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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chine，人类是一台精巧的激素机器。
创刊词
我从小就梦想自己能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初中时，暑假提交的摘抄作业我做的是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整个学生时代我负责班级各种对外的黑板报、小报；后来做杂志这个愿望在大学实现了；再后来做广告业务的时候负责的是机上杂志，彻底让我对杂志这件事祛魅了。
杂志的乐趣就是机器模块组装，不同模块囊括政治、野史、情感、科学、心理、哲学、灵异、鬼神……如果是一个人制作的杂志，那这种组装就更加有趣——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模块化，在不同身份下的思考，亦或者就是同一个思考下的不同世界。
Humachine，Human & Machine，人类或许就是一台机器，医学确定了它的极限；心理学揭开了复杂的程序规则，而哲学提供了它肉体无法前往的最远路径。2008年，我完成了人生第二部所谓的文集，取名《The Machine》，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台在不同事件里游走的机器。不过这个文集我得找个机会销毁，因为它非常可耻，一个文艺青年在旋转楼梯上绕圈圈跳舞，楼下端着酒杯的人都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
得了，十几年之后，这个Machine终于进化成了Humachin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地将生活打包成心理块，这使得生活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而且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
小时候的记忆是由无数的碎片构成，充实而复杂；成年之后这些概念被整理汇总，比如“男人不是个东西”就可以解释大多数跟男性交往的碎片。当概念和人生高度浓缩成块后，每一年就变成了数值上的改变——今年赚到了多少？当数值无法说服自己时，就变成了抽象的没有标准的概念——今年有比去年过得更开心吗？结果去年过得如何也都忘了，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带这个记录仪是为了防止遛狗的时候被人碰瓷。”
一名养狗人遛狗前的准备工作
若非此人提醒，我从未想过此事。遛狗时，我会下意识选择小区内有监控的区域，实则是担心遇到特殊情况时能有证据自证清白。社会信任的持续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透明”。我们常误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构建信任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个体间的不信任，只是更大社会环境造成的不信任在最终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
疫情三年，穿防护服的“大白”宛如在匿名论坛上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言论一般，随意进出他人家中，甚至摔死宠物、破坏私有财产，这一切都被“防疫”合理化了。当信息不再透明，无人知晓“防疫”究竟要“防”到何种程度时，“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非年轻人不愿生育，而是他们以一种难以抓到把柄的方式，对抗那些随时可能加码的、不透明、反人性的规则。
自律，就是选择你最想要的，而不是你眼前想要的。
亚伯拉罕·林肯
最近，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每次拿起手机，我本能地打开Instagram刷短视频，或浏览Telegram上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我的收藏夹里确实存有大量素材，本可发展成故事桥段。然而，收集的数量与我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已完全不成正比。
我曾是个严重的时间管理自虐者。多年后，我对时间管理有了具象化的理解：它就像每次脱下袜子时，立即翻过来丢进洗衣筐。但大多数人只是把袜子丢进脏衣篮或洗衣机，等衣服洗好后再一一翻过来。
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管理方法都是设定目标，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却忽略了人的疲倦期和自律程度。目标容易变成自律的“陷阱”：未达成时，自律陷入自我怀疑；实现后，又逐渐失去原有的激励作用。
社交学的责任是研究一类人的共同行为和问题；哲学的责任是关心全人类的心灵，要去哪里， 要如何看待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而心理学的课题是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承担病痛，如何更好地活着；三个学科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科要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而无法也不应该越权去解决问题。
上海精卫中心谢斌主
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不同层面上可能会“溺水”，需要相应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抑郁症患者在心理学层面“溺水”，表现为病理性自救行为、思绪无法停止和焦虑等症状。大多数人则在社会学层面“溺水”，被规则所困，随波逐流、缺乏目标，逐渐失去主体性，进而感到迷茫。
其中，哲学层面的“溺水”最为严重且抽象。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从事脱口秀的朋友，他在民宿打工时，有天站在后山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云是这样的形状？”这个疑问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面临死亡，于是他立即辞职，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这正是典型的哲学“溺水”——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为了对抗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虚无感，各个哲学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同样抽象，但它们却能如指南针般，在茫茫人生海洋中为我们指明暂时的方向。
真好，想去，但是已经丢了很多东西了。
松声在《夜骑开封——集体春梦的REM》的评论
“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多数成年人痛苦的根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后果”这一关键因素。每个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结果。以婚内出轨为例，这必然会招致道德谴责。但如果婚姻本就建立在“各玩各的”基础上，选择自由，那就可能失去所谓的真爱。不可能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即便勉强做到，这个选择的“后果”可能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来调配自己的性资源。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许多成年人因为不愿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便让自己陷入选择的困境中，反而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如果你不这样，我怎么会犹豫不决？”相比逃避责任，我更佩服那些敢于“丢弃”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此承担了结果。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丢弃”的东西并非完全离我们而去，它们可能成为一个遗憾、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或是变成种子开出另一朵花。但前提是——你必须勇于做出选择。
“死亡是极其乏味的。”
陈丹青
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死亡.exe》
前几年办理出院的时候，和主治医生聊了会天。她说在我办理出院之前，也有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来办理了出院，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治疗。因为无钱医治，他们决定带着重病的孩子回老家。医生虽然很想挽留但必须尊重家属的决定，所以不停地遵嘱他们要在车上备好氧气枕头。她说自己其实做不了任何事，只是判定：“那个孩子回去差不多也是等死了。”她有一丝难过，但又很快地变成了无法麻木。她或许看过了太多直观的死亡，所以理性让她学会了把这些情感归类进了“行医”的规则之中。
其实我在那一瞬间有些想哭，不是为那个即将物理死去的年轻人，而是——我有幸还活着。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不带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我还活着”。
现在学校周末封校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学生都跟着倒霉。
因为夜骑开封事件被封校的同校学生
学生运动不可能成功。其本质是因为学生群体的诉求并不相同——他们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就造就了他们的「不同」，抗议食堂饭菜难吃的学生，和每个月勤工俭学靠食堂便宜的饭菜过日子的学生，显然无法站在统一战线去抗议食堂。——《陈志龙——又一个属于弱者的高潮与信仰》
人民内部矛盾的游戏永不过时。比如今早遛狗的时候，遇到电梯里两个阿姨正在咒骂所有养狗的人，见我刚好带着狗，她们的声调都提高了一级——“就应该在小区里到处撒毒，毒死这些狗”。因为见我带着耳机，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盯着我高谈阔论。
遇到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一般很少反击，因为一旦陷入到自证陷阱，他们就可以瞬间获得更高的道德高地。要对付这种人也很简单：其实也是经典的人民内部矛盾。
1、在一楼、车库的电梯厅粘贴“毒死所有小区宠物狗”的声明和言论，把所有养狗的人都拖下水；
2、去社区派出所报警，称早上在电梯里听到恐怖言论，有人打算在小区投放剧毒，说是要毒死所有的狗，但是如果让小区的小孩子误食了可不得了。要求小区调取言论发生当下的监控；
3、捡一只流浪狗将它毒死，然后在小区人群聚集的地方对外宣称自己的狗在小区误食毒药被毒死，将养狗者和投毒言论者对立；
4、当“投毒者”进入到自证陷阱时，再拿出他在电梯里的危险发言公之于众，并用报警的思路将所有有小孩的居民也拖下水，自证范围从个体变成了整个小区；
5、差点忘了，小区还有一个养狗”控制狂”，他今天早上还因为有车堵在车库出口跟人家大吵，因为他看不惯别人堵在那里。现在要把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忘记说了，我没有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