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局内，会更有趣。

最近一朋友得知我“还”在写博客后，询问我现在的中文博客都是哪些人在创作，又都在写些什么。说实话，我并没有关注和研究过，我收集的博客本身也是从别人的“友情链接”网里，发现的有趣的、我能看懂的（技术以外的内容）、和能够引起共鸣的博客。所以我收集的样本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文博客的现状。

最后我把几个博客集合网站丢给了对方，这或许能够代表大部分写博客的人在做什么。过了好几天，他真的认认真真过看完了每个集合网站首页抓取的文章，然后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挺无聊的。

这句话很“冒犯”，因为他是个“局外人”，并不能理解我们在“自嗨”什么。当然，“自嗨”这个词听上去也挺讽刺和贬义的——没错，就是在讽刺。听到这个结论，我试图“反击”——“你既然觉得无聊，总要说服我为什么无聊吧。”

我花了三天时间，看了你给我的网站首页的每一篇文章，除了技术就是日记，不是说它们不能做成博客，而是这些功能早就有了更多流量聚集的平台，为什么还要单独做成独立博客呢？

这应该不是冒犯了，而是“膈应”吧。听到这话我有点着急，必须为自己辩白——“不是我不想去些公众号、豆瓣，而是我发布的内容常常因为敏感词而被封禁，我没办法做到自我审查，但是我又想要写，我总得有个平台吧。”

你有想过吗，或许写博客是一种逃避行为，逃避流量对作品的审视？如果同样的内容发布在小红书，你会在乎没人看吗？

别骂了，别骂了。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写博客有严重的“滞后性”，特别是非技术、非日志类博客，它跟别人的互动是完全切断的。从创作发布、到被人看见、再到引发共鸣互动，因为是观点的互动，它本身会受限于“沉默螺旋”。即人们会更愿意在支持自己观点的内容下互动，如果无人互动，就算引起个体的共鸣也无法产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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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创作的博客，其实也有这种“讨巧”的行为。因为它不是即时性的，所以我可以在发布文章后做到单方面的“爽”，而不去考虑流量和互动的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会特别希望与互动者本身建立某种即时交流的机会，比如对于一些观点在Telegram上面进行讨论。

说实话，这个博客也是因为坚持创作到了第三年，才开始陆陆续续被人发掘。虽然每天能够保持几百上千的流量，但是互动仍然是“滞后的”，极少会遇到@三十里海河 这种跟我沆瀣一气的家伙，会主动找我聊起原生家庭的事情。

另一个关键，是因为独立博客的“人设”功能，迫使它需要按照某种“姿态”去表达自我。哪怕是对现实的抱怨，也因为有了一层对外展示的需求，而自然而然地附着上了“表演的意图”，目的是为了获得肯定、赞美、关注这些站在聚光灯下才能得到的东西——我当然也有表演的意图。大部分时候我在现实比博客上的“人设”更嘴毒，总喜欢拆解底层逻辑。但是在建立社交关系之中，这种人设又会慢慢褪去变得无下限的有趣（但是还是很少会提供情绪价值）。起初，我可能还会考虑自己的哪句话会不会惹到别人，这么三年过去了，我发现与其去新建一个“人设”努力地维系他的表演性，不如就让把博客当做是我现实折射的一部分——所以，就会说更多难听的话和真相，惹到更多人。

所以这种确实互动的交流，也会得到反噬的评价：

挺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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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很想跟几个熟悉的博主，做一对一的社交关系，至少先脱去“博客”这个外衣，来聊些彼此对世界不同视角的看法。但因为博客的滞后性也会延展到现实层面，造成断层。比如，我们之间要产生共鸣，至少要彼此关注过对方的博客，如果对方并不喜欢我的观点，这岂不是就给对方造成了困扰；再比如，别人的博客本身就是保护壳，并不希望自己的真是内心被看见，如果我一味地入侵对方，那就太不礼貌了。

久而久之，这种无法进入下一个“社交领域”的交流，会越来越梳理和冷淡——比如我的博客在互动环节并不能给对方带来流量。于是，无聊诞生了——标题的“无聊”并不是指中文博客圈的内容，而是人们以为可以通过博客构建的社交，到最后也只能剩些鸡毛蒜皮的“无聊”。

如果可以，我打算做一期“递苹果”的游戏，把它交给几位熟悉的博主。

这段时间都在聊“犯罪”，觉得未来可以做一个专题好好聊聊。

这几天和朋友聊起“献忠”的事情。这几年的献忠其实与中国，这几年宣传的“仇恨教育”有关。一开始的红色教育、战狼外交、境外势力亡我中华，无时无刻都试图将内部矛盾转移至外部。它很好用，但是阈值会被抬高到一个巧妙的“做空点”。这个做空点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仇恨其实是描向一个虚无的点时，这个能量会瞬间变成对内攻击。

极少有人可以真的做到去杀一个“日本小学生”，但是这种针对弱者的攻击又非常符合目标虚无，因为只有凌驾弱小才能带来卑微的尊严满足。疫情三年，责任全在美方的方法用了太多次，导致人们渐渐发现把责任推给美方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内部的高压锅效应让溃坝的趋势日渐明显，但这些能量无法找到一个“他们”口中的“敌对势力”时，能量必定会朝向另一个可以打中的点——那就是比自己还要弱小的目标，例如流浪动物、宠物、小孩子、日本车、苹果手机等等。

“仇恨教育”的反噬会在这两年达到顶峰，当反噬实际伤害到既得利益集团时，他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实际的目标来转移压力。比如推举出一个“时代的罪人”。然后乐此不疲地进入到下一个轮回，就像文革时期的游戏一样，造神然后朝着神像泼粪。

有的时候，社会学就是如此残忍地揭示了某种规律，整个社会在循规蹈矩之中，看似疯得抽象却又癫得理智。

不是我们赶上了恰好的时代，而是我们一直在时代的漩涡里。

连日来，广州各地陆续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家宠物狗遭投毒身亡。一名位于广州荔湾区的犬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她养的两只宠物犬于11月8日晚被毒害。据她了解，同一时间段内其遛狗区域至少有6只狗中毒。截至11月20日，广州超40只宠物狗疑似中毒死亡。

——中国新闻周刊

对宠物投毒的事件会让我特别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养狗，也因为养狗之后催产素被提高后会莫名地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背后藏着太多“隐含信息”。于是，我才用了标题这样的句式：

当人们在“投毒”时，在“毒”些什么？这个“毒”可以更换成各种人身伤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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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毒狗？

中国大陆的刑法学里，认为犯罪由四个要素构成：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和犯罪客观。公共场合投毒毒杀宠物、流浪动物的法律一直很模糊，特别是当投放的毒物并不属于违禁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人身伤害时，这种投毒行为并不会触发犯罪。宠物可以以“私人财产“”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流浪动物本身并无法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搜索“投毒毒狗”的词条，可以在各种新闻最下端的评论看到两极化的评论。有认为应尽快完善立法保护宠物的，也有认为宠物狗就应该被赶尽杀绝的。保护狗和虐杀狗一直是极端共生的事件，特别是当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时，一句“杀尽所有狗”确实满足了逞口舌之快。

一些讨厌狗的人，会有原本的历史原因导致的心理因素。这种害怕和恐惧是生理级别的，加之新闻对于狗伤人的报道，这种恐惧会因为信息偏差更加严重。

另一些讨厌狗的人，或许是后天因素造成的。比如宠物扰人、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差距、尊严受损等等，狗变成一种符号激发了当事人的某种情绪反应，导致错误认知并引发了对应的行为。

狗作为一个“弱势”符号，对它的虐杀既能“安全”地满足尊严感，又能充分地体现自己对生命凌驾的快感——只是因为这群人足够“懦弱”，所以才不得已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卑微而易碎的尊严。同时，这一类人又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例如“养日本柴犬的人不爱国”，他们很有可能会拿起U型锁，砸向养柴犬的主人。

所以想要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弄清楚当事人对于“狗”是一种具体的恐惧，还是对于符号的厌恶。所以投毒本身，犯罪客体就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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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者思维的角度来理解毒狗

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针对动物投毒者，你希望发生怎样的结果？当然是希望有宠物陆续死亡，这样才能体现犯罪者的“存在性”。为了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例，投毒的方式、投毒的区域就成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犯罪客体既然是“动物”，那么动物什么时候出没、以何种方式出没就是必须要研究透彻的。所有小区投毒、宠物狗聚集场所就是最好的投放区域。比如广州发生的群体性毒狗事件，投毒地点就是在宠物狗经常聚集的草坪上。

针对“狗”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需要观察狗的习性，才知道哪些路径是多数人遛狗所选择的；或是每晚大型犬的主人会固定在小区某个区域出没，导致大型犬吠叫扰民。这个时候，投毒的“主观”因为针对的是狗，他们会尽量避免和狗主人进行接触，因为犯罪在狗被毒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针对“狗主人”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则是对个人乃至符号的理解，比如这个人常常出没什么地方。但这里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一些富人所居住的高端小区本身有严格的门禁系统，这些因为仇富而想要虐杀富人宠物的人，压根儿连小区门都进不去。另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在狗活动进行投毒的，犯罪者是针对一个群体符号进行投毒。

因此按道理来说，他们本身可能在任何地方投毒，特别是狗出没频繁的地点。这时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规则”，来理解犯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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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投毒的危险程度？

投毒事件并不算是“黑天鹅”，它本身因为有规律可循，所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要素来横纵评估危险程度。

• 偶发性与频发性
  • 偶发性事件本身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无须对此感到焦虑。偶发性事件有可能是宠物误食、农药中毒等非“主观故意”造成的；
  • 频发性事件需要分析所有的可能性，比如环境污染、持续地针对植物或昆虫的灭杀工作残留毒药，频发性事件一旦有人为干预，就可以得到阻断。例如饲主远离该区域，或是人为排除污染源，如无后续事件发生，则危险性较低；
• 个体性与群体性
  • 跟偶发性类似，个体性事件需要分析宠物中毒的真正原因，否则无法倒果为因认定该区域发生了实际的投毒事件。针对个体性事件，需要对该区域进行持续观察，若偶发事件变为频发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是群体性事件；
  • 群体性事件最为严重，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的，即群体性+偶发性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投毒事件”。这类事件如果持续发生，则要重新评估该区域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污染源；

所以，当发生一起“毒杀”事件时，并不用惊慌，饲主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更换遛狗路径、或是为宠物佩戴嘴套的方式持续观察。一旦偶发事件造成了持续的群体性伤亡、或是变为频发事件，则需要考虑“投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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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略投毒事件里的“干扰事件”

所谓的“干扰事件”，是导致上述的评级变得“严重”的，但是跟投毒毫无关系的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又是一种“人性游戏”。

一类干扰事件，是饲主意外或故意造成宠物伤亡后，为了降低负罪感，将个体偶发性事件伪装成“投毒”，将责任从自己转移到不存在的“第三方罪人”。当谎言说一千遍之后，他自己也会把这个谎言当真，觉得自己的狗就是被人投毒致死的。

另一类干扰事件，需要“绕一下脑子”。一个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狗会被毒死，所以他先在小区投毒，造成了别人的宠物被毒死，从而觉得事件已经发生，自己的狗可以得到保护也可以免于被毒死的可能性。这件事看上去很“抽象”，其实它和赌徒们觉得“已经七轮没有出现过6了，那么下一轮一定会出现6”是一样的赌徒谬误。同时，这类人因为替代性防御机制，将对某一事件的恐惧通过制造或促成事件的发生转移到他人身上，以缓解自己的焦虑。

所以只要发生了自己最害怕的事件，那么事件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两类干扰事件一旦进入到数据之中，就会抬高投毒事件的严重性，从而造成更多人的恐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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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你可以把“投毒”换成任何一个群体事件了，这样就更好理解这件事的底层逻辑

比如，把“投毒”换成“网暴”——当人们在网暴时，在网暴些什么？

Humachine，人类是一台精巧的激素机器。

创刊词

我从小就梦想自己能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初中时，暑假提交的摘抄作业我做的是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整个学生时代我负责班级各种对外的黑板报、小报；后来做杂志这个愿望在大学实现了；再后来做广告业务的时候负责的是机上杂志，彻底让我对杂志这件事祛魅了。

杂志的乐趣就是机器模块组装，不同模块囊括政治、野史、情感、科学、心理、哲学、灵异、鬼神……如果是一个人制作的杂志，那这种组装就更加有趣——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模块化，在不同身份下的思考，亦或者就是同一个思考下的不同世界。

Humachine，Human & Machine，人类或许就是一台机器，医学确定了它的极限；心理学揭开了复杂的程序规则，而哲学提供了它肉体无法前往的最远路径。2008年，我完成了人生第二部所谓的文集，取名《The Machine》，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台在不同事件里游走的机器。不过这个文集我得找个机会销毁，因为它非常可耻，一个文艺青年在旋转楼梯上绕圈圈跳舞，楼下端着酒杯的人都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

得了，十几年之后，这个Machine终于进化成了Hu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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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地将生活打包成心理块，这使得生活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而且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

小时候的记忆是由无数的碎片构成，充实而复杂；成年之后这些概念被整理汇总，比如“男人不是个东西”就可以解释大多数跟男性交往的碎片。当概念和人生高度浓缩成块后，每一年就变成了数值上的改变——今年赚到了多少？当数值无法说服自己时，就变成了抽象的没有标准的概念——今年有比去年过得更开心吗？结果去年过得如何也都忘了，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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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这个记录仪是为了防止遛狗的时候被人碰瓷。”

一名养狗人遛狗前的准备工作

若非此人提醒，我从未想过此事。遛狗时，我会下意识选择小区内有监控的区域，实则是担心遇到特殊情况时能有证据自证清白。社会信任的持续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透明”。我们常误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构建信任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个体间的不信任，只是更大社会环境造成的不信任在最终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

疫情三年，穿防护服的“大白”宛如在匿名论坛上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言论一般，随意进出他人家中，甚至摔死宠物、破坏私有财产，这一切都被“防疫”合理化了。当信息不再透明，无人知晓“防疫”究竟要“防”到何种程度时，“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非年轻人不愿生育，而是他们以一种难以抓到把柄的方式，对抗那些随时可能加码的、不透明、反人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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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就是选择你最想要的，而不是你眼前想要的。

亚伯拉罕·林肯

最近，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每次拿起手机，我本能地打开Instagram刷短视频，或浏览Telegram上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我的收藏夹里确实存有大量素材，本可发展成故事桥段。然而，收集的数量与我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已完全不成正比。

我曾是个严重的时间管理自虐者。多年后，我对时间管理有了具象化的理解：它就像每次脱下袜子时，立即翻过来丢进洗衣筐。但大多数人只是把袜子丢进脏衣篮或洗衣机，等衣服洗好后再一一翻过来。

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管理方法都是设定目标，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却忽略了人的疲倦期和自律程度。目标容易变成自律的“陷阱”：未达成时，自律陷入自我怀疑；实现后，又逐渐失去原有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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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学的责任是研究一类人的共同行为和问题；哲学的责任是关心全人类的心灵，要去哪里， 要如何看待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而心理学的课题是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承担病痛，如何更好地活着；三个学科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科要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而无法也不应该越权去解决问题。

上海精卫中心谢斌主

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不同层面上可能会“溺水”，需要相应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抑郁症患者在心理学层面“溺水”，表现为病理性自救行为、思绪无法停止和焦虑等症状。大多数人则在社会学层面“溺水”，被规则所困，随波逐流、缺乏目标，逐渐失去主体性，进而感到迷茫。

其中，哲学层面的“溺水”最为严重且抽象。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从事脱口秀的朋友，他在民宿打工时，有天站在后山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云是这样的形状？”这个疑问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面临死亡，于是他立即辞职，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这正是典型的哲学“溺水”——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为了对抗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虚无感，各个哲学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同样抽象，但它们却能如指南针般，在茫茫人生海洋中为我们指明暂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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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想去，但是已经丢了很多东西了。

松声在《夜骑开封——集体春梦的REM》的评论

“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多数成年人痛苦的根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后果”这一关键因素。每个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结果。以婚内出轨为例，这必然会招致道德谴责。但如果婚姻本就建立在“各玩各的”基础上，选择自由，那就可能失去所谓的真爱。不可能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即便勉强做到，这个选择的“后果”可能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来调配自己的性资源。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许多成年人因为不愿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便让自己陷入选择的困境中，反而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如果你不这样，我怎么会犹豫不决？”相比逃避责任，我更佩服那些敢于“丢弃”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此承担了结果。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丢弃”的东西并非完全离我们而去，它们可能成为一个遗憾、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或是变成种子开出另一朵花。但前提是——你必须勇于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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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极其乏味的。”

陈丹青

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死亡.exe》

前几年办理出院的时候，和主治医生聊了会天。她说在我办理出院之前，也有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来办理了出院，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治疗。因为无钱医治，他们决定带着重病的孩子回老家。医生虽然很想挽留但必须尊重家属的决定，所以不停地遵嘱他们要在车上备好氧气枕头。她说自己其实做不了任何事，只是判定：“那个孩子回去差不多也是等死了。”她有一丝难过，但又很快地变成了无法麻木。她或许看过了太多直观的死亡，所以理性让她学会了把这些情感归类进了“行医”的规则之中。

其实我在那一瞬间有些想哭，不是为那个即将物理死去的年轻人，而是——我有幸还活着。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不带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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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校周末封校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学生都跟着倒霉。

因为夜骑开封事件被封校的同校学生

学生运动不可能成功。其本质是因为学生群体的诉求并不相同——他们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就造就了他们的「不同」，抗议食堂饭菜难吃的学生，和每个月勤工俭学靠食堂便宜的饭菜过日子的学生，显然无法站在统一战线去抗议食堂。——《陈志龙——又一个属于弱者的高潮与信仰》

人民内部矛盾的游戏永不过时。比如今早遛狗的时候，遇到电梯里两个阿姨正在咒骂所有养狗的人，见我刚好带着狗，她们的声调都提高了一级——“就应该在小区里到处撒毒，毒死这些狗”。因为见我带着耳机，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盯着我高谈阔论。

遇到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一般很少反击，因为一旦陷入到自证陷阱，他们就可以瞬间获得更高的道德高地。要对付这种人也很简单：其实也是经典的人民内部矛盾。

1、在一楼、车库的电梯厅粘贴“毒死所有小区宠物狗”的声明和言论，把所有养狗的人都拖下水；

2、去社区派出所报警，称早上在电梯里听到恐怖言论，有人打算在小区投放剧毒，说是要毒死所有的狗，但是如果让小区的小孩子误食了可不得了。要求小区调取言论发生当下的监控；

3、捡一只流浪狗将它毒死，然后在小区人群聚集的地方对外宣称自己的狗在小区误食毒药被毒死，将养狗者和投毒言论者对立；

4、当“投毒者”进入到自证陷阱时，再拿出他在电梯里的危险发言公之于众，并用报警的思路将所有有小孩的居民也拖下水，自证范围从个体变成了整个小区；

5、差点忘了，小区还有一个养狗”控制狂”，他今天早上还因为有车堵在车库出口跟人家大吵，因为他看不惯别人堵在那里。现在要把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忘记说了，我没有道德底线。

接着昨天的话题。

看热闹嫌热闹不够大，和身处热闹嫌热闹不够大，是两种内核驱动的外部需求。而这个内核驱动其实可以简单地，通过一道极端题目测出你的极限。

选择“跟一个人长相厮守，但是过上的都是财米油盐的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甚至会有些无聊”，还是选择“跟不同的人谈恋爱，不过你永远得不到真爱，虽然可以经历不同的爱情，或长或短，但最后都无法留在身边”

当然，仍然有人觉得他可以既要又要还要，但每种选择的背后都是某种“代价”，你是否清楚地知道它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如果抛开后果去谈“我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的规则，而是学生时代留下的“只要我再努努力，我就可以比别人多几分”的学生思维。

看上去，这个极端题目似乎没有“实际作用”，但如果你真的可以得出答案，你就会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选择不出来，那或许就是你此时此刻拧巴的根本原因，你都想要，但又不愿意为你想要的东西付出两倍甚至更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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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过很多在婚姻中拧巴的成年人，他们明知道自己并不是“安分守己”的适婚对象，但他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我只要结婚了就会变一个人”，不仅对赌了自己、也对赌了对方。婚姻并不会带来本质的变化，并不是你将手机壁纸换成两个人的结婚照、或是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放上你们彼此宣誓的符号，生活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下一个全新的状态。

忠诚，从生理视角而言，只有腹侧被盖区受损的人才真的能做到；而从精神角度，它始终是一个对内的自我选择——“是因为我不想伤害彼此的感情，而暂时选择了忠诚”——注意，我说的“暂时”，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出轨”的那一天，而是在这个暂时规则之中，你得找到某种“平衡”。

放心，我没有在宣扬某种“出轨才是正确选择”的观点。因为选择出轨，也必须要承担其必然的后果——被道德谴责、触碰法律底线（如重婚罪）、社会性死亡（见证下被抓奸）、甚至是触及人身安全（鸭儿被情妇的丈夫旋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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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平衡”，所谓的内核驱动，就是努力在寻找一种平衡态。我见过私生活非常混乱的样本，他日常生活一丝不苟、甚至有些“程序化”，遇到任何突发事件他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优解决方案。所以他从不担心自己的情人们存在交集的时候，甚至他期待交集的发生，这样他可以作为调停者在中间做局；相反，一些生活围绕着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样本，她的内心是一个巨大的黑箱，会因为丈夫回家时没有正眼看自己直接去了厕所，而开始发疯地寻找丈夫“出轨”的证据。她有足够理由怀疑，丈夫回家不看自己直接进厕所是因为要销毁他内裤上的精斑，和生殖器上留下的避孕套味道——事实上，她的丈夫只是因为吃坏了肚子。因为这个定罪，整个晚上她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产生了怀疑。出厕所才打招呼，她觉得这是一种内疚；吃饭的时候多说了一句今天饭有点辣，便觉得丈夫不再爱自己……她的内心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完整的戏码，直到睡觉前爆发争吵，丈夫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举例的案例比较极端，但却都是真实的，他俩像是内核驱动坐标轴的两极。前者的“时间管理大师”，是极其稳定的内核，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部环境是动荡的、甚至是时刻充满刺激的元素；而后者的“时刻上演内心戏的女主角”，内核极其丰富活跃，所以她努力地想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趋于某种绝对可控的稳定——这种内外看似冲突的选择，就是一种极致的能量平衡。

同时，这种能量也会因为上下摆动的幅度变小而变得趋于静止——比如无欲无求的人，可能在追求的人生就是粗茶淡饭，每天刷一刷抖音看着傻乐就已经满足了。内核驱动轴上任何一个落点并没有好与坏、对与错的差别，这就是一种“选择”并且承担其对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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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聊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遇到过好多“自觉矛盾”的人，他们明明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脑子还是停不下来地想要选择更刺激的方式去满足私欲。久而久之，他们变成了一种憋屈的自我折磨——问题不是在他们控制不住，而是他们在平静的生活里感觉到了“死亡气息”，他们需要更刺激的方式以获得存在感。只不过，这个“刺激”，并不一定就是“出轨”，也有可能是突然有一天觉得婚姻生活很乏味。

好，现在重新回到刚才那两个问题，你选择哪一个，那或许是你的本心。但是你既然选择了此刻现实的生活，那你又愿意承担这个现实选择的“代价”吗？

打外媒记者、打自媒体记者、打新华社记者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看热闹”的才会嫌弃热闹不够大，反而身处热闹的人多半希望息事宁人，真要闹到丢脸的地步也不太好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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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似乎从小就是一个身处热闹，且希望热闹更大的人。比如即将在过两天发布的文章里，会提到一件有趣的事。电梯里两个阿姨见我牵着狗、并且带着耳机，便开始阴阳怪气地羞辱养狗的人。例如养狗的人都没素质、养狗的人都不要脸、应该在小区投毒毒死这些狗，这样小区就干净了。因为见我没有任何反抗，她们终于找到了苦难人生的“靶向”，在电梯里各种羞辱我这个牵着狗准备遛狗的人。

出了电梯后，他们仍然不忘羞辱我这个在他们看来“自认理亏”的年轻人。我并不是不反抗，而是没必要为了她们的得理不饶人进入到自证游戏之中。但是，我巴不得他们真的去投毒，否则这件事情只是爽一爽嘴上，并不能爽到我的点上。在电梯这段时间里，我就已经规划好了所有的“游戏”。

回家后，我联系物管，告诉他们我在电梯里听到两个中老年正在密谋将在小区投毒毒死宠物，然后升维打击至“如果小区里的小孩子接触到这些东西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物管则认为，这件事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不需要这么大动肝火。我继续升维打击物管“难道是要死一只狗或是一个小孩子之后才会报警吗”。于是我开始瞬间降维打击：“既然物管不能保护我们业主的安全，那请你把当时电梯的监控视频提供给我，我作为居民自己去报警，如果出事我也帮你们物业撇清了关系。”

这一套升维和降维的打击之后，物管开始急得给我打语音电话。我故意没接，直到他们再联系我的时候，才跟我确认当时电梯里的情况，并且锁定当事人。当物管被拖下水之后，他们不得不参与到这场游戏里，我询问他们“是你们提供监控视频给我去报警，还是你们去派出所报警备案，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情。”物管此时比我更担心事情被闹大，他们决定去报警备案。

物管入局后，我既完成了“借刀杀人”还上演了“过河拆桥”：我建议物管在电梯里张贴文明养狗的告示，并且承诺我作为养狗人也一定遵守文明养狗的规章制度，同时不希望物管透露我的具体身份和楼层。

后来，物业上门了解具体情况，见物业报警备案，一时嘴爽的阿姨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承认自己嘴贱。事实上，我本来希望的是这两个阿姨继续嘴硬，并且越想越气，想起早上他们两个人在电梯只遇到过我这个从某一楼进电梯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找上门来，或是朝我家大门泼粪报复，那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剧情——因为我可以用门口的监控彻底为这两个中年阿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制裁，同时我还可以直接反咬物管公布了我的身份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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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会有人觉得“你这会不会太得理不饶人”或是“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因为在这场游戏里，强弱对比在一瞬间被对调，两个中老年阿姨最后反倒变成了“弱者”，一旦进入到谁弱谁有理的环节，我作为“强者”就没有必要对阿姨进行赶尽杀绝——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就这样“以和为贵”地变成了强弱拉锯的游戏。等到哪天认输了，又开始翻来覆去地去讲那些忠孝仁义、谁弱谁有理的狗屁倒灶。

那你别他妈认输了还全世界地告状是对方的错啊！

搞事情的核心，并不是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而是把事情搞到只剩下内核。

比如小区里不牵绳遛狗的狗主人，往往会觉得是那些牵绳遛狗的人没有照看好自己的狗，导致自家听话的狗突然变得不听话。如果你这样跟这种没素质的狗主人扯起来，是很难一招致命的——但是如果你掌握了搞事情搞到内核的方法，那对方无论用什么泼妇骂街的方式，都无法自证清白——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自己的狗比别人的狗更听话、更通人性，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牵绳——那如果他们狗被定义是“野狗”，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把狗儿子当作宝、狗很聪明、狗很听话的所有标准。

“把你不牵绳的野狗管一管好吗？”——这个内核可以无限变形，核心就是否定他家宝贝狗的所有价值，让他们对内自我攻击。

有人觉得这是文革的“糟粕”，我倒觉得这是人性的“精华”。之所以这套思路有效，不仅仅是因为文革这个历史事件，而是从人类诞生以来，就留下了这个人性的弱点。

阿姨利用得理不饶人的方式散布谣言，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而我一上来用核弹级别的方式轰碎了阿姨所有的路径，也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

这里先留下一个未闭的环——之所以有身处热闹嫌热闹不够大，和看热闹嫌热闹不够大的两种人，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内在的“稳定度”，明天再聊。

在所有的犯罪里，激情犯罪是超脱所有“规则”而存在的。

和连环杀人不同，激情犯罪是完全无差别攻击，就算是在特定区域还是针对某一种人群，他的无差别或许是因为某种“集体符号”；但连环杀人往往会有一个相同的“个体符号”——例如穿红色衣服的妓女，是因为这个符号的刺激引起了连环杀人狂的杀意。

“集体符号”更复杂，甚至只能通过马后炮的方式找到“合理性”。

举个例子，一个凶手在医院大堂随机伤人后，逃到医院大厅的顶楼一跃而下。他确实通过无差别杀人完成了他的意图，但是这个意图是因为什么？在犯罪心理学里，这样的犯罪意图是最复杂的解构，因为它像是某种化学化合一样，不同因素可以化合出完全不同的“杀机”。学科的内容跟法律存在同样的“弊端”——滞后性，所以每一次激情犯罪背后，都是一次法律的“惨败”。但这就是法律和犯罪的关系，像是光明和黑暗一样，黑暗永远比光明抵达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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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学中，激情犯罪被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观原因：

• 过激情绪
• 突发事件
• 自尊心受挫
• 情绪宣泄
• 心理防御机制

而无差别攻击的案件里存在一些特定的“共通性”，例如：

• 心理创伤
• 个体化压力
• 社会疏离
• 无特定目标

以上这些要素可以随机组合，甚至单独存在，然后变成一种杀意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预防此类犯罪？人的心理比上面这些看上去就能明白的词汇要复杂多了。这种无法被法律覆盖的、预判的、甚至是约束的犯罪，被称之为“黑天鹅”。

说来惭愧，其实关于犯罪这个话题，我本应该在修改完前几年的小说之后，作为一个宏观命题进行讨论。我喜欢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因为法学出身，更是因为它跟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自古以来都无法被调和和改变的。未来社会是否真的可以找到一种法律置前犯罪的可能性？

例如《少数派报告》里的阿嘉莎通过预言的方式提前告知犯罪，再由调查者干预犯罪进程的方式阻止犯罪。但是，如果这些预言发生错误，那人们应该依赖什么去阻止犯罪，或者说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犯罪预判的能力？

另一部作品，是《心理测量者》，通过计算社会人的心理健康数值，对心理健康数值超过警戒的人进行心理治疗干预，对存在犯罪心理的人进行批捕，甚至对产生杀戮心理的人不通过法律制裁的方式直接“销毁”。它看上去确实能够有效地预防社会犯罪，但是谁来测量这些心理数值呢？最理解犯罪者的人，一定是犯罪者本身。所以，这些原本应该判处死刑的犯罪者，被摘取大脑之后，构成了心理测量的“工具”，由黑天鹅去预判黑天鹅的行为——用犯罪者制裁犯罪者，甚至管理心理健康的人，这算不算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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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今天的话题——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11日晚发出通报称，11日晚7时48分许，一辆小汽车在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撞倒多名行人后驾车逃逸。警方到场处置并协助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62岁的男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据明报12日报导，据现场目击者称，事发时一架灰色越野车辆“开进去来回撞”之后逃逸，许多人被撞后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地面有很多血迹，甚至是断指等人体组织。

而今天正是这个地方举行航展的会馆，为何在开幕前夕发生无差别伤人事故，这件事只能通过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才能判断出——但是这件事不可能被“明确”公布，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危害性和预防模仿犯罪，所以这只“黑天鹅”为何诞生，无论从法律上、新闻报道上、社会维稳上，都无法得到真相的结果。

这才是我认为最恐怖的地方。犯罪真相无法公布也不可能被公布，不仅仅是为了新闻“好看”、也是因为这是法律暂时的“漏洞”，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犯罪的“可能性”，他的行为很有可能被人模仿——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解决途径，不如……

我在小说里讨论了一种极端的、荒诞的可能性——如果宗罪死刑，是否意味着因为犯罪成本太高而遏制了犯罪的发生？

但如果今天出现一个黑天鹅，他因为拐卖儿童即将被抓捕，他面临的是死刑的结果。于是他杀了被拐卖的儿童；为了逃命，他杀了好几个警察；冲进一个医院的大堂，再次无差别伤害了路人，将他们作为障碍物，推下扶梯阻挡追捕的警察；现在，他站在了医院的顶楼，纵身一跃……完成了原本应该由社会和法律判决的死刑。

他死了，而且只能死一次，他犯下的罪行由谁负责？

他的尸体里将会孕育一颗完整的黑天鹅蛋——哦，我反正都要死，不如……

终于，远超世界水平60年的机器人研发完成了！

于是，一个新的机器人诞生了，它的设计是模仿70岁的碰瓷老年人。

2021年10月1日，在我开设独立博客以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复刻自己在几年前完成的一次不可能的任务——五百日写作计划。因为工作关系，坚持每日写作至2023年2月1日中止了。按照约定，五百日产出五百篇文章，中间因为工作室开设的项目，我将“观察人和群体”的视角从《△》拆出作为新的类别《棱镜》。直到今天，《△》加上《棱镜》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500篇，也算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五百日写作计划。

后台统计，莫比乌斯在3年的时间里，发布了648篇文章，我算是有“资格”，可以告诉别人如何创作、如何收集灵感、通过自我炫耀的方式玩自问自答的游戏，但这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

写作对我来说，是将思维围绕在主轴上避免抑郁的自救行为。观察他人、也观察自己，文章因为时间戳形成了见证历史、预言未来、甚至是找到矛盾的自我。所以我将写作称之为”自我悖驳的旅程”，这是一个单向的时间轴，既能看到过去的自己，也能预言未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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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第三年，我也算是见证了博客圈的人来人往。创作本身是孤独的，特别是当某一个言论出现”沉默螺旋”以后，不敢发言或是抱团生存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说来惭愧，第三年我依旧没有找到”创收”的思路。有人建议我开设犒赏入口，或是在公众号同步发布，如果有共鸣自然会有人打赏——但是我好像很少会为了迎合共鸣而专门写一篇文章。

但最近有好几篇文章被推到了不同的平台，反而又是因为共鸣而获得了认可。这便是创作者孤独之余的”纠结”。

“继续写作吧，趁自己还没死。”

——这是上一次五百日写作计划最后的总结，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存在感”的证明，只是它现在还很微弱。或许下一个三年，WordPress服务器的费用就能够通过犒赏的方式cover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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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思来想去，总要换个新面貌继续接下来的坚持写作，于是就有了副标题的想法——摘下苹果以后。

我的电脑桌上有一个“灵感收集箱”，我会把脑子里的瞬间灵感写在纸上投入箱子内。每过一段时间会把这些灵感一张一张地查看，经过一段时间缓冲的灵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甚至因为经历不同而有了更多视角的切入。

我把这种灵感称之为“苹果”，它们还在树上时，都是一个模样分不出区别。但当它们成熟落地时，一些苹果腐烂成泥，成为苹果树的养分；一些果子被动物摘走，带着种子去了不同地方发芽；而有一些苹果因为蛇的诱惑，让夏娃摘了下来；而有的落在了天才的头上，变成了一道公式……

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苹果，你大可说自己早就吃过了苹果，所以再多的苹果都是“一个样”。但我更希望看到苹果被摘下之后经历了什么。这便是继《△》之后的新的坚持写作的类目《/ˈæpl/》。

招数不在新、管用就行。

对付郑州大学生集体夜骑50公里前往开封的事件，最终还是用老三样的方式给“封控”了——封锁道路、共享单车平台设定限制、以及“敌人就在人民群众的内部”——骑行队伍之中混入了煽动颠覆情绪的境外势力。

今天不是来讨论夜骑开封这个社会事件的，而是来聊聊里面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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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在学生时代，是否参加过高考前最后的“疯狂”，把自己这整整三年整理成册的试卷、练习册、错题本、参考书都从教学楼里抛出窗外，让它们象征烟花来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大学生”，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反正我玩过，但用另一种方式玩的。

我记得那是高考前的最后几天，因为要将大楼设置为考场，我们不得不搬迁教室。因为想到两天后要高考了，带再多的试卷参考书，一没时间看二是太麻烦，还不如就直接扔掉。怎么扔，就成了学生们的游戏——第一个将试卷抛洒出走廊，落入教学楼天井的同学，散落的试卷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于是有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年级主任拿着大声公在一楼叫嚷，说凡是扔过垃圾的人都要受到警告处分，不要为自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不完美句号。

越是这样叫嚷，抛洒游戏变得更加热烈。老师也纷纷从办公室出来，制止自己的学生。这里面也有“清醒”的老师，他放任自己的学生扔试卷——这是压力的释放，毕竟整个三年学生都在规则之中喘不过气。我所在的班级因为被班主任喝止，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办。直到我看见同一楼层的“尖子生”也开始扔试卷，我一声令下自己班的同学也可以开始扔试卷了。班主任对我气不过质问我为什么要瞎指挥。

我回答老师：尖子班的学生也扔了，现在规则已经法不责众了，没办法再树立典型了。

班主任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实在找不到惩罚我的理由——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扔过试卷。

这场集体狂欢，或许就是因为被压抑了三年的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只是我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加入这场狂欢。一个把自己的试卷、笔记如此珍视的人，居然会在最后一刻扔掉自己的珍贵——这是一场多么荒谬但美妙的仪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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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夜骑开封的事件，最开始也仅仅是四个学生为了吃新鲜的汤包，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去了趟开封，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青春没有标价”。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效仿，直到11月初，这场狂欢被紧急叫停。郑州许多大学一夜之间回到了疫情三年的封控状态，夜不归宿需要申请、出门需要请假等等。

这件事的结构像极了学生时代抛洒试卷进行狂欢。就连里面“反对”的声音也一模一样。夜骑开封的事件发生后，有大学老师在微信群公开批评此事件：

“河南作为教育贫困省，一帮子移动造粪机无所事事，别人在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级，这帮xx花着父母的钱放飞自我毫无人生规划，典型的酒囊饭袋！”

这位老师还是没想通一点，与其直接评价和辱骂学生，应该换一个思路，为其他人梳理“攻击”典型——只需要在其他大学树立起“我跟河南大学生段位不同”的地域攻击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一群人因为优越感开始通过挞伐“夜骑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卷四六级、GRE、TOEFL、雅思、实习、计算机考试是“对”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而夜骑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当跟着一群人边骑车边呼喊口号、唱歌欢笑才是青春该有的热情。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发生了上述老师辱骂学生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情地加入夜骑大军之中，以此对抗老师这个符号。骑行的队伍里也不乏存在“小粉红”，高举国旗和统一台湾的口号，但也有人高举“自由”的标语，认为青春是不应该被封锁在大学之中的，这些因为夜骑出现的“衍生品”开始让人们类比了很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例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八九年学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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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觉得夜骑开封这件事跟这些历史事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先有领导人的口号，才有了全国红卫兵到处流动导致运输、城市甚至是经济瘫痪的情况；而八九学运本质上是存在某种“政治诉求”和明确的“靶向”；夜骑开封更像是一种“证明”，一个大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无价，从而选择了一种“看上去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在夜晚甚至是半夜出发。

夜骑虽然只有50公里，但这件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超过4500公里的跋涉——横跨美国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横跨美国东西的旅途成为“垮掉的一代”最为浓墨重彩的象征符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旅程的情形和心路历程。这群人在路上到底在寻找什么？

“垮掉的一代”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精神、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心理学里所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我通过一次骑行挑战了一个体测1000米都跑得气喘吁吁的自己，也通过群体行为被更多人所看见，而形成一个乌合之众抱团取暖。而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身份认同角色”仍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寻找“身份认同”就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性”——抱歉，这里的多样性并没有贬义。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搞过各种奇怪的“仪式”。

另一方面，从大脑的发育来讲，25岁之前前额皮质仍在发育之中，因风险评估和控制力并无法成为年轻人首要的“约束”，所以他们会偏向于通过高风险、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新奇的体验。

再进一步，就是“反抗权威”。“垮掉的一代”在社会压力之下，被认定为“一无是处”，为了反抗这种主流思想，他们必须通过某些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是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活着的意义”。夜骑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那段老师的辱骂、网络上的嘲讽（和支持），他们的队伍不会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壮大成成千上万。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反抗某种意义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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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骑行为被制止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效仿的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大学一定会陆续出台“禁止骑车”的相关规定，而在这种“荒谬”的时代背景之下，高压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迸发出更加荒谬的仪式，来对抗这些规则——就像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它的荒谬性在2022年的上海达到了高潮——所以今年上海禁止了万圣节。

对此，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眼——“荒谬”。哲学家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荒谬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解决办法就是“活在当下”，如果对未来的期许感到迷茫，那不如此刻全然地活着。对未来迷茫的大学生，看上去拿着文凭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那不过是他们失业的起点，于是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选择了在当下全然地活着——一次50公里的骑行，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既通过这个方式证明了自己，也找到了乌合之众抱团取暖，甚至还可以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对抗权威……我相信，这个50公里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变成在中国版图上的4500公里。

这种关于荒谬的哲学理论，反过来解释了我高中时留下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学生”也参与抛洒试卷的游戏里——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也在尽情地享受当下，荒谬的是什么？或许是应试教育塑造的畸形、或许是被扼杀的关于自由的幻想、亦或许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会追求分数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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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把开封夜骑称之为是“集体春梦的REM”，是因为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的REM，就是人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的快速动眼期，人们会在这个睡眠区间开始做梦，大脑非常活跃甚至会带动身体出现轻微的抽搐等等。

夜骑和“垮掉的一代”横跨美国东西一样，是一场关于“流浪和寻找”的旅行。流浪以及自由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就业率、失业率、经济下行、社会稳定性出现裂缝等等情况造就的“压力”，让这个集体无意识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仪式”。

夜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行为罢了，只是因为它的行为带动，像是一场春梦前的抽搐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无法醒来，那就会真正的堕入那个再也醒不过来的深睡之中。

无梦、也无望。

在影评《三个男孩的春梦》里，我留下了一个还未“闭环”的话题——“停滞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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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组织了一场全是脱口秀演员的死亡体验，面对人生的十二个课题，脱口秀演员在抛梗之余也会有属于他们的独特思考。我一直很好奇脱口秀演员的逻辑是擅长“解构”还是“建构”（这个话题日后再说），所以会特别留心他们的表达逻辑。

其中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讲起他的童年时有些动容，和他经常相处的脱口秀朋友，在看到他为自己的童年流泪时都表示“那只是鳄鱼眼泪”。因为从其他人的描述里，他是一个不会说话、非常双标、情商很低的人、常常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行为的人。他形容自己作为留守儿童的童年，最开心是有人叫自己“哥哥”，因为那是他被需要的时刻。

于是，这种被需要感在他成年之后转变成了同时打好几份工，且这些工作都跟“服务”相关，例如送外卖、搬运快递等等。他把自己在人际关系里完全地工具理性化，而在他认为亲密的关系里，例如和他的脱口秀朋友，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口无遮拦的男孩——我们最后给他的关键词是“玻璃珠”，那是童年最珍贵的宝藏，每一个小孩都想得到他，但是到了成年人的世界，它不再被需要，他一直珍视着自己被需要的那一刻，却将自己封锁在了那颗透明的玻璃珠中，还保留着纯粹的“少年感”。

合理推测，他“死”在了那一刻——被留守的童年，在他最需要陪伴的年纪，他不得不充当成年人照顾自己。于是他一直在寻找那种“被需要感”。或许有一次，他在放学时被几个社会混混霸凌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直到这种害怕和孤独变成了坚硬的保护壳，将他那时候的心智包裹在了无人再能伤害的核心之中——这就是“停滞发育”。

不过，这里所谓的“死”不完全是被霸凌或是不被关注，也可能是“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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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我跟同龄男孩子一样，会在学校的攀爬杆上玩游戏——在不落地的情况下，在攀爬杆上追逐对方。为了把对方逼到松手，我们常常会用下三滥的手段，例如脱对方裤子或是吐对方口水。有一次，一个同学因为输了“比赛”气不过，告状老师。我们被训斥一顿后，我成了那个“罪人”，当第一个同学指控是我“最开始吐口水”的人后，其他参与者为了自保，也纷纷指证我。我辩称所有人都这样拒不“认罪”，班主任为了树立典型将我公开处刑。

老师让所有被我“吐过口水”的人上台站成一排。这里面有一起玩攀爬追逐游戏的，也有跟我产生过矛盾的，甚至还有只是看不惯我的，他们纷纷坚称被我吐过口水。我继续反抗，结果被班主任评价“吐口水是泼妇的行为，你作为男生不应该这样”。见我毫无认错之意，公开批斗最终变成了公开道歉，我不得不哭着给讲台上站着的一排同学一一鞠躬道歉。

这不算是“大事”，小孩子总有打架矛盾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我意识不到，我的反抗和这场公开处刑，其实是一种“死亡”——羞耻是最接近死亡的体验。当羞耻发生时，我们与他人的联结全面切断，失去他人对自我的肯定，甚至也因为羞耻让自己失去了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瓦解、联系切断，这和死亡本身是同功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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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也有部分心智“死”在了那一刻，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表象症候——例如，我认为当众吐口水是耻辱的行为；我不喜欢爬高；我很害怕说“对不起”甚至会在说“对不起”的时候本能地流泪；厌恶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因为被老师羞讽吐口水是泼妇行为）；厌恶小孩（其实对自我厌恶的延展）；当陌生人站在高处时我总幻想从背后将他推下高楼摔得肝脑涂地的全过程（对童年记忆抹杀的潜意识）。

因为当下无法反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性地封锁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一次之后我很少再参加只有男同学的集体活动。这种自我剥离的童年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观察者”身份。因为这个看似蝴蝶扇动翅膀的细微伊始，最终建构成了现在这个我，虽然中间还有更多经历介入，这件事就像是地面有一个大洞，成年之后我虽然可以用水泥把它填平，但是它的材质和周围还可以种下种子的泥土不同了。

那这还算是一件“小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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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些事情上仍然保留着“少年感”，像是程序里的bug一样，只有在特定事件才会触发它，只是我的“少年感”是封闭性的、对内攻击，而一旦它被触发，例如被人冤枉和被要求道歉息事宁人的时候，我就会启动内心的黑箱。

如果没有成年后对自我解构的过程，或许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底线”而已。

你是否也有某一段这种“死”过的经历，从那一刻开始，你保留了所谓的“少年感”。

一个人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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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卡夫卡的作品，总觉得很“压抑”，有一种在“呐喊”却又没有“出声”的感觉。后来读起卡夫卡的生平，才知道他是一个对物质欲望极其微弱的人，甚至显得有些“禁欲”。联系他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位哲学家的身影——叔本华。简单来说，叔本华认为“虚无源自于欲望”，人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痛苦，是因为对无尽欲望的追逐。所以叔本华认为的解决方案，就是“禁欲”，通过缩减甚至是压制欲望的方式来减轻痛苦感受。

当然，这里指的“欲望”不仅仅是性欲，也包括物质欲望等等。

很久以前，发生过一起名誉侵害案件，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孙控诉一期刊诽谤韩愈死于花柳病的控告。韩愈是不是死于花柳病并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后人为他的“名誉”打官司，也只是一场“仪式”罢了。核心是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花柳病”这个符号，因为它意味着“乱性”。另一个染得花柳病的作家，莫泊桑，却因为自己罹患花柳病而感到“自豪”，他觉得自己得了与法兰西一世一样的“爱神病”。但是这些具体的疾病并不影响这些创作者的“创造力”。

乱性得病，只是触犯了每个人心中不同的道德层级罢了，在我极低的对外道德标准里，它就是一种“符号”，证明这个人曾经或是仍然还是一个乱性的人，而这种乱性直接和他的“性欲”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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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认为人的“能量是守恒”的，当欲望被压制，它一定会在另一个区域出现裂缝并迸发出来。例如长期性压抑的人，会因为这种能量的压抑而形成“强迫症”行为，例如洁癖不停洗手等等。

同理，如果攻击性被压制，对外的攻击性就会变成对内攻击，例如在职场逆来顺受的男性，在家也长期被妻子打压，原本的攻击性可能会发泄在玩游戏上对陌生人的辱骂，当这种进水和出水的函数关系不平衡时，对内攻击就会形成“自我阉割”的能量，从而让这个男性失去攻击性，而变得敏感、玻璃性、甚至是失去男性特质。

我相信“能量”不会凭空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另一股力量，或许是踢猫效应一样地找到了比自己更弱的目标、或是对内攻击逐渐形成心理疾病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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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能量的强烈释放，无论是在画卷精致地勾勒，还是全身赤裸涂满颜料在巨大的白纸上用舞蹈的方式作画，或是通过文字的攻击性对他者的批判、对现实的控诉、对细腻情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创造力往往伴随能量得以释放，而这个能量的高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一笔一画地勾描还是全身赤裸泼墨于卷。

卡夫卡和莫泊桑的作品风格，最大的区别在于卡夫卡是几近现实主义的思考，哪怕是《变形记》里的主角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也必须思考“我要如何去上班给家里赚钱”这么看似荒诞却无比现实的思考。莫泊桑的作品比起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多了更多的荒诞和魔幻，他的作品总是可以用一个细微的角色（例如《羊脂球》里的妓女），将他放在时代的背景之中，既可以是万人追捧的明星，也可以是招人唾弃的罪人。莫泊桑的作品蕴含的巨大能量，正是将一个角色抬到最高处，然后又将他狠狠地拖拽进地狱。如果将小说的“能量”进行函数化，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规则的正弦函数，过程是带着读者去思考一个现实主义的课题；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是在一个最高点转瞬即下，在故事的最后给读者留下一个全盘推翻的荒诞收尾。

这就回到了我最开始提到的那种“压抑感”，跟卡夫卡本人的禁欲主义一样，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也有现实的窒息感；但是莫泊桑的作品，更像是万花筒里看到的一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在万花筒变化过程中被折射出不同的花纹，最后他摔坏了万花筒，捡起那枚毫不起眼的三角形，告诉你——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显然，莫泊桑的“能量”要高于卡夫卡，否则他也不会在进入法国上层之后夜夜笙歌，甚至最后还感染了“爱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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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性欲和创造力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能量守恒”，而是共生的模式。一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他的能量越强、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或许会更夸张和强烈。

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原型里，有一种原型被称之为“诱人缪斯”，她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能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她最恐惧的是容颜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因为衰老就意味着她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

这类角色拥有强烈的性欲，她们享受性爱带来的对她们的“认可”——这是一种外在认可的具象化。这类角色也拥有强烈的艺术性，她们可以将性欲转化为表达、艺术。《欲望都市》里的萨曼莎就是典型的“诱人缪斯”——而在古希腊神话里，缪斯本身也是掌管性、美学与艺术的守护神。

那如果一个人原本的性欲被压制，是否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也会衰减甚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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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才需要引出“关键人物”，以前在博客里提及的一个“色情小说创作者”最近向我抱怨，他觉得自己的灵感已经彻底枯竭了，时间分界线就是他一年前结婚育儿之后，自己的性欲急剧下降进而创作灵感也随之消失了。我建议他“出轨”一次做场自我实验，看看是不是发泄性欲之后想象力会随之恢复。由于自我的道德约束，他始终无法迈出这一步，但是长期的压抑让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攻击性。

他的攻击性主要表现在跟人对谈的时候，总是以戳中对方痛处为乐。他虽然无法再创造色情小说，但是他回到评论家身份之后，变得非常犀利和嘴毒。所以他很担心这种“创作能量”是不是在压制他的想象力，是导致他无法再创作小说的关键。这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在他身上有两种能量的交换。

性欲被压制→创造力衰减→失去想象力运作的创造力
性欲被压制→攻击力提升→变成富有攻击性的创造力

但看上去，最终失去的创造力和重新恢复的创造力是两个“极端”，极具感官体验的想象力和冷静思考的逻辑分析。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二选一的游戏，失去任何一个都会让人觉得可惜。肉欲和理性之间或许还有一个平衡点，只是人们在探寻其中时，必然会突破道德——比如，我推荐这位朋友去通过出轨的方式找回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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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失去想象力和攻击性哪一个更可惜，只不过是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以及承担每种选择之后的结果罢了。

比如，我灵魂拷问了朋友：“如果你离婚了，就可以恢复想象力和创造力，你愿意选择吗？”他两天之后才回复我：

“我真的有好好想，但我不想失去現在的一切，所以做不到。”

“是不想做，还是做不到？”

“欸，點醒我了，是不想這樣。”

真是个对自己懂事听话的成年人，毕竟大部分成年受困的正是“既要又要”。

我不是个会举着长枪短炮的人，所以只是偶尔用手机最长30秒夜间模式的方式来拍摄星空。一般肉眼可见的星体，我都大概知道他隶属于什么星座，以及十二星座在空中大致的连线。这个奇怪的技能是小时候因为十万个为什么留下的“梦想”，也因此对宇宙产生极大兴趣。

这几天在山野里休假，难得晴空，用手机拍了几张延时曝光的照片，竟然意外地拍到了肉眼可见的三角座星系。

冬季的天空会显得无聊一些，除了一个冬季大三角，实在找不到有趣的星空景观、猎户座的腰带，不像是上半年七夕前后，可以在高海拔地区肉眼可见银河那样。因为正值天蝎月，因为岁差的关系，入夜时刚好是金牛座从地平线慢慢升起的过程。每年冬天都会给朋友科普一次“冬季大三角”，如果有幸就可以肉眼看到金牛座的昴宿星团，像是眼睛有散光的人看到星星在空中重影一般——不要怀疑，那就是一个星团。

当初写过一篇年度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人口爆炸、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枯竭后，人类不得不在地球外围建筑类似“戴森群泡”的地外建筑，这些新的建筑物按照88星座划分了连通街道，而这些街区有一个中央广场，是以“三角座”命名。三角座广场的中央纪念碑，就是一个用三角座星系作为背景的光斑全息景观。其实这个设定跟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它突然出现在我脑袋里，就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像是我正在三角座广场闲逛一般。而这个最初的认知，或许就是因为在某一本太空科普的书籍里看见过三角座星系，而留下了一个奇怪的“伏笔”。

肉眼可见的星空，跟深渊一样，当你在盯着它痴迷时，它也用最深邃的漫天星空盯着你。

如何加强管理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

方法还是那个方法，就看你能不能举一反三。

比如，加强学校食堂的管理，加装人脸识别和指纹门禁系统，禁止家长进入食堂区域就行了。

前几天，和说脱口秀的朋友聊到了《再见，爱人》这档综艺节目，说得他们那个眉飞色舞啊，由于禁不起诱惑也和妻子看了一两集。我在Telegram提及了脱口秀和我叙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建构”和“解构”，脱口秀更像是把一个底层逻辑建构成一个带梗的故事，而我们做的事是在不停拆解事件，最终找到底层逻辑。所以两种视角来看这个节目，就显得格外有趣。

先不说节目本身，我很佩服芒果台的剪辑功夫，非常细腻地按照“平和-冲突-平和-冲突”以及阶段性的“起承转合”在排布内容，让观众非常自然地进入到了摇摇欲坠的三对婚姻关系之中。里面的三对关系也是精心安排的：男强女弱（爹味）、女强男弱（妈味）、和对抗冲突。

说实话，留几手和他老婆的婚姻是最“健康”的，因为他们还能争吵，且能吵到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围绕着“你不爱我了”这样的哲学命题。黄圣依和杨子那一对就不说了，他们虽然也吵，但是每一次黄圣依找到一个具体事件想要展开争论的时候，杨子就逃走了，进入到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哲学命题——因为他的眼里没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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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就是李行亮和麦琳，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他们婚姻关系里无时无刻透露着的“窒息感”。他俩的婚姻看上去很“甜蜜”，但所有的甜蜜都是“程式化的筹码”。比如李行亮每一次和麦琳旅游，到一个陌生城市，都要给麦琳求一次婚——为什么？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关于爱的证明，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人问过李行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发自肺腑地想要、还是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他的任务、还是如果有一次他没这样做他们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麦琳无时无刻都在“关注”李行亮，他的衣着是否有问题、牙龈是不是有问题、你为什么不笑、你手指是不是脏了……

而问及她对婚姻的期许，她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李行亮，希望他能够成就自己的音乐梦想……李行亮很不解麦琳的“节约”，比如他给麦琳买礼物，麦琳拒绝接受礼物甚至是会拿着礼物去退货，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而这些继续都应该留给李行亮，去完成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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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这种窒息感应该蔓延开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窒息”中长大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妈妈”的形象和做法，无时无刻都把“我为了你好”挂在嘴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在承受痛苦，甚至是以苦为乐。我知道一个案例，是助理的老公，他的妈妈也是这种模式。他们俩从很远的地方回家，小男孩想打车回家，妈妈执意要坐公交车，于是她给儿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不禁感慨：“儿子跟母亲坐出租车是犯法的吗？”这个母亲为了体现出“好”，甚至跳过了逻辑和智商，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自己“吃苦”是为了孩子的“好”。

为什么？来说说底层逻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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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原始动力是爱与归属。她为了追求归属感的稳定，会需要通过试探的方式去确定自己以身相许的男性能否照顾自己，特别是在自己怀上对方孩子、生育、养育后代的时候，自己不会被抛弃。所以一些女性会开始选择“作”——就像是登山时，要确定绳索是否绑紧，要拉扯几下才敢爬上去一样——只不过有些人，会更加害怕被抛弃和失去爱与归属，所以这个“扯绳子”的行为一直在重复、甚至越来越强烈。

麦琳的“作”不是对李行亮的不信任，而是“自己不配”，从她对自己身世只言片语的描述，她是农村出身，接受的教育也是“相夫教子”。而李行亮是音乐创作人，他需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经历，才能够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灵感。这种“精神上的无法同频”是一种绝对的“不安全感”。中国的传统婚姻观里，认为妻子需要理解丈夫、辅佐丈夫、甚至是顺从丈夫。如果女性不知道男性在想什么，那办法就是“试探”和“索要证明”。

我不要你送我礼物——你送了我礼物我知道你还爱我——如果你听信了我的话真的不送我礼物了——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要你证明你爱我——言语上的爱已经不够满足我的期待——你开始在不同城市向我求婚——我们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你没有再向我求婚——那你就是不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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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信任感是内在的，不会因为一个外在的表象而得到满足，它只会寻求更加“真诚”的证明——直到她意识到，自己无论怎么证明都得不到对方的真心、或是短暂地得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成为不可控的存在，于是她开始在关系里寻求另一个更加高高在上的地位——自我圣洁。

之前我提到过，女性对男性有天然的评判权，这种评判会让女性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男性的凌驾和支配感。如果一个女性在一个绝对上位的时候，男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是错的，因为她作为一个黑箱可以任意地调整比赛规则。我生病的时候需要你递给我一杯热水，但是你拿错了杯子让放在床头的水很快冷掉，你这就是不够关心和细心——别不信，这是真实案例。

麦琳和李行亮的婚姻，就像是麦琳用一种软性道德绑架的方式，把他们的婚姻筹码努力抬到了她期待的那个最高点，等着有一天婚姻破裂的时候完全做空，让她自己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自我圣洁——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到最后都不理解我对你的爱——这个点是一个霸王条款，哪怕是被人指出了麦琳的行为是在束缚李行亮，她也可以为自己找到完美地借口——这是因为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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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一个底层逻辑是不太好听的——“贱人总是成对出现”。李行亮之所以接受了这样的婚姻关系，或许也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断奶”，给自己找了个妈而已。

他俩的婚姻不是再见爱人，而是要做到“再见妈妈”。

遛狗的时候偷听了三个小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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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孩一起玩泡沫。小男孩A手上拿了一个泡沫，小女孩B手上拿了一个泡沫，但小男孩C手上拿了两个泡沫。

于是小男孩A对小男孩C说：“分享是快乐的，所以你应该把两个泡沫分享一个出来。”

小男孩C问小男孩A：“那你把你的泡沫分享给我，你会快乐吗？”

小男孩A回答不快乐。小男孩C说：“那我也不会分享给你。”

这时小女孩B对小男孩C说：“我把我的泡沫给你，我们一起玩吧。”小男孩C接过小女孩B手中的泡沫，立马拿了两个给小女孩B说：“我们俩一起玩不跟他玩了，他不会分享。”

小男孩A很着急，对小女孩B说：“我可以把我手上的泡沫都给你。”

但是小女孩B说：“他给了我两个呢。”于是跟着小男孩C，拿着三个泡沫走了，留下小男孩A一个人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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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是小孩子的事儿，但理儿是大人的理儿。

婚礼上，过世的亲人变成蝴蝶出现，甚至还停在了新娘的脸颊，那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据说，已故的亲人会变成蝴蝶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甚至是参加他原本遗憾的仪式，往往在这个时候，婚宴现场的氛围达到另一个高潮环节——集体自我感动。

然而，如果你用“婚礼蝴蝶”作为关键词在各种视频平台搜索，都可以得到套路一模一样的桥段。如果这么多已故的亲人都变成了蝴蝶参加至亲的婚礼，那这件事早就应该成为“玄学”素材给好好研究一番。我询问了在做婚庆策划的朋友，她表示嗤之以鼻——“这个都是大型婚庆公司玩儿剩下的把戏啦。”

只需要在彩排阶段询问饭桌安排时，稍加引导就可以套出婚礼双方的亲人生故情况，再观察当事人对该名故人的情感程度，确定要不要通知道具组准备蝴蝶。于是，这一整套流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形成一个“你亲人回来看你啦”的完美闭环。

嚯，里面还动用了谈判学和心理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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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站出来指责“拆穿真相”的人——这就是一个寄托思念的桥段，有必要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把美好都毁于一旦吗？但是“真相”在这里，因为套路被制造感动的“事实”也在那里，怎么？这件事少一个条件情感还可以更真一点吗？

人们善于为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甚至是覆盖原本的“真相”——这就是算命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底层逻辑。往往回到真相讨论的事情，比想象中的更残忍。比如“秽语症”，在医学心理学还不被重视以前，人们无法透过传统心理学解释和医治“秽语症”，所以只能通过更“玄”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被鬼缠身、被恶魔入侵。

直到医学心理学的普及，秽语症仍然被当作“邪物入侵”来看待。之后才发现不过是大脑里的基底神经出现紊乱，才导致了莫名抽搐、舞蹈、秽语等行为。不过，就算这个真相是被科学证实的，至今仍然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外邪”。只要赋予的意义足够，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是自己已故的亲爹上身要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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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极端，真相已经完全超越意义，但是人们仍然执着于赋予意义，就会显得滑稽且抽象。

以前从一个命理师那里听过一个故事，他们村里人均称自己可以让神明上身，所以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就会变成“斗法”现场。大家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干呕、翻白眼、张牙舞爪、满地打滚，肢体语言已经卷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开始卷谁上身的神明更厉害。（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出马仙这件事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已经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斗法”的趣事）

那个人说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人就敢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治得住玉皇大帝，但是孙猴子又能大闹天宫治住天庭……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死循环，就跟棒打老虎鸡吃虫一样，总会有最小的虫可以治得住打虎的棒子。所以有人另辟蹊径，让一个说外国话的神“上身”了，这个神就是耶稣——于是这个“被上身”的人开始“How old are you”“Nice to meet you”“Sorry I don’t know”“I’m fine thank you”，他把自己这辈子仅学的英文课文都用在此刻。农村人也没见过真正的耶稣，也确实可以被这样的阵仗给唬住。

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相是一个外界存在的表象，但是只要当事人相信那这个真相也可以被“意义”覆盖。除非，当这个真相已经可以动摇“意义”本身，于是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站出来指着你的鼻子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破坏气氛，人家婚礼怎么安排管你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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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个真相动摇意义的事实也已经发生，之后有裂缝生出各种五味杂陈的就不是看到真相的人，而是那些宁愿无视真相也要把自己蒙在鼓里的人。

《加菲猫》里，加菲猫走丢后被卖进了宠物店。他的主人乔恩也在疯狂找寻加菲，直到有一天，乔恩走进一家宠物店在销售橱窗里看到了加菲，于是两个人重逢又在一起。加菲永远都不会去问乔恩“为什么那一天他走进了宠物店”。当然，最后一句是观众对《加菲猫》的“过度解读”，认为这是无言结局里谁都不要说破的真相。

意义是“重逢”，真相是乔恩走进了宠物店，但这个真相似乎在打破另一个一直以来的真相，乔恩作为饲主深爱着自己的宠物加菲，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表现出“我想要再买一只猫”的想法，否则这就是在破坏他和加菲之间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到底是谁赋予的呢？难道是乔恩在购买加菲时，被要求签署一份类似婚姻的契约，无论生死疾病都要不离不弃——甚至是在宠物丢失或去世后，也必须要守寡尽孝，以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是忠贞不渝的——很可惜，这一点婚姻法里也他妈的没有规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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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礼里，司仪、策划、道具组都知道真相，甚至有观众还看到了蝴蝶从什么地方放出来，那怎么？为了保证“意义”的重要性，把这群人都在仪式结束前给杀了活埋？——当然啦，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在剧本创作里，最厉害的悲剧是让人哭着笑，在悲剧的结尾里藏着一个仿佛是石缝里种子刚开始发芽的喜剧。如果，在意义里藏着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真相”，这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或许是最厉害的喜剧，让人笑着哭。

那结婚是悲剧吗，不能这样说嘛。那是喜剧吗（我觉得是），出现一只代表已故亲人的蝴蝶，或许是喜中悲。看到真相的人，觉得这是闹剧；制造泪点的人，极力营造悲剧的气氛，只有那些沉迷在赋予意义游戏里的人，是悲是喜，都是别人说了算。

所以反过来，只要你懂得如何安排“意义”，那这些沉迷于赋予意义的人，就可以无视真相，唯你操纵。

每天浏览的新闻订阅里，不时会有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战争画面，比如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向俄军投掷炸弹，俄军瞬间四散成肉块；或是哈马斯领导人被炸得头颅爆裂肝脑涂地。战争画面对我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打码、模糊、甚至是把血液改成绿色的方式来降低战争的“残忍度”。

以前上航空安全培训课时，会有受害人卷入涡轮的事故照片，由于打码，那些血浆迸射肉片粘连的画面只能靠想象——但是这样的黑色遮挡足以让受训者产生足够的恐惧——毕竟人类被卷入涡轮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既然是为了通过震慑的方式教育航空从业者敬畏生命、尊重科学。那不如不打码，用最直观的感受去敬畏死亡。

不过，在很多年前，真的有这样一部作品，里面充斥着（未打码的）血腥、暴力、犯罪、死亡——《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

在视觉和心理上直观地感受犯罪，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恐惧，进而产生对人的不信任；而另一部分人会因为“犯罪成本”而重新思考犯罪；当然，在这些人群中仍然存在“黑天鹅”，他会因为看到别人犯罪而激发更强烈的犯罪欲望，他想要创造超于纪实的可以让自己“名垂千史”的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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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上述的新闻画面、课件内容、纪录片桥段，都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折叠，是因为真实发生，而让人得以见证战争、事故及事故征候、以及犯罪与死亡。直到我昨天刷到了一个游戏广告……

从无人机视角的热成像画面，通过发生炮弹、子弹的方式攻击下放的生命体征或是战甲设备。

这个游戏的广告完全模拟了俄乌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炸弹的第一视角画面，我一度以为自己在Instagram刷到了战争画面（按道理这些画面是需要被打上血腥暴力的隐藏标签的）。由于无法下载到这款游戏，所以我无法测试内部是否真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按照游戏广告的尿性，它多半也只是做了一个宣传外壳，说不定下载之后是个沙雕消消乐或是城市建设游戏。

这算不算是“消费战争”？那要定义什么算是“消费”，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反复说道，甚至还通过情绪煽动的方式获得关注、甚至是募集资金，这显然是“消费”，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视觉上刺激玩家下载游戏，这或许是一种“思路”。那再来进一步探究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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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观了一些男性居多的社交群、Reddit等等，（国内外）男性确实非常乐忠于讨论无人机轰炸这件事，他们很希望通过第一视角视频来分析这一次投放的炸弹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有人想要亲自指挥，觉得这一枚炸弹没有同时炸中敌人和战甲，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投放才能一石二鸟。

回到底层，男性的原始驱动力是“尊严”，战争是近乎最原始的雄性对抗，就算有热武器的加入，战争仍然可能走到最终的肉搏桥段，只是热武器带来的直接性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尊严无非是当你击杀了另一个敌人时，那种内在的自我肯定会带来强烈的自尊满足。更别说此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背景音说着：First blood、Double kill、Triple kill，并且还在通过记分的方式与其他玩家拉开等级差距。^{* 需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指所有男性的底层逻辑都会驱使他们玩游戏}

但是，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加之热兵器的“一目了然”，稍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敌人的枪下魂。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被送去前线的“炮灰”，他们的人生根本没有游戏升段里的“胜率”评价，生或死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运气。除非——

除非现在有一种游戏规则，是你可以任意地操纵别人的生死，你无须直面战场，只需要轻轻动下手指，就可以制造一场战争里该有的血肉横飞肝脑涂地——对，这就是无人机炸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性更喜欢讨论无人机炸弹，甚至会喜欢观看无人机杀敌的第一视角视频。这是一种可以躲在后方、既拥有操纵感、又可以获得尊严满足的行为。

这种准上帝视角带来的快感，远超过与敌人面对面地厮杀。^{** 又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玩无人机的男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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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这种躲在暗处、攻击一个身处明处的靶子，甚至是可以拥有“无人机视角”观看整个画面，或是煽动一群乌合之众去攻击靶子，这样的快感看上去像是“帝国时代”一类的游戏，不过它又确确实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网络暴力。

这就是对《形象代言人言代相性》的callback。杨笠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在明处的靶子。被纠集的乌合之众开始朝她再一次猛攻，因为他们无法对抗整个“女权”符号，所以才揪住一个“软柿子”般的个体。杨笠也不属于任何“政权机构”，不会因为攻击她而带来“孩子不能上学”的风险。

别再傻傻地冲塔啦，抬头看看吧，此时此刻有一个无人机正在对每一个热血的人，做出最具体的“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