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译经收尾，圣录（kethuvim）的后半部分即五小卷、《但以理书》和后史（两记一志）终于完工。自二〇〇二年写《创世记》故事，开始译注摩西五经，屈指算来，恰好做了二十年。 本想趁热打铁，写一组文章，研究圣录诸篇的。内子道：还是先把《贝奥武甫》修订了吧，读者催问好久了。这个顺序也有道理，按照做学问先难后易的原则。记得钱默存先生有言，文字工作，编大部头教材简单，论文次之；注释稍难，但遇上拦路虎，尚可不注或作“待考”；最难的是翻译，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当然他说的是认真的翻译。 于是把《贝奥武甫》的几种新老注本翻出来，读了一遍，顺带温习了相关历史文献。觉得译文可修订处不少，有些表达和专名需要重新斟酌，注评部分则应大大扩充。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八十年代，经外文所好友申慧辉介绍，同北京三联沈昌文先生联系出书的时候，国内出版业还很困难，纸张紧缺。从前著书也不兴添许多注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我注评只写了一百一十五条，沈先生照单全收，已经打破惯例了。 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的开山鼻祖，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第一座丰碑，位列欧洲中世纪四大史诗之首（其余三部是《罗兰之歌》《尼伯龙之歌》《熙德之歌》），在英语世界，属于大学生中学生必读的经典。翻译经典，做好不容易；我的体会，是一辈子的事业。下面就说说这番事业的缘起和求学之路上的几位老师——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天因为重读他们的著作，就一幕幕又回来眼前——尤其是我的博士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那“一颗幽默、洒脱又不失虔敬的灵魂”（《先知书》前言）。 * 我是六八届初中生，“老三届”的尾巴，只念了一年书就文革了。下乡去到云南“插队落户”，自学外语，当了中学教师。回想起来，少年不更事，却也不太怕艰苦和病痛，适应力强。要是成年人，感受就不同了。比如干部知识分子下干校锻炼，后来“伤痕文学”血泪控诉的很多。可我们当时看他们，好羡慕。拿着工资吃国家粮，盖一排宿舍，开两片荒地，栽点庄稼，养几头猪。没干两年又回城去了，而我们知青是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 主要是精神上苦闷。一九七〇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我是无资格的，因为是“黑九类”家庭出身，归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调动工作呢，也不可能。边境一线地区往内地调，是一刀切不批准的。我争取过。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发了调令，商调我去电台做英语教学节目——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之后，全国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可是县教育局的领导说：别来缠我。你白天白说，晚上瞎说，不合政策（见《以赛亚之歌·罗嘎》）。路都堵上了，怎么办呢？只好咬咬牙，打持久战了，自己定一个奋斗目标：译一部西方经典，再写一本书，给那“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个记录。课本里不是有一句马克思语录：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多年以后，大约是到港大教书，常回国讲学，有了比较，九十年代了我才意识到，人就是那样：有时候落入逆境，无望了，反而能培育并立定一个理想。 这两项任务，译经典跟写时代，需要读很多的书，外国的书。渐渐地，对书里面各种思想追根溯源，就碰上了古典语言和中世纪文学。 文革后期，搞“评法批儒”。家父同胡曲园先生（复旦哲学系主任）被叫去外滩的总工会大楼（原交通银行大楼），帮工人理论小组注释法家著作。这是他被打倒，“隔离审查”后，第一次获准回家居住，虽然仍须接受批判。那时我喜好译诗，选些古今诗词练习。家父遂请方重（芦浪）先生批改。方先生是上海外院英语系主任，译过陶渊明，功力很深。一行诗，一个长句，往往他改动一两个词，调整下顺序，品味就出来了。他是清华学堂毕业留美的，先入斯坦福跟一位名师塔特洛克（J.S.P. Tatlock）念乔叟，复转伯克利读博。后因不堪忍受种族歧视，又听闻北伐胜利，中国留学生兴奋莫名，便“决计提前归国”，放下了已成初稿的论文《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见先生自述《求学年代漫笔》）。 乔叟（约1343~1400），史称“英诗之父”。但方先生译《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用了散文。我对照原文读了就寻思，能否再现乔叟的诗律风格呢？然而并没有写信去求教，原因忘了，或是怕讨论方先生种的“毒草”，被人发现不好。但也可能是心有旁骛，兴趣转向拉丁语了（用一本苏联教材，我在福州路旧书店两毛钱淘来的）。 这个以诗译诗的实践性问题，后来同杨周翰先生聊过。杨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曾以维吉尔史诗《埃尼阿斯记》卷六试验译法。感到新诗格律尚未成熟，近体诗跟七古又音节太少，容纳不了原文的六音步节奏。遂决定放弃诗体，故五六十年代译奥维德《变形记》与贺拉斯《诗艺》，皆以散文出之（参《埃尼阿斯记》译本序）。 前两天，仿佛是天意，友人石君惠赐北京外院学报《西方语文》的创刊号电子版（1957），内中恰有杨先生一文，评方先生译乔叟《坎》《特》二书。商榷一些译法的同时，肯定了散文译诗以应急的“明智”，说至少保证了忠实，间或也能传达原著“极其微妙”的幽默。言下之意，还是期盼有诗体的汉译再现乔叟“音乐性很强，明朗流畅，毫不费力，自然而生动的风格”，一如卞之琳先生译《哈姆雷特》（同期有吴兴华先生评卞译）。这篇书评，杨先生六卷《作品集》未收，算是佚文，对我来说格外珍贵。 言归正传。真正转到乔叟和中世纪文学，是考上北大西语系以后。一九八二年二月入学，但那个学年导师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在耶鲁访问。我便开始学希腊语，向杨业治（禹功）先生请教。老先生是家父母三十年代在清华念书时的德文老师，所以是我的太老师了。他也是清华毕业拿庚子赔款留美的，在哈佛读的硕士，继而游学海德堡四年。日耳曼学和古典语文之外，还精通西洋乐理，主编《德汉词典》，造诣极高。他译的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听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说，是他们的考试必读，影响很大。巧的是，他和方先生一样，也译过陶渊明（汉译德）。我上燕东园太老师家聊天，谈到中世纪史诗，他说，当年哈佛英文系有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基特里奇（George Kittredge），讲授《贝奥武甫》是一绝，你可读一读。 《贝奥武甫》我看过现代英语译本，对故事情节和英雄搏怪、屠龙夺金一类神话母题略知一二。现在听了太老师谈论古日耳曼英雄社会跟北欧（古冰岛语）沙迦，再读便感受到了史诗的深沉、反讽与悲思。于是想学古英语了。 五六月间，李先生从美国回来了，得知我的兴趣在中世纪，十分高兴。原来他早年留学耶鲁，就是专攻这一段，博士论文是研究一部有名的十四世纪抄本，大英图书馆MS Harley 2253（含中古英语、诺曼法语和拉丁语诗文，习称Harley Lyrics），编注其中的政治讽刺诗。导师为语文学家梅纳（Robert Menner）和乔学家兼《贝奥武甫》译者唐纳逊（Talbot Donaldson）。但写到一半，新中国成立了，先生到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拜谒梅贻琦校长，梅校长鼓励他回清华任教，他便辍笔踏上了归途（见先生回忆录《人生历程》，页98, 102）。 先生送我两本书：牛津版《乔叟研究目录》和斯威特《古英语入门》。让我先熟悉一下“乔学”各领域的进展，为论文选题做准备。然后从秋季开始，每周两晚，到蔚秀园先生家中学古英语。中古英语方面，则自己阅读乔叟（代表伦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献，对照法国学者莫斯的经典《中古英语手册》，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详见《木腿正义·蜜与蜡的回忆》）。论文方向便定为乔叟的诗律。这个语文学训练法，加上西语系别的课程（如外教开的莎士比亚、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挺适合我的。北大两年半，李先生为我打好了古英语和乔学基础。 不过研究中世纪文学，当时国内书刊很少。论文涉及的好些资料，包括乔学新著、古法语骑士传奇和普罗旺斯/奥克语（Occitan）游吟歌手的集子，都是我向外教波士夫人求助，她从法国寄来的（参观《圣诗撷英·众神宁静》）。其中有一本学者常引用的《乔叟与法国传统》，后来才知道，作者慕斯卡金（Charles Muscatine）是我的博士导师的导师。 * 一九八四年，由李先生、杨周翰先生和教拉丁语的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推荐，我上了哈佛英文系，导师即系主任班生先生。 班先生是中世纪文学和乔学大家，当时正在编他的河畔版《乔叟全集》。报到那天，他各方面考问一遍，读过哪些书云云，见我已有语文学和诗律的基础，就让我跳过入门课程，直接跟副导师百老汇剧作家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念《贝奥武甫》。并嘱我去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听老馆长邦德（William Bond）先生讲版本学，学一点中世纪抄本同古书的知识（详见《信与忘·理想的大学》）。鉴于中世纪文献拉丁语居多，又介绍我到古典系听课，选了塔朗特（Richard Tarrant）先生的奥维德《变形记》、齐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的中古拉丁语戏剧。之后学习希伯来语，还听了库格尔（James Kugel）先生讲圣经和希伯来诗律。 班先生自己则给我一个人开一门“乔叟研究”，配一名助教，负责操作储存了乔叟作品全部抄本和词汇索引（glossarial concordance）的计算机。那时个人电脑还是稀罕物，不能联网，我们用的是詹姆斯楼（行为科学系）顶层一台硕大的计算机。就这样，在瓦伦屋（英文系小楼）的地下小教室里，局域网终端银屏闪闪，先生叼一支香烟，吞云吐雾，讨论起了乔叟：诸抄本的特点、方言词汇跟修辞风格，《坎特伯雷故事集》各篇的顺序、人物及历史背景，等等，都是编《全集》需要厘清的问题。得益于此种“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教学法，很快，我就定了论文选题，即古法语长诗《玫瑰传奇》的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三片断中，乔叟手笔的真伪考。 这题目的好处，是与老先生们讨厌的新派理论无涉，纯是了结一场打了几个世纪的乔学官司。论文完成时，副导师皮尔索（Derek Pearsall）先生的《乔叟传》刚脱稿，他说：看了你的考证，我把书稿改了几处呢。皮先生是英国绅士，讲话机智而含蓄，不像美国人直统统的。 一九八七年春，过了博士资格考，得了空闲，便准备译《贝奥武甫》。向李先生汇报，先生非常支持，亲自致信沈昌文先生推荐出版。次年，杨周翰先生来杜克大学和全美人文中心（NHC）讲学，我把试译的章节寄去请教。杨先生回信多有指点，并说起他留学牛津，听托尔金（J.R.R. Tolkien）、冉恩（C.L. Wrenn）、刘易斯（C.S. Lewis）等大家讲授史诗和乔叟的情形。那是他病倒前留给我的最后的教诲（详见《以赛亚之歌·饮水思源》）。 选择迻译《贝奥武甫》，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阿尔弗雷德先生的感召。他不仅讲课精彩——“听他一堂课，学生绝对大脑充血、揉眼伸腰，一个个仿佛从电影院里出来”（《木腿正义》前言）——也是现代丛书《贝奥武甫》的译者；其散文译笔雍容华贵，既有节制又有诗意的发挥。故而解读上每有疑问，就找他请教；时而也上雅典路他的寓所喝下午茶，听他神聊：如何开着坦克打到德国，一路上的陷阱、失误和运气，像“岁月缠身的老将怀念起少年时光”（《贝》2111）。阿先生是独身主义者，寓所常有演艺界人士和哈佛戏剧社的学生进进出出，洋溢着一种潇洒不羁的气氛。一九九九年他去世后，学生成立阿尔弗雷德学社，房子便捐给了学社，做“中世纪文学跟戏剧爱好者的家园”（参《创世记·石肩》，《我是阿尔法·弁言》）。 阿先生是纽约人，爱尔兰裔，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教修辞学的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加上皮先生，三个人定期搞诗朗诵会，《贝奥武甫》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一天，希先生突然宣布，他也开始译古英语史诗了，要给爱尔兰的世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歌手”换一副被压迫者的嗓门。他虽是著名的诗人（九五年获诺奖），却不善教课，只会念讲稿，学生昏昏欲睡。但这句话让我顿生敬意。希先生译得很慢，反复推敲，寻找一种冷峻而浑厚的带有爱尔兰音腔的语汇跟节奏。译本于九九年面世，颇受读者喜爱。 * 我上北大的时候觉得很幸运，赶上了末班车，老先生大多还健在。现在想想，八十年代的哈佛何尝不是末班车呢？班先生他们那代人过去，大学自治而自律的人文传统便衰落了，连同承载它的伦理人格。如今的校园，官僚化功利化了；而且凡事讲求政治正确，禁忌林立——诚然历史地看，也有其合理性（或如黑格尔所言，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班先生假若年轻四十岁，光凭他自嘲的那个“不可救药的共和党”身份，就保不住被轰出课堂。 先生是南方人，亚利桑那州的儿子。大学毕业入伍，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另说高中毕业参军五年，见哈佛文理学院纪念文告），其中一年在朝鲜战场。所以他是跟志愿军交过手的老兵。但这段经历他从来不提，是同学私下说的。复员后，进伯克利英文系，跟慕斯卡金读博士。我问过先生，慕斯卡金这个姓，是哪里人。先生说，他是纽约的俄裔犹太人，耶鲁英文系破纪录的第一个犹太学生。二战爆发，报名当了海军，曾参加D-Day诺曼底登陆。我上了耶鲁法学院才知道，他还是美国宪法史和加州公立教育史上留名的人物。麦卡锡“红色恐慌”那会儿，迫害左翼人士，加州政府搞了个效忠宣誓。慕先生带头，有三十一位伯克利教师拒绝在宣誓书上签名，被开除公职。他随即提起宪法诉讼，历时三年，最后打赢了官司。伯克利许多教授声援他的正义事业，大学遂请他返校复职。终其一生，慕先生积极参与加州的教育改革与平权运动，并为此多次出庭做专家证人。乔学方面他的主要成就和传世之作，便是波士夫人寄赠的那本《乔叟与法国传统》。 班先生的副导师也很有名，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孙子，电影童星兼哈佛高材生，太平洋战场上的机枪手和“贝学”家，阿兰·雷诺阿（Alain Renoir）。有一次先生忆旧，说雷先生富有法国人的才情和表演天分，他的《贝奥武甫》课迷倒一大批学生。众人都说，这一表人才怎么落在英文系了？应该去好莱坞呀。 先生的博士论文，是探讨十四世纪中古英语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的诗艺和寓意。显然论文深获好评，因为他一九五九年伯克利毕业即受聘于哈佛，从此再没有离开。 先生学问上的贡献，可分为三大块。一是乔叟，以《乔叟全集》（1987）和《乔叟词汇索引》（1993）为代表，造福于学林。二是亚瑟王传奇，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校注古籍，考据源流，阐发新说，涵盖整个领域，包括中古英语分节体和头韵体《亚瑟之死》，马罗里爵士的散文《亚瑟之死》，以及十二世纪柯雷先（Chrétien de Troyes）的古法语亚瑟王系列。受惠于先生的教导，我对中世纪传奇也大感兴趣，从《圣杯传》《墨林》《哀生》《玫瑰传奇》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神话传说。这是后来我写亚瑟王与圆桌骑士故事集《玻璃岛》的因缘。 第三，便是《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先生有几篇开风气的论文，是各种贝学文萃必收的。最早一篇《盎格鲁·撒克逊程式化诗歌的文学特征》，在哈佛还留下了一段掌故。哈佛的民俗学和神话研究，肇始于首任英文讲席教授兼乔学先驱柴尔德（Francis Child）收集整理《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歌》八卷（1857~58）。后经柴氏的学生基特里奇（杨业治先生的老师）接力推进，到英文系的马公（Francis Magoun）、古典系的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Lord）手里，终于蔚为大观。现在好像归日耳曼文学系的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领衔。米老师八十年代尚是“青椒”（青年教师），教我们古冰岛语和北欧沙迦，一个小班，七八个人。 一九三四年，帕里带着他的学生洛德，到南斯拉夫偏远山区调查民谣，给民间歌手的演唱录音，总结出一套谣曲传唱的程式和相应的诗学。并由此设想，荷马史诗也遵循同样的传唱技法，起初并无固定文本。然而帕里英年早逝，没来得及阐发他的理论——三五年十二月，他到洛杉矶访岳母，在旅馆房间内遇难。警方称，他放在旅行箱里的手枪走火，击中心脏（但他女儿怀疑是他杀）——是马公支持洛德完成了帕里的未竟之业，并亲自出马，把这一理论拓展到古英语诗，认为《贝奥武甫》也是口传而非（寺院或宫廷）书写文化的产物。五六十年代，马公此说是显学。 班先生却逆流而上，论文开篇就点了马公和洛德的名。他的立论很巧，从翻译入手。传世的古英语诗，有相当部分译自拉丁语宗教文献。班先生用一连串例证说明，马公、洛德认定的判断即兴演唱的口传作品的标准，如押头韵的复合词和短语，套喻（kenning）用作衬词，诗句极少跨行（enjambement）等，在古英语译作中也大量存在。如果这些特点无法据以区分译作和原创，包括赞美诗、圣徒传、英雄歌谣，乃至《贝奥武甫》，则不管马公所倡导的“帕里-洛德理论”对荷马史诗的解释有效与否，对判定一首古英语诗是否口传，或即兴演唱的记录，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些译自拉丁语的宗教诗和寓言诗，例如《创世记》《出埃及记》《凤凰》，肯定是出自拉丁语娴熟的寺院僧侣和读书人之手，而非不识字的歌手之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论文在现代语言协会（MLA）纽约年会上宣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律。据说，马公有点不悦。之后，班先生即以此文和新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艺术和传统》（1965）为代表作，申请终生教职（tenure）。而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不是别个，正是英文系资深教授马公。这马老先生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flying ace），战斗英雄。原来他哈佛本科毕业，恰逢战事紧张。他谎称自己是（英属自治领）加拿大人，到英国报名参加皇家空军，当了双翼机飞行员；不久便壮志凌云，取得击落敌机五架的辉煌战绩。战后回到哈佛，念语文学博士，留校任教，成了天才的基特里奇的接班人。老先生学问渊博，热衷于收集研究民谣童话。晚年自学芬兰语，翻译了芬兰史诗《英雄国》（Kalevala, 1963）。芬兰人大为感动，以国家最高荣誉给他授勋。他还是洛德的博士论文导师。所以班先生这篇论文，挑战了他们师生两个（英文系和古典系）大牌教授。 于是老英雄遇上了新问题：毙不毙这个亚利桑那州荒野边地冒出来的刺头？踌躇半天，忽然窗口吹进一股风，翻开了年轻人的履历表，亮出一行字，“海军陆战队……朝鲜战场”。他心底咯噔一下，“记起了自己的荣光”（mærþo gemunde），一如丹麦老王对“蜂狼”贝奥武甫的殷殷属望（《贝》654以下）…… 以上是哈佛老院（Harvard Yard）里的传说。 我上网检索了一下，马公一九六一年退休，班先生是六五年（据先生的文集《驳论集》编者序，则是六四年）升教授。如此，先生申请终生教职时，马公应该不会参与评审。当然，不排除委员会上有教授是马公一派，却秉持百家争鸣的原则，投了赞成票。没有不透风的墙，内幕流传出来，好事者附会到了马公身上。毕竟，人都愿意老英雄多一桩逸闻趣事。 * 如今班先生也成了传奇。他是二〇一五年二月逝世的，享年八十六。学生和同道的纪念文字，都提及他的不修边幅，办公室烟雾腾腾，书架上酒瓶站岗。那年头吸烟而非禁烟才是人权。所以他讲课能够一支烟一会儿当粉笔指点，一会儿又叼在口中。有几回叼颠倒了，过滤嘴朝外，手就伸进裤兜摸打火机。这时大伙儿的心就吊起来了，都想看他把烟嘴点燃的窘相。可他总是在最后一秒，把香烟翻转或者打火机又放回了兜里，弄的课堂里一片无声的叹息。 先生对八十年代兴起的理论潮不感兴趣。收到别人赠书，凡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之类，就塞到他认为“爱玩理论”的研究生的信箱里，封面贴一张黄字条：“转赠不代表赞同”。 我们研究生最享受的，是周四下午的中世纪文学研讨会之前，他主持的聚餐。那是先生当系主任以后建立的制度，周四中午全体出动，从瓦伦屋走到麻省大道上的海豚饭店。通常是他起个头，讲两句现在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冷笑话，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瞎聊。聊完吃饱，便折回瓦伦屋二楼会议室，人手一杯西班牙雪利酒，研讨会开始。主讲人是先生邀请的专家，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日本来访的国际学者。也安排博士生讲自己的论文。我讲过两次，一次谈乔叟的译笔风格（即我的博士论文），一次讨论《贝奥武甫》诗人的异端思想。讲者言毕，先生便起身，一边评议或提问，一边给众人斟酒。他的脑筋似乎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儿，学问饮酒两不误。 用一位现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女同学的话说，那时节，每个周四“都是我们的卡米洛城和高荒伯古堡的欢宴”。卡米洛（Camelot）是亚瑟王同桂尼薇王后的都城，英勇的圆桌骑士的驻地；高荒伯（Bercilak de Hautdesert），即先生的博士论文及第一部专著研究的《加文爵士与绿骑士》里的古堡主人，莫甘娜仙姑（Morgne la Faye）的骑士——那绿袍绿马，玩砍头游戏的绿发巨人（参阅《玻璃岛·绿骑士》）。 先生是老派绅士。晚年，夫人得了帕金森病，他悉心照料了十年，从无一句怨言。这事我原先不知道，是皮先生的悼词披露的。皮先生来美之前，执教于英国约克大学，那里的中世纪研究中心是他创办的。荣休以后便回到约克的老屋；他也是夫人先走。前年，英国新冠最凶的时候，皮先生也走了，享年九十。 * 一九九二年六月，拙译《贝奥武甫》问世。我在耶鲁申请了一笔研究费回国调研，顺便探亲访友，包括拜访沈先生和《读书》诸女史，取样书。那是留学八年第一趟回国。返美后，到瓦伦屋看望班先生，给他送上新书。先生非常高兴，翻开书，口中便朗朗地把引子“麦束之子”希尔德的船葬，用古英语背诵了一遍，道：中国读者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异教英雄，异端传统？他还记得周四研讨会我讲的题目呢。随后拿到隔壁办公室给贝特（W. Jackson Bate）先生看，说：杰克，《贝奥武甫》到了中国，是不是思想史上的一件功德呀？贝先生是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权威，曾以思想史评传《济慈传》和《约翰生传》两次摘得普利策奖。 我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念头悄悄升起：也许于“思想史”而言，贡献可以再大些，试一试译注圣书？ 于是十年过后，二〇〇二年春，开始了那另一件功德：译经。 二〇二〇年春节，希伯来圣经最具哲学思辨的部分《先知书》译注杀青。献辞是纪念班先生，引了他喜欢的《神曲·地狱篇》四章的两节： Uscicci mai alcuno,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