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初，适兕就建立了「开源之史」讨论小组，旨在探讨有关技术、人物、思想、文化等开源世界发生过的事件和演化。

一开始，我对这个小组保持观望态度，既期待能够从中了解一些或许自己还不知道的历史，又对历史研究抱有一定的怀疑。一直以来，我都推崇关注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历史尤其是尚未有定论也没有“信史”的“开源之史”，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并不确定。但是，近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重新考虑“历史”的价值，也对标题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历史”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清代龚自珍《定庵续集》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一个群体的历史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反映了这个群体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和定性。历史如果不能被正确的记录和认识，针对相应主题的讨论就是虚幻的，形成的知识也是缺乏基础的。

编纂历史的第一步是汇集史料。汇集史料这一步，是从各种输入源获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录。例如庄表伟翻译的《自由和开源软件的历史》从维基百科摘录而来，维基百科当中又有相应史实的出处标记，例如上文原文在维基百科上就有 76 条引用。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大众创作的维基法则也在汇集史料这一点上体现。例如，关于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核心成员在各阶段的观点，以及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在 Philosophy of the GNU Project 和 Current campaigns by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等页面都有记录。开源促进会也在自己的博客 VOICES OF OPEN SOURCE 上记录了诸多时事。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史料的数量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过，修史并不是对史料的简单拼凑。汇集史料的下一步就是去伪存真。好的史书总有“信史”的称号，意即详实可信的史书。中国历史上有二十四史之说，其中的《史记》、《三国志》都是有名的信史。近日触发我考虑编纂历史的意义的，正是史实的准确记录和传播的价值。

互联网时代信息大爆炸，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更是体现了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环境下，谣言与辟谣的拉锯。我们发现很难说辟谣真的是在辟谣，也很难说谣言都不是谣言。到底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相对准确地记录下来，或许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思考的话题。

前面提到，历史反映了群体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和定性。先秦时期有董狐直笔和记录“崔杼弑其君”的齐太史的故事，但是越往后世发展，则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特征就越明显。哪怕是《史记》和《三国志》这样的“信史”，也有迎合统治需要的神话传说或者明显的矛盾和曲笔。

编纂开源运动的历史，或许也会陷入到现实与理念的矛盾当中。开源运动一直以来都不只一种声音，1998 年的山景城会议，虽然云集了 Linux 的创作者、Python 语言的创作者、Perl 语言的创作者、Apache Httpd 的创作者还有 Tim O’Reilly 和 Eric Raymond 这样的开源先锋，但是会议达成的也只是一个笼统的基于开放源代码的合作的模糊共识。会议唯一形成的结论，就是在宣传上统一采用 Open Source 的表达。

后来的二十余年间，围绕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参与者。例如才华横溢的工程师，FFmpeg 和 QEMU 的作者 Fabrice Bellard 和 SQLite 的作者 D. Richard Hipp 等。例如创造开源相关软件协议的律师，GPLv3 的联合撰写者 Eben Moglen 和开源专门律师 Heather Meeker 等。例如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潮流开端的 RedHat 式开源技术公司，以及可以独立成为另一个潮流开端的 MongoDB 和 Elastic 式源码可得技术公司。往前追溯，则还有第一个系统地明确提出获取和使用源代码“自由”的自由软件基金会以及它的领导人 Richard Stallman 等。

适兕在《「开源之史」系列之一：该如何思考开源的历史？》一文里写到关于开源的历史，要避免陷入“时间轴概述的误区”，因为开源并没有像年代表示那样呈上升趋势。

这正是因为开源这面旗帜下聚集的人员众多，自由软件运动、开放源代码运动和开源商业化浪潮，其实各自之间没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反而更接近独立发展在同一个名称之下的不同势力。

前面举例的人物，互相之间对软件开发和源代码开放的理念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也显得对于开源历史的编纂和基于对历史提出的定论来形成对未来的指导尤为重要。前面提到，山景城会议达成了对 Open Source 一词作为宣传表述的共识，但是后来由 Eric Raymond 和 Debian 的领袖 Bruce Perens 等人建立的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并不是会议的直接结果。近年来，对于什么是开源，对于 OSI 及其提出的开放源代码定义（Open Source Definition，OSD）能否代表开源，其实暗流涌动，有过许多轮较量。

• The SSPL is Not an Open Source License
• Lack of leadership in open source results in source-available licenses

以人物为划分基准的开源历史，在适兕的《开源之迷》当中有过尝试。这也是我对该书最喜欢的一部分。以运动潮流为划分基准的开源历史，或可区分成自由软件运动、开放源代码运动、开源商业化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开源软件这四大类，它们各自内在的起源和目的是很不相同的。以项目案例为划分基准的开源历史，则接近于我在创作中的《开源案例库》的叙述方式。

编纂历史，要在过程中体现出对历史的态度，即基于史实和“史识”评价乃至断论一段历史。上面提到的不同切分方式，则是对开源历史建模的一种思考。《史记》以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为体例，《汉书》则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它们各自为历史叙事定下一种叙述模型。然而开源的历史应该怎么讲，有哪些线索、哪些关键要素，目前仍无定论。甚至于开源这个词本身，是否符合当前的需要，也尚处于争论当中。例如我在不同场合会提到开源不止开放源代码，但是 Open Source 这个词提出的背景，确实强调的就是开放源代码，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也是一个暂时没有结论的问题。

除了开源的历史，再回到触动我思考历史相关的问题的出发点，自二十四史以后，现实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我们有没有历史可以依据？我想很多人也并不清楚。对于时事的讨论，我看到参与者很容易陷入到身份政治的桎梏里，枉顾事实只管站队后相互抨击。且不说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只会在原本万物互联的世界里形成一个个信息茧房，这些抨击本身也是虚幻的。因为失去了对事实的探究，追求宏大叙事或者以点概面急速上升，我们没能关注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为什么发生。

我们看《史记》、看《三国志》，多的是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叙事。如果能够再多一些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聚焦，撕开身份和站队这面无差别的旗帜，迫使其中的个人思考他的境地和责任，或许比起，一个模糊的概念碰撞另一个模糊的概念，会更有价值一些。

我对1946年-1949年间发生解放战争的了解，更多还是停留在影视剧和历史课本的层面，浅层次，表面化。最近在得到APP 看到一本书《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更宏观、更深入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不是简简单单说只是小米加步枪，不是靠小规模的游击战，是通过系统性、全面性的战略部署，通过一场场精密谋划的战役，一城一地地打下来的。

本书以历史为序，采用史论结合的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回忆录、党史资料等，从 13 个不同侧面树立了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全新更新了我对解放战争的认知。

1、“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战争之初，解放军的整体实力是比国民党的军队有不少差距，但这个差距并没有非常大，国民党的军队并非不可战胜，党中央对战争前的情势有着全局而清晰的分析，相信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但又是能够胜利的，原来的计划是通过5-10的斗争取得全国的解放，但后台战争的发展，大大推进这个进程，用3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这说明共产党的军队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战术上。

2、“蒋介石给国民党打上的死结”。国民党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失去大陆，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迅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蒋介石给国民党打的死结就是“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要推行独裁统治，就会必然反对国共合作来建国，这条路在当时国家形式和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来看，注定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十年前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那么弱小，在国共内战中都顽强坚持下来了，经过全民族抗战虽然国民党的军力也有了一定发展，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更是取得了大发展，更何况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党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已经有了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长期的革命战争也使共产党锻炼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还企图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又怎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3、“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全民族联合和团结，是大势所趋。联合政府会取消蒋介石一直主张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使蒋介石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无论接受还是拒绝都是他无法面对的现实。于是蒋介石选择了内战，想通过战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达到自己独裁和一党专政的目的。

4、“为全国和平而奋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反而弥漫着内战的阴影。要取得全国的和平，就必然要和国民党的独裁和反和平统治进行斗争，退让和软弱是无法争取到全国的和平。

5、“东北为我势所必争”。抗战胜利后，确立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特别是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是解放战争前期，巩固和发展胜利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正是从东北开始的，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重要标志。

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个战术策略，在解放战争里，被淋漓精致地贯彻，成为解放军胜利的致胜法宝。如何打破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毛泽东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人是一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而蒋介石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夺取中共已经控制的中小城市，并打通城市之间的交通线。这导致的局面是：地占了不少，但主力的部队的兵力损失非常大。

7、“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战争的消耗是非常大，经济上的负担很大，如果战争只在解放区开展，对解放区的经济消耗是非常严重，必然无法持久。如果战争，不断延伸到国民党占领区，就是消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能力，从而改变敌我双方的经济实力。

8、“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小米加步枪”并不能准确描述解放军的军力，更多是一个比较形象的宣传说法，其实解放战争中后期，随着战场缴获的增多和解放区军事工业的发展，解放军除了没有飞机参与作战外，大炮已是为数不少，武器装备并不比国民党军逊色。战争的胜负最终是依靠军事实力，只强调精神力量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和事物的本质。

9、“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人民解放军有一个英明的统帅部是分不开的。当时，全党自觉维护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负责人高度信任，做到放手不遥制，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10、“补充的都是俘虏兵”。解放军在战争之初不到130万人，到了1949年战争取得胜利时，兵员增加到500万人，增加了近4倍。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人民解放军的补充主要是动员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则主要依靠俘虏兵了，到这时，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共产党用蒋介石送来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与蒋介石进行作战。

11、“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这里的力量不单是军力，也包括双方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组织动员能力。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但战争不仅仅是双方军队的较量。战争的胜负本质上还是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而人民群众的支持度可以说更是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团结了可以团结所有力量：农民工，工人，民族资本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稳定了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2、“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两种战争就是公开的战争和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人并为公开的战争提供支持；另一种在公开的战争中要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用兵如神，离不开隐蔽战线的特殊贡献。

13、国民党的不治之症。由于没有组织活动，国民党名义上各级组织健全，但实际上是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也不把组织当一回事。由于不开展组织活动，党员都缺乏基本的认同，党员人数虽然不少，但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没有组织力也没有号召力，整个国民党其实是一盘散沙。国民党不能团结统一，也与其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关。国民党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真正武装全党头脑、统一全党意志、集聚全党共识的理论体系。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多、装备好，但说到底是一支无信仰、无明确奋斗目标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