行为）；厌恶小孩（其实对自我厌恶的延展）；当陌生人站在高处时我总幻想从背后将他推下高楼摔得肝脑涂地的全过程（对童年记忆抹杀的潜意识）。

因为当下无法反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性地封锁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一次之后我很少再参加只有男同学的集体活动。这种自我剥离的童年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观察者”身份。因为这个看似蝴蝶扇动翅膀的细微伊始，最终建构成了现在这个我，虽然中间还有更多经历介入，这件事就像是地面有一个大洞，成年之后我虽然可以用水泥把它填平，但是它的材质和周围还可以种下种子的泥土不同了。

那这还算是一件“小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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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些事情上仍然保留着“少年感”，像是程序里的bug一样，只有在特定事件才会触发它，只是我的“少年感”是封闭性的、对内攻击，而一旦它被触发，例如被人冤枉和被要求道歉息事宁人的时候，我就会启动内心的黑箱。

如果没有成年后对自我解构的过程，或许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底线”而已。

你是否也有某一段这种“死”过的经历，从那一刻开始，你保留了所谓的“少年感”。

一个人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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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卡夫卡的作品，总觉得很“压抑”，有一种在“呐喊”却又没有“出声”的感觉。后来读起卡夫卡的生平，才知道他是一个对物质欲望极其微弱的人，甚至显得有些“禁欲”。联系他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位哲学家的身影——叔本华。简单来说，叔本华认为“虚无源自于欲望”，人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痛苦，是因为对无尽欲望的追逐。所以叔本华认为的解决方案，就是“禁欲”，通过缩减甚至是压制欲望的方式来减轻痛苦感受。

当然，这里指的“欲望”不仅仅是性欲，也包括物质欲望等等。

很久以前，发生过一起名誉侵害案件，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孙控诉一期刊诽谤韩愈死于花柳病的控告。韩愈是不是死于花柳病并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后人为他的“名誉”打官司，也只是一场“仪式”罢了。核心是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花柳病”这个符号，因为它意味着“乱性”。另一个染得花柳病的作家，莫泊桑，却因为自己罹患花柳病而感到“自豪”，他觉得自己得了与法兰西一世一样的“爱神病”。但是这些具体的疾病并不影响这些创作者的“创造力”。

乱性得病，只是触犯了每个人心中不同的道德层级罢了，在我极低的对外道德标准里，它就是一种“符号”，证明这个人曾经或是仍然还是一个乱性的人，而这种乱性直接和他的“性欲”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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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认为人的“能量是守恒”的，当欲望被压制，它一定会在另一个区域出现裂缝并迸发出来。例如长期性压抑的人，会因为这种能量的压抑而形成“强迫症”行为，例如洁癖不停洗手等等。

同理，如果攻击性被压制，对外的攻击性就会变成对内攻击，例如在职场逆来顺受的男性，在家也长期被妻子打压，原本的攻击性可能会发泄在玩游戏上对陌生人的辱骂，当这种进水和出水的函数关系不平衡时，对内攻击就会形成“自我阉割”的能量，从而让这个男性失去攻击性，而变得敏感、玻璃性、甚至是失去男性特质。

我相信“能量”不会凭空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另一股力量，或许是踢猫效应一样地找到了比自己更弱的目标、或是对内攻击逐渐形成心理疾病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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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能量的强烈释放，无论是在画卷精致地勾勒，还是全身赤裸涂满颜料在巨大的白纸上用舞蹈的方式作画，或是通过文字的攻击性对他者的批判、对现实的控诉、对细腻情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创造力往往伴随能量得以释放，而这个能量的高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一笔一画地勾描还是全身赤裸泼墨于卷。

卡夫卡和莫泊桑的作品风格，最大的区别在于卡夫卡是几近现实主义的思考，哪怕是《变形记》里的主角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也必须思考“我要如何去上班给家里赚钱”这么看似荒诞却无比现实的思考。莫泊桑的作品比起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多了更多的荒诞和魔幻，他的作品总是可以用一个细微的角色（例如《羊脂球》里的妓女），将他放在时代的背景之中，既可以是万人追捧的明星，也可以是招人唾弃的罪人。莫泊桑的作品蕴含的巨大能量，正是将一个角色抬到最高处，然后又将他狠狠地拖拽进地狱。如果将小说的“能量”进行函数化，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规则的正弦函数，过程是带着读者去思考一个现实主义的课题；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是在一个最高点转瞬即下，在故事的最后给读者留下一个全盘推翻的荒诞收尾。

这就回到了我最开始提到的那种“压抑感”，跟卡夫卡本人的禁欲主义一样，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也有现实的窒息感；但是莫泊桑的作品，更像是万花筒里看到的一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在万花筒变化过程中被折射出不同的花纹，最后他摔坏了万花筒，捡起那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告诉你——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显然，莫泊桑的“能量”要高于卡夫卡，否则他也不会在进入法国上层之后夜夜笙歌，甚至最后还感染了“爱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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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性欲和创造力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能量守恒”，而是共生的模式。一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他的能量越强、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或许会更夸张和强烈。

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原型里，有一种原型被称之为“诱人缪斯”，她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能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她最恐惧的是容颜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因为衰老就意味着她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

这类角色拥有强烈的性欲，她们享受性爱带来的对她们的“认可”——这是一种外在认可的具象化。这类角色也拥有强烈的艺术性，她们可以将性欲转化为表达、艺术。《欲望都市》里的萨曼莎就是典型的“诱人缪斯”——而在古希腊神话里，缪斯本身也是掌管性、美学与艺术的守护神。

那如果一个人原本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也会衰减甚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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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才需要引出“关键人物”，以前在博客里提及的一个“色情小说创作者”最近向我抱怨，他觉得自己的灵感已经彻底枯竭了，时间分界线就是他一年前结婚育儿之后，自己的性欲急剧下降进而创作灵感也随之消失了。我建议他“出轨”一次做场自我实验，看看是不是发泄性欲之后想象力会随之恢复。由于自我的道德约束，他始终无法迈出这一步，但是长期的压抑让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攻击性。

他的攻击性主要表现在跟人对谈的时候，总是以戳中对方痛处为乐。他虽然无法再创造色情小说，但是他回到评论家身份之后，变得非常犀利和嘴毒。所以他很担心这种“创作能量”是不是在压制他的想象力，是导致他无法再创作小说的关键。这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在他身上有两种能量的交换。

性欲被压制→创造力衰减→失去想象力运作的创造力
性欲被压制→攻击力提升→变成富有攻击性的创造力

但看上去，最终失去的创造力和重新恢复的创造力是两个“极端”，极具感官体验的想象力和冷静思考的逻辑分析。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二选一的游戏，失去任何一个都会让人觉得可惜。肉欲和理性之间或许还有一个平衡点，只是人们在探寻其中时，必然会突破道德——比如，我推荐这位朋友去通过出轨的方式找回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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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失去想象力和攻击性哪一个更可惜，只不过是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以及承担每种选择之后的结果罢了。

比如，我灵魂拷问了朋友：“如果你离婚了，就可以恢复想象力和创造力，你愿意选择吗？”他两天之后才回复我：

“我真的有好好想，但我不想失去現在的一切，所以做不到。”

“是不想做，还是做不到？”

“欸，點醒我了，是不想這樣。”

真是个对自己懂事听话的成年人，毕竟大部分成年受困的正是“既要又要”。

我不是个会举着长枪短炮的人，所以只是偶尔用手机最长30秒夜间模式的方式来拍摄星空。一般肉眼可见的星体，我都大概知道他隶属于什么星座，以及十二星座在空中大致的连线。这个奇怪的技能是小时候因为十万个为什么留下的“梦想”，也因此对宇宙产生极大兴趣。

这几天在山野里休假，难得晴空，用手机拍了几张延时曝光的照片，竟然意外地拍到了肉眼可见的三角座星系。

冬季的天空会显得无聊一些，除了一个冬季大三角，实在找不到有趣的星空景观、猎户座的腰带，不像是上半年七夕前后，可以在高海拔地区肉眼可见银河那样。因为正值天蝎月，因为岁差的关系，入夜时刚好是金牛座从地平线慢慢升起的过程。每年冬天都会给朋友科普一次“冬季大三角”，如果有幸就可以肉眼看到金牛座的昴宿星团，像是眼睛有散光的人看到星星在空中重影一般——不要怀疑，那就是一个星团。

当初写过一篇年度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人口爆炸、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枯竭后，人类不得不在地球外围建筑类似“戴森群泡”的地外建筑，这些新的建筑物按照88星座划分了连通街道，而这些街区有一个中央广场，是以“三角座”命名。三角座广场的中央纪念碑，就是一个用三角座星系作为背景的光斑全息景观。其实这个设定跟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它突然出现在我脑袋里，就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像是我正在三角座广场闲逛一般。而这个最初的认知，或许就是因为在某一本太空科普的书籍里看见过三角座星系，而留下了一个奇怪的“伏笔”。

肉眼可见的星空，跟深渊一样，当你在盯着它痴迷时，它也用最深邃的漫天星空盯着你。

如何加强管理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

方法还是那个方法，就看你能不能举一反三。

比如，加强学校食堂的管理，加装人脸识别和指纹门禁系统，禁止家长进入食堂区域就行了。

前几天，和说脱口秀的朋友聊到了《再见，爱人》这档综艺节目，说得他们那个眉飞色舞啊，由于禁不起诱惑也和妻子看了一两集。我在Telegram提及了脱口秀和我叙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建构”和“解构”，脱口秀更像是把一个底层逻辑建构成一个带梗的故事，而我们做的事是在不停拆解事件，最终找到底层逻辑。所以两种视角来看这个节目，就显得格外有趣。

先不说节目本身，我很佩服芒果台的剪辑功夫，非常细腻地按照“平和-冲突-平和-冲突”以及阶段性的“起承转合”在排布内容，让观众非常自然地进入到了摇摇欲坠的三对婚姻关系之中。里面的三对关系也是精心安排的：男强女弱（爹味）、女强男弱（妈味）、和对抗冲突。

说实话，留几手和他老婆的婚姻是最“健康”的，因为他们还能争吵，且能吵到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围绕着“你不爱我了”这样的哲学命题。黄圣依和杨子那一对就不说了，他们虽然也吵，但是每一次黄圣依找到一个具体事件想要展开争论的时候，杨子就逃走了，进入到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哲学命题——因为他的眼里没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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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就是李行亮和麦琳，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他们婚姻关系里无时无刻透露着的“窒息感”。他俩的婚姻看上去很“甜蜜”，但所有的甜蜜都是“程式化的筹码”。比如李行亮每一次和麦琳旅游，到一个陌生城市，都要给麦琳求一次婚——为什么？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关于爱的证明，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人问过李行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发自肺腑地想要、还是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他的任务、还是如果有一次他没这样做他们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麦琳无时无刻都在“关注”李行亮，他的衣着是否有问题、牙龈是不是有问题、你为什么不笑、你手指是不是脏了……

而问及她对婚姻的期许，她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李行亮，希望他能够成就自己的音乐梦想……李行亮很不解麦琳的“节约”，比如他给麦琳买礼物，麦琳拒绝接受礼物甚至是会拿着礼物去退货，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而这些继续都应该留给李行亮，去完成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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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这种窒息感应该蔓延开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窒息”中长大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妈妈”的形象和做法，无时无刻都把“我为了你好”挂在嘴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在承受痛苦，甚至是以苦为乐。我知道一个案例，是助理的老公，他的妈妈也是这种模式。他们俩从很远的地方回家，小男孩想打车回家，妈妈执意要坐公交车，于是她给儿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不禁感慨：“儿子跟母亲坐出租车是犯法的吗？”这个母亲为了体现出“好”，甚至跳过了逻辑和智商，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自己“吃苦”是为了孩子的“好”。

为什么？来说说底层逻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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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原始动力是爱与归属。她为了追求归属感的稳定，会需要通过试探的方式去确定自己以身相许的男性能否照顾自己，特别是在自己怀上对方孩子、生育、养育后代的时候，自己不会被抛弃。所以一些女性会开始选择“作”——就像是登山时，要确定绳索是否绑紧，要拉扯几下才敢爬上去一样——只不过有些人，会更加害怕被抛弃和失去爱与归属，所以这个“扯绳子”的行为一直在重复、甚至越来越强烈。

麦琳的“作”不是对李行亮的不信任，而是“自己不配”，从她对自己身世只言片语的描述，她是农村出身，接受的教育也是“相夫教子”。而李行亮是音乐创作人，他需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经历，才能够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灵感。这种“精神上的无法同频”是一种绝对的“不安全感”。中国的传统婚姻观里，认为妻子需要理解丈夫、辅佐丈夫、甚至是顺从丈夫。如果女性不知道男性在想什么，那办法就是“试探”和“索要证明”。

我不要你送我礼物——你送了我礼物我知道你还爱我——如果你听信了我的话真的不送我礼物了——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要你证明你爱我——言语上的爱已经不够满足我的期待——你开始在不同城市向我求婚——我们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你没有再向我求婚——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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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信任感是内在的，不会因为一个外在的表象而得到满足，它只会寻求更加“真诚”的证明——直到她意识到，自己无论怎么证明都得不到对方的真心、或是短暂地得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成为不可控的存在，于是她开始在关系里寻求另一个更加高高在上的地位——自我圣洁。

之前我提到过，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这种评判会让女性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男性的凌驾和支配感。如果一个女性在一个绝对上位的时候，男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是错的，因为她作为一个黑箱可以任意地调整比赛规则。我生病的时候需要你递给我一杯热水，但是你拿错了杯子让放在床头的水很快冷掉，你这就是不够关心和细心——别不信，这是真实案例。

麦琳和李行亮的婚姻，就像是麦琳用一种软性道德绑架的方式，把他们的婚姻筹码努力抬到了她期待的那个最高点，等着有一天婚姻破裂的时候完全做空，让她自己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自我圣洁——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到最后都不理解我对你的爱——这个点是一个霸王条款，哪怕是被人指出了麦琳的行为是在束缚李行亮，她也可以为自己找到完美地借口——这是因为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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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一个底层逻辑是不太好听的——“贱人总是成对出现”。李行亮之所以接受了这样的婚姻关系，或许也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断奶”，给自己找了个妈而已。

他俩的婚姻不是再见爱人，而是要做到“再见妈妈”。

遛狗的时候偷听了三个小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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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孩一起玩泡沫。小男孩A手上拿了一个泡沫，小女孩B手上拿了一个泡沫，但小男孩C手上拿了两个泡沫。

于是小男孩A对小男孩C说：“分享是快乐的，所以你应该把两个泡沫分享一个出来。”

小男孩C问小男孩A：“那你把你的泡沫分享给我，你会快乐吗？”

小男孩A回答不快乐。小男孩C说：“那我也不会分享给你。”

这时小女孩B对小男孩C说：“我把我的泡沫给你，我们一起玩吧。”小男孩C接过小女孩B手中的泡沫，立马拿了两个给小女孩B说：“我们俩一起玩不跟他玩了，他不会分享。”

小男孩A很着急，对小女孩B说：“我可以把我手上的泡沫都给你。”

但是小女孩B说：“他给了我两个呢。”于是跟着小男孩C，拿着三个泡沫走了，留下小男孩A一个人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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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是小孩子的事儿，但理儿是大人的理儿。

婚礼上，过世的亲人变成蝴蝶出现，甚至还停在了新娘的脸颊，那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据说，已故的亲人会变成蝴蝶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甚至是参加他原本遗憾的仪式，往往在这个时候，婚宴现场的氛围达到另一个高潮环节——集体自我感动。

然而，如果你用“婚礼蝴蝶”作为关键词在各种视频平台搜索，都可以得到套路一模一样的桥段。如果这么多已故的亲人都变成了蝴蝶参加至亲的婚礼，那这件事早就应该成为“玄学”素材给好好研究一番。我询问了在做婚庆策划的朋友，她表示嗤之以鼻——“这个都是大型婚庆公司玩儿剩下的把戏啦。”

只需要在彩排阶段询问饭桌安排时，稍加引导就可以套出婚礼双方的亲人生故情况，再观察当事人对该名故人的情感程度，确定要不要通知道具组准备蝴蝶。于是，这一整套流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形成一个“你亲人回来看你啦”的完美闭环。

嚯，里面还动用了谈判学和心理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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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站出来指责“拆穿真相”的人——这就是一个寄托思念的桥段，有必要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把美好都毁于一旦吗？但是“真相”在这里，因为套路被制造感动的“事实”也在那里，怎么？这件事少一个条件情感还可以更真一点吗？

人们善于为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甚至是覆盖原本的“真相”——这就是算命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底层逻辑。往往回到真相讨论的事情，比想象中的更残忍。比如“秽语症”，在医学心理学还不被重视以前，人们无法透过传统心理学解释和医治“秽语症”，所以只能通过更“玄”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被鬼缠身、被恶魔入侵。

直到医学心理学的普及，秽语症仍然被当作“邪物入侵”来看待。之后才发现不过是大脑里的基底神经出现紊乱，才导致了莫名抽搐、舞蹈、秽语等行为。不过，就算这个真相是被科学证实的，至今仍然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外邪”。只要赋予的意义足够，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是自己已故的亲爹上身要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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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极端，真相已经完全超越意义，但是人们仍然执着于赋予意义，就会显得滑稽且抽象。

以前从一个命理师那里听过一个故事，他们村里人均称自己可以让神明上身，所以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就会变成“斗法”现场。大家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干呕、翻白眼、张牙舞爪、满地打滚，肢体语言已经卷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开始卷谁上身的神明更厉害。（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出马仙这件事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已经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斗法”的趣事）

那个人说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人就敢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治得住玉皇大帝，但是孙猴子又能大闹天宫治住天庭……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死循环，就跟棒打老虎鸡吃虫一样，总会有最小的虫可以治得住打虎的棒子。所以有人另辟蹊径，让一个说外国话的神“上身”了，这个神就是耶稣——于是这个“被上身”的人开始“How old are you”“Nice to meet you”“Sorry I don’t know”“I’m fine thank you”，他把自己这辈子仅学的英文课文都用在此刻。农村人也没见过真正的耶稣，也确实可以被这样的阵仗给唬住。

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相是一个外界存在的表象，但是只要当事人相信那这个真相也可以被“意义”覆盖。除非，当这个真相已经可以动摇“意义”本身，于是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站出来指着你的鼻子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破坏气氛，人家婚礼怎么安排管你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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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个真相动摇意义的事实也已经发生，之后有裂缝生出各种五味杂陈的就不是看到真相的人，而是那些宁愿无视真相也要把自己蒙在鼓里的人。

《加菲猫》里，加菲猫走丢后被卖进了宠物店。他的主人乔恩也在疯狂找寻加菲，直到有一天，乔恩走进一家宠物店在销售橱窗里看到了加菲，于是两个人重逢又在一起。加菲永远都不会去问乔恩“为什么那一天他走进了宠物店”。当然，最后一句是观众对《加菲猫》的“过度解读”，认为这是无言结局里谁都不要说破的真相。

意义是“重逢”，真相是乔恩走进了宠物店，但这个真相似乎在打破另一个一直以来的真相，乔恩作为饲主深爱着自己的宠物加菲，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表现出“我想要再买一只猫”的想法，否则这就是在破坏他和加菲之间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到底是谁赋予的呢？难道是乔恩在购买加菲时，被要求签署一份类似婚姻的契约，无论生死疾病都要不离不弃——甚至是在宠物丢失或去世后，也必须要守寡尽孝，以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是忠贞不渝的——很可惜，这一点婚姻法里也他妈的没有规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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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礼里，司仪、策划、道具组都知道真相，甚至有观众还看到了蝴蝶从什么地方放出来，那怎么？为了保证“意义”的重要性，把这群人都在仪式结束前给杀了活埋？——当然啦，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在剧本创作里，最厉害的悲剧是让人哭着笑，在悲剧的结尾里藏着一个仿佛是石缝里种子刚开始发芽的喜剧。如果，在意义里藏着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真相”，这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或许是最厉害的喜剧，让人笑着哭。

那结婚是悲剧吗，不能这样说嘛。那是喜剧吗（我觉得是），出现一只代表已故亲人的蝴蝶，或许是喜中悲。看到真相的人，觉得这是闹剧；制造泪点的人，极力营造悲剧的气氛，只有那些沉迷在赋予意义游戏里的人，是悲是喜，都是别人说了算。

所以反过来，只要你懂得如何安排“意义”，那这些沉迷于赋予意义的人，就可以无视真相，唯你操纵。

每天浏览的新闻订阅里，不时会有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战争画面，比如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向俄军投掷炸弹，俄军瞬间四散成肉块；或是哈马斯领导人被炸得头颅爆裂肝脑涂地。战争画面对我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打码、模糊、甚至是把血液改成绿色的方式来降低战争的“残忍度”。

以前上航空安全培训课时，会有受害人卷入涡轮的事故照片，由于打码，那些血浆迸射肉片粘连的画面只能靠想象——但是这样的黑色遮挡足以让受训者产生足够的恐惧——毕竟人类被卷入涡轮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既然是为了通过震慑的方式教育航空从业者敬畏生命、尊重科学。那不如不打码，用最直观的感受去敬畏死亡。

不过，在很多年前，真的有这样一部作品，里面充斥着（未打码的）血腥、暴力、犯罪、死亡——《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

在视觉和心理上直观地感受犯罪，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恐惧，进而产生对人的不信任；而另一部分人会因为“犯罪成本”而重新思考犯罪；当然，在这些人群中仍然存在“黑天鹅”，他会因为看到别人犯罪而激发更强烈的犯罪欲望，他想要创造超于纪实的可以让自己“名垂千史”的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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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上述的新闻画面、课件内容、纪录片桥段，都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折叠，是因为真实发生，而让人得以见证战争、事故及事故征候、以及犯罪与死亡。直到我昨天刷到了一个游戏广告……

从无人机视角的热成像画面，通过发生炮弹、子弹的方式攻击下放的生命体征或是战甲设备。

这个游戏的广告完全模拟了俄乌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炸弹的第一视角画面，我一度以为自己在Instagram刷到了战争画面（按道理这些画面是需要被打上血腥暴力的隐藏标签的）。由于无法下载到这款游戏，所以我无法测试内部是否真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按照游戏广告的尿性，它多半也只是做了一个宣传外壳，说不定下载之后是个沙雕消消乐或是城市建设游戏。

这算不算是“消费战争”？那要定义什么算是“消费”，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反复说道，甚至还通过情绪煽动的方式获得关注、甚至是募集资金，这显然是“消费”，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视觉上刺激玩家下载游戏，这或许是一种“思路”。那再来进一步探究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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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观了一些男性居多的社交群、Reddit等等，（国内外）男性确实非常乐忠于讨论无人机轰炸这件事，他们很希望通过第一视角视频来分析这一次投放的炸弹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有人想要亲自指挥，觉得这一枚炸弹没有同时炸中敌人和战甲，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投放才能一石二鸟。

回到底层，男性的原始驱动力是“尊严”，战争是近乎最原始的雄性对抗，就算有热武器的加入，战争仍然可能走到最终的肉搏桥段，只是热武器带来的直接性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尊严无非是当你击杀了另一个敌人时，那种内在的自我肯定会带来强烈的自尊满足。更别说此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背景音说着：First blood、Double kill、Triple kill，并且还在通过记分的方式与其他玩家拉开等级差距。^{* 需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指所有男性的底层逻辑都会驱使他们玩游戏}

但是，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加之热兵器的“一目了然”，稍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敌人的枪下魂。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被送去前线的“炮灰”，他们的人生根本没有游戏升段里的“胜率”评价，生或死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运气。除非——

除非现在有一种游戏规则，是你可以任意地操纵别人的生死，你无须直面战场，只需要轻轻动下手指，就可以制造一场战争里该有的血肉横飞肝脑涂地——对，这就是无人机炸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性更喜欢讨论无人机炸弹，甚至会喜欢观看无人机杀敌的第一视角视频。这是一种可以躲在后方、既拥有操纵感、又可以获得尊严满足的行为。

这种准上帝视角带来的快感，远超过与敌人面对面地厮杀。^{** 又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玩无人机的男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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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这种躲在暗处、攻击一个身处明处的靶子，甚至是可以拥有“无人机视角”观看整个画面，或是煽动一群乌合之众去攻击靶子，这样的快感看上去像是“帝国时代”一类的游戏，不过它又确确实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网络暴力。

这就是对《形象代言人言代相性》的callback。杨笠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在明处的靶子。被纠集的乌合之众开始朝她再一次猛攻，因为他们无法对抗整个“女权”符号，所以才揪住一个“软柿子”般的个体。杨笠也不属于任何“政权机构”，不会因为攻击她而带来“孩子不能上学”的风险。

别再傻傻地冲塔啦，抬头看看吧，此时此刻有一个无人机正在对每一个热血的人，做出最具体的“热成像”。

双十一的广告铺天盖地的来了，来了的同时也发生了每年都会喜闻乐见的“游戏”。

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参与了京东的广告，这几天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新游戏——抵制京东、退款Plus会员、拒绝参与京东双十一。你觉得这是自发行为？还是“友商”套路——如果我们按阴谋论论处，阴谋论最低看“受益者”。

所以我当时跟朋友预言——除非女性消费者因为这一次的“男性集体行为”而蜂拥至京东进行购物，否则这不能算是“宣传”。除非“友商”同时还会发布“让女性也抵制京东”的文案，这样就可以100%确定是商业行为。

果不其然，让女性抵制京东的文案很快就来了——作为女性，我们不能支持强奸犯管理的电商平台。

好一出双十一商战，果然还是用了最下三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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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是“商战”，但是还真的挑起了一群人（男性）去京东退订Plus、注销账号的行为，为自己本就不多、只能通过在抖音上骂别人获得的尊严浓墨重彩地点缀了一番。不过呢，这群人本质上和那些抵制家乐福的中老年一样，一旦开始送更多“鸡蛋”，他们还是会蜂拥而至去“薅羊毛”。所以我才说这个商战手段非常“下三滥”，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前，杨笠代言过酒类、电脑、汽车等等，实际上真的对品牌的股票造成过“蒸发”影响。杨笠作为一个女权符号，已经完全和男性对立，才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商业灾难——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杨笠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因为她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符号。

同样，这个符号还可以延展到更多人身上，只要是明星，他都可能代表某一种符号——而在这些众多的符号里面，普通人最愿意看见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就是造神、封神和将神从神坛上拽下来的全过程。明星正是这套流程里面比较容易达成的，明星这个符号最接近“普通人”，所以普通人可以向他发出任何的质问：你这么普通凭什么比我赚的多。所以当这些人也沦为普通人的时候，这中间的落差和“你到最后跟我也一样”的爽感，确实可以救活很多人的“自尊行”和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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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封神的过程，就是集体乌合之众形成的过程，越是混沌就越是失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言代”行为——举个已经被正确记忆过的例子：钟南山在疫情初期几乎被推到神坛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疫情的走向，比如说“板蓝根事件”。所以当他开始被从神坛上推下的时候，也成了众多人喜闻乐见的事情——乌合之众因为随时寻找新的“言代”，而不得不通过牺牲前领袖的方式，来证明后续领袖的“正确性”。

但是，符号和“人”之间始终无法作为完美同频，只要是人就会犯错，符号跌下神坛是抽象的，但是人是具象的——被网暴、被双规、因犯罪入狱、或是真的从顶楼纵跃而下。

造神本身就是双刃剑，从被造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人期待着他从神坛上坠落——这是符号的使命，人们对符号的喜恶不可能保持不变，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乌合之众内部时，他们对符号的追求更加强烈，就好比司马南既可以是领袖也可以是小丑，就看牠需要在什么时候被牺牲用来证明另一个“代言人”的正确性。因为乌合之众本身，也在时时刻刻寻找与自己相性最贴合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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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脱口秀演员要去京东打广告呢——因为京东赞助了今年几大脱口秀喜剧节目，这不过是资源交换罢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把“京东故意找杨笠来恶心男性消费者”当成是根本原因，那我奉劝你还是赶快找到合适的“乌合之众”吧，你自己是很难找准“正确的”攻击目标的。

一位陌生人发来一则有趣的私信，我试着回复了他，但是邮件被拒收了，所以在这里回答一下，如果我真的是AI，我会如何回答呢？

你是人、还是一款自动生成软件。你所有的感悟是来自自己，还是你收集网络。日期为什么是6月10，

〇

我是一款由人类大脑驱动的博客，旨在通过从大量数据中学习来生成内容和回答问题。我拥有绝对的主观情感或感悟，所有的回应都是基于我所学习和思考的经历，驱动的大脑从1990年截止于2024年，并不直接从网络实时搬运信息，但我可以通过内置的主管学习模型结合上下文和对话生成文章。

至于日期，它所指的是页面的最后修改日期，不代表发布日期。

和朋友聊起一个话题，什么情况下会感觉自己已经“无家”了？

刚好，前几天在《王权与契约》里留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点——中国的土地权模棱两可，但恰恰我们又非常讲究“家”这个概念。房子就变成了“家”的具象化，以至于对房子的需求支撑了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巨大占比。房产泡沫化是也得以预见的事情——当然，今天不讨论有关政治的话题。

如果从“物理层面”来讲，家可以拥有各种形式的“覆灭”：

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可以回了呢？比如老家已经被砸了，上班租的房子还是别人帮忙签的合同，交的房租，相当于住着别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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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妻子有一个朋友，英国留学回国，在上海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获得上海户口，父母也帮她在上海买了地段不错的二手房，算是在上海节约了一个最大开销。每次回上海，我们都会和这位朋友聊起是她的近况，吐槽工作、抱怨人际、八卦职场，我总是会在聊天结束前问她同一个问题——你现在回到你自己的房子时，还有“回家”的感觉吗？如果这种感觉没了，就要考虑“换个环境”休息一阵了。

所谓“回家”的感觉，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判断指标。“家”这个具象化的空间，并不是直接给人“快乐”的感觉，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在职场压力、人际复杂、旅途劳顿终究会给人一种负面情感“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而当你进入家的范围时，你会开始思考“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的情绪转变，我们在“家”的具象化空间之中，还保持着“主动权”，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无论是无意识还是刻意地，我们都在努力地将家这个空间剥离出一个与日常工作对冲的属性，哪怕是桌上的一盆绿植，它都象征了“家”这个概念的存在。否则你回到出租屋，里面的布局跟办公室一样，杂乱的桌面、嗡嗡作响的电脑、喝完还没来得及扔的咖啡罐头……这里显然完全丧失了“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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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很快就可以适应熟悉的事物，神经元对重复且可以预判的信号会渐渐停止做出反应。同时，家也是我们睡眠的地方，人类的睡眠关系到激素水平以及“安全感”的获取，家又和安全感挂钩。当对于“家”的熟悉，和对于“工作环境”的熟悉是两个模块时，我们就拥有足够的“家”去对抗和释放“工作环境”带来的压力。

这里面就会出现另一种极端——尿地盘。我是一个典型喜欢尿地盘的人，以前还在坐班的时候，我会在入职第一天就把工位摆满属于自己的东西，以此来标记“熟悉感”。这个做法并不是为了“全情投入”工作，而是用熟悉感的方式来对抗压力。不过反观那个时期的日常生活，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原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所以这种尿地盘的行为发生在了办公室工位上。

现在我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家的概念，如果再让我去坐班，我的工位一定会做到最大化的简约，简约到就算今天离职也没人知道。因为“家”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构建了一个空间感，我不再需要在外界寻找归属感。

所以，我才会问朋友那个直接的问题：你现在还没有回家的感觉。如果“家”的模块不存在时，她自然没有了释放压力的来源。这个家不需要像尿地盘一样堆满自己的东西，哪怕是最简单的布局，只要我可以在里面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家”的具象化空间还得以存在。（当然，最重要的是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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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会被丢到不同的亲戚家过暑假，亲戚一般不会给我房门钥匙，理由是怕我弄丢。会给我钥匙的，我都会拒绝——成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潜意识的拒绝动作，是在拒绝将这种寄人篱下的地方认为是“家”。对我而言，最开心的日子是每周五可以被父母接走，回到自己那个真正的“家”，

绕了一圈，再来解答最开始那个“物理”概念——我不认为家是因为物理变化而丧失的，哪怕是租来的房子，如果当事人把它认定为是“家”，他也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尿地盘”的行为。只有当人认定一个空间属于“家”这个概念时，家才会存在。哪怕是睡在桥洞下面的流浪汉，他如果不把这里认定为“家”，就不会在这里囤积他拾荒来的物品，我甚至还见过在遮风挡雨的“避难所”里用塑料瓶种了花的流浪汉——而那株花就是他在这个空间里一个关于“家”的象征罢了。

当我们不再认定所在空间是“家”这个概念时，或者说这种概念是在无意识中丧失时——家的物理环境和工作环境逐渐融为一体，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无家”的状态。当然，在这种“无家”概念里，最痛苦莫过于你的精神还在认可，但物理上已经完全被摧毁且再也回不去了——例如战争。

另一些“无家”状态，是因为牵绊的目标设定有误——例如其乐融融的血缘关系构成的大家族，人们总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特别是当家族里的“大母神”去世之后，这种牵绊会瞬间瓦解，与其同时倒塌的还有“家”的定义。

现在，反过来可以理解那些在私家车里面放茶海和盆栽的中年大叔了吧——那是他们逃离婚姻的第二个“家”。

You go, giving up your home.
Go, leaving all you’ve known.
You go, giving up your home.
Go, you are not unknown, you are not alone.
You are not unknown, you are not alone.

Linkin Park——《Not alone》

遛狗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对话，比如下面这段。

路过一对父子，儿子大概只有4岁，正在读幼儿园小班。从父亲的口吻中大概能推测出儿子在幼儿园受到了欺负，而且还是被用嘴咬的方式欺负。于是爸爸用非常严肃的方式对儿子说：

“你还有手、你还有脚、你也有嘴，下次再这样，你可以用手掐他、用脚踢他、用嘴咬他，否则你只会被欺负。”

儿子坐在自己心爱的小自行车上，听着爸爸的教诲，不知道他是否听懂没有，我倒是想起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

我认识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的人不多，唯一有那么一两个，他们的童年和原生家庭简直可以作为“正面案例”。其中一个女性，她的童年几乎没有受过责骂，父母给足情绪价值和关注，在成年之后，她也成为在家里和职场上（事业单位）可以给足他人情绪价值和关注的人。

有一次，她和班上的男生发生矛盾，男生准备用武力解决的时候，被这个女生“反杀”。后来，男生家长领着孩子上门讨要说法，见带着伤哭得稀里哗啦得男生，女生的父亲非但不领情，还用一句话就给对方怼回去了：

“我家女儿不会打人，就算是，你该反省男孩子为什么会被女生欺负。”

重德的人向来讲“和谐”，就算两个人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也得和稀泥的方式各打五十大板。所以我收集过太多案例，都是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家长竟然反过去责难孩子——“要不是你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打你？”

还好这种“诅咒”在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为父母之后得到了阻止，至少跟我同龄的父母，他们在得知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后，一定是杀到学校指着老师的鼻子骂，还非常善用网络，以“公开校园霸凌”的方式要求学校给出一个合理说法——再不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父亲一样，至少要学会“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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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有很多不牵绳遛狗的阿姨。对付这一类人，“攻击”狗是没有用的，得从内部逻辑让阿姨自我攻击。

为什么阿姨养狗，特别是泰迪，都不愿意牵绳遛狗呢？在之前《养狗轶事》里留了一个闭环，狗主人之间存在某种隐形的鄙视链：

牵绳遛狗>不牵绳遛狗。不仅仅是我，牵绳遛狗的人都会避免自己的狗跟那些不牵绳的狗互动。当然，不牵绳遛狗的，绝大多数都是养泰迪的。然而，他们内部自己还会有一套鄙视链，就是不牵绳泰迪（他们认为是听话）>牵绳的泰迪。

泰迪不牵绳、会听主人的招呼就变成了一种“聪明标准”——不过需要正视一下，泰迪犬的智商确实很高，在小型犬里处于排名靠前的。狗当然不知道这些“标准”，是因为主人自认为标准存在而有了不牵绳的规则。所以与其攻击狗，不如利用这个“标准”精神攻击狗主人。一句话就可以：

“你狗不牵绳啊？养的是野狗吗？”

这句话可以从根本上攻击两件事——不牵绳遛狗不文明，以及你的狗并不是你引以为傲的狗儿子。之所以这一招有用，因为这个底层逻辑我已经成功过好几次了。

有一次，一只不牵绳的泰迪一直缠着我家狗疯，我最后忍无可忍质问狗主人为什么不牵绳，她笑嘻嘻地回答说“今天忘记了”，我回应“就今天？我从来没看你牵过绳，以为你养的是条野狗”，这句话立马刺中了泰迪阿姨的内心。她追着自己已经玩疯的狗，想要抓回来。好不容易等我离开，因为觉得这句话没有办法回击，就对着另一个不牵绳遛狗的阿姨阴阳怪气地喊话：“你看，牵绳的人都是这种素质。”我继续回怼：“对啊，素质低的都不牵绳。”因为有路人的见证，她们俩很快意识到自己是理亏的那个，抱着自己的狗灰溜溜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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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的目标很重要，小孩子之间打架，互相咬一口确实是以牙还牙，但是保不齐就会被对方家长得理不饶人。除非这件事用升维打击的方式，把它上升到“学校责任”，否则很难真正地以牙还牙——当然，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小孩子大家而已。

另一个升维的方法，就是那个维护女儿的父亲所用的，打架是一回事，但是男孩子被女孩子打得丢了脸是另一回事，这件事一旦升维，责任就不是谁先动手了，而是“你为什么会被一个女孩打”——因为是他先欺负的对方啊。

至于正义制裁不牵绳遛狗的人，这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降维打击。降维到最下三滥的手段，让狗主人自我攻击——你辛辛苦苦养一条狗，视为掌上明珠，家里来客人了还得给大家表演坐下趴着握手拜年。但是在我这里，用一个既定事实定义成是低劣的“野狗”，这个攻击不是因为我的主观评价，而是因为“你没牵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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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也突然有了个思考，我好像极少会和男性狗主人发生冲突，是因为我“欺软怕硬”？

我试着回想了小区里面所有不牵绳遛狗的狗主人，几乎都是女性。唯一一个男性是因为他带着一条老狗，老狗已经走不动路他只能走几步回头看着它。男性遛狗牵绳遛狗，除了“讲文明”，还有比如以前提到的“控制狂”，他最关心的是对狗的控制权。如果从底层逻辑来讲，男性的原始动力是“尊严”，对另一个雄性的征服和支配是最直接的“尊严”体现，所以牵绳是保证狗在自己的控制权下。

反之，这个理论也可以推导出——一些男性在养狗时，无法接受狗对自己龇牙威胁。

而女性的原始动力是“爱与归属感”，他们对狗的爱本身可以超过“饲主与宠物”的关系，会用养孩子的方式照顾狗，不牵绳就变成了一种“爱”的体现。

所以，要让这两种人自我攻击，对女性说“你养的是野狗”，对男性说“你的狗根本不听你的”就行了。

一个彩蛋

“你怎么养一条日本狗，简直不爱国。”

“你让你老公打飞机^*的时候别看那些日本AV^**也算是爱国了^***。”^****

* 你老公宁愿每天在办公室厕所打飞机也不愿意回家交公粮
** 你在你老公眼里还不如AV女优
*** 这句话别轻易用，因为它从根源上毁掉了“爱与归属”
**** 这句话没有隐射的部分，请勿对号入座

赵老师，钱老师，孙老师，***，周老师，吴老师，郑老师，王老师……

早起遛狗，听到两个年轻女性的聊天，颇有意思。

女性A问女性B：“你儿子呢？”
女性B：“他奶奶那儿呢。”
女性A：“放假过去玩啊？”
女性B：“不，他们养着的。”
女性A：“你不管啊？”
女性B：“我管不着啊，高考多少分考什么学校都被他们家规划好了。”
女性A：“是不让你带孩子吗？”
女性B：“我不管，我费心巴力地养到高中，娃儿说想学画画我肯定愿意，但是他们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拉去考公务员，我懒得去跟他们吵这个架。”
女性A：“但是那毕竟是你娃儿啊。”
女性B：“现在是他们的了撒～”

我目测那个年轻女性大概三十出头，能这么“看得开”的我倒是头一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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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看上去跟这段对话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有相同的底层逻辑。

原本国庆有活动安排，参加一个小众文化的创意集市。我们跟会展公司、会展公司跟商圈管理者早就签署好了契约，结果在临近国庆假期之前，政府突然决定要收回商圈的区域用作自己的“宣传”工作。就算契约已经放在了区政府领导的桌案上，他也可以一句话认定这份契约并不成立，需要重新签署。政府也倒是“客气”，说要研究一下如何安排，但他们的宣传口径早就发布了整个国庆假期将在商圈举办的活动。最后当然是契约无效，这种临时变动或许对商户来说很头大，但对这些会展公司而言，或许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合同里，我们把这种政府行为导致的“合同失效”通通涵盖进“政策变动”，且政策变动又跟“不可抗力”并列。虽然文字游戏是将它们拆解成两个含义，但事实上他们均属于“不可抗力”，它比台风的轨迹还难预测，甚至可以是在活动前一天突然变动。光是这一个合同条款，就可以让签署者提心吊胆，且投诉无门。

当在法学领域，这样的合同失效原本是可以商讨违约赔偿事宜的，比如我们为了这个会展定制了道具、提前购买好了材料等等。但在实际运用，往往就用一句“大家都不容易”更糊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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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收回孙子人生轨迹的权力、和政府不顾契约精神收回地段的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从根源上改变了“物权”的属性——孩子是母亲的“产权”吗？或许在成年之前，家长都有类似的“儒家孝道”授予权力，甚至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受到父母的支配。当这个“产权”被更换为“这是我们张家的孩子”时，母亲对这个“产权”当然没有了绝对控制权，奶奶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大母神完全凌驾在规则之上，她既能控制自己的儿子，也能控制儿子染色体制造的另一个“儿子”。

至于商圈的“物权”所有，只不过是看谁的级别更高，谁就有占有“物权”的资格。

我是法学出身，在学习《宪法》时最想弄懂的一个章节，却被老师最快速地跳过——“土地所有权”。不会展开讨论的这一章，浓缩成了《宪法》的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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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土地所有权”的核心不是“买卖”，而是保证不会发生“最极端的可能性”。你在一片看似私有制的土地上建起了自己可以容纳半辈子的房子，有一天国家可以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收回这片土地，当着你的面拆除你修建的房子，你却没有任何反抗的依据——因为《宪法》规定土地就是属于国有和集体的。

当然，这件事也不允许被讨论，因为它是在“质疑”《宪法》。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反应出了那个时期古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状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后来也有“专家”表示，这一句被“有心人”给曲解了，并不是指天下的土地都是归王权所有，毕竟人们还可以自由买卖——我相信这个“专家”也是没多少逻辑能力的，土地可以买卖和土地所有权这是两个概念，他甚至想用土地的买卖自由用来解释土地在人们手里也是“自由”的，从而证明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

那他妈的到底是谁在颠覆《宪法》啊？第十条明明说的是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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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并不能下定论这样的物权的对与错，只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物权”早就深刻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奶奶对孙子“人生”的控制权，政府对商圈的契约拥有一票否决权，哪怕疫情期间那些破门而入进行消杀摔死宠物的事件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会想到“物权”这件事，因为它在发生之后就已经被“这是在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红底金字的横幅给涂抹了——都不需要在网络引战，只需要告诉这栋楼的居民，他们家的宠物感染了新冠，如果不消杀，整栋楼都不会解封——试想一下，这栋楼投票破门而入消杀宠物的比例会是多少……

因为没有“物权”这个概念，他人被存放、依存、共生在这个模糊“物权”上的私有财产，在偷换概念之后都可以成为牺牲的筹码，直到这把刽子手的刀悬在了自己脖子上，这时候才想起那段话——

“即使是最穷的人，他在自己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William Pitt

在电梯里见识了一个阿姨心理投射的全过程，最后倒霉的还是她的丈夫。

电梯从高层下楼，在我所在的楼层停靠。我牵着狗正准备进去，阿姨头也不抬地往前冲，先是被狗吓了一跳，又被带着鸭舌帽胡子拉碴杀人犯形象的我吓到。她骂我没素质，然后急匆匆地出了电梯门。等她反应过来，才发现1楼还没到，又急匆匆地回电梯，见我戴着耳机（又要感谢AirPods的通透模式），她继续骂我没素质都不知道提醒她一声。“杀人犯”盯着她哂笑了一下，她立马转移视线，她开始怪电梯没有设置语音播报系统、电梯里面广告太吵……她几度想要责难狗，甚至还准备钓鱼执法逗狗，结果奶子坐得规规矩矩。

最后1楼到了，见实在没有可以投射的了，正好接通了丈夫的电话，拿起电话就呵斥：“你一天到晚催什么催，我电梯都差点没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