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命运，让我多年以后寻到了贝奥武甫，那蜜酒大厅里传唱的金环赐主和屠龙英雄，走上了学术之路。 一开始，我是准备当飞行员的。小学里，我一直跟随数学老师叶老师做航模，参加航模比赛，眼睛老望着蓝天。升到初一，春季招滑翔员，心想，机会来啦。赶紧报了名。体检特严，好像视力要求2.0以上（但我可以看清楚3.0），多数人第一轮就淘汰了。第二轮，到空军医院住院检查，头一天又刷掉大半。我和一位初三的老大哥坚持到了第三天，连睡觉姿势、做梦与否都记录了。之后，部队就来学校了解个人表现，家访与父母谈话。最开心的是，让我们录取者去宝山参观了雷锋中学（上海市滑翔学校）和丁家桥机场。伸出手去，摸一摸自己做过的米格机（歼五、歼六）实体模型的真身，近距离接触英姿飒爽的飞行员叔叔，那几天真像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上了云端。可是不久，文革爆发了。 文革十年，有两个日子或两件事，我终生难忘。一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大第一次全校批斗家父，当晚上海社科院造反派突袭抄家，抢了师大红卫兵的先手（后来他们两边又斗气似的轮番抄了好多遍）。第二，就是六七年十月“复课闹革命”；返校那天，第一堂课，是何桂芸老师的英语课。 我是一九六五年考上华东师大二附中的。那时何老师刚分配来校，任隔壁四班（体育特长生班）的班主任。她圆圆的脸，烫了发，穿一条素雅的连衣裙，以我们小孩的眼光看，仿佛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有几个住校的调皮鬼（附中是全市招生，家远的同学皆住宿舍），就欺负她年轻没经验，上课老捣乱，以把她气哭了为能事。但是我喜欢何老师，因为她发音特别清楚。比如国际音标[æ]，齿间距离多大？看着我，她说，把食指和中指叠起，这样，放牙齿中间。我们一学就会了。还有，她居然让我当了三班的英语课的课代表。我猜是因为我学过四年俄语。可是我太贪玩了，心思全在画画跟航模比赛上，没好好学。所以部队来家访的时候，问孩子有什么缺点，母亲说，别的还好，就是贪玩。不过，我的杭州二姨夫王承绪先生（中国比较教育的奠基人）见我喜欢翻他的外文书，问各种问题，教过我几句英语，所以入学就报了英语班。 但是文革一来，老师纷纷被贴了大字报，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历史问题”的，都灰头土脸的。可想而知，复课那天，一帮造过反、玩疯了的革命小将重新坐进课堂，讲台上的人心里多忐忑不安了。课本自然都归于资产阶级，不能用了。何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了几句主席语录同革命口号的英译，让我们念。她叫一个起来，一个说不会，再叫一个，还是不会；或者就怪腔怪调，嘲弄师道尊严。何老师的脑门沁出了细汗，一遍遍重复着读音，接着又讲解语法。最后，她几乎是带着祈求的声气，叫了我的名字。我起身说：对不起，何老师，我也忘了。 确实，一年多来，经历了如此历史巨变，又是大字报大串联，拥到文化广场批这个斗那个，又是工总司围攻康平路赤卫队，开启全国的武斗风潮；更别说父母都“隔离审查”了，我们家整栋宿舍楼贴满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名字画了叉叉的标语和大字报——谁还记得英语单词？ 下课铃响了。何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看四周没人，关了门，小声问道：你说实话，真的都忘了？我说：真的，不骗你。还故意提高了语调，显得满不在乎。她就坐下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时，她的美丽的眼睛已经噙着泪水，却没有一点批评和责备的意思，纯是无言的悲哀。那是我第一次，在真实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位尊者的哀痛，而她的眼泪是因我而流的！我赶紧退了出去。 那一天，我惭愧极了。那双含着泪光的哀伤的眼睛，从此就再没有离开过我，无论走到哪里，天涯海角，境遇如何。我从小顽皮。母亲晚年常说，我一闯祸，她就得给老师写检讨书。但是那一天，我做了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决定：自学外语。那一年，我十四岁。 去年夏天，开始修订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译注之前，重温先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的著作。其中论乔叟风格的渊源一文提及，乔叟习诗，与伦敦宫廷诗人交往，当始于一三五七年。那一年，父亲设法将他送进爱德华三世之子莱昂内尔的妻子，厄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Elizabeth de Burgh, 4th Countess of Ulster）的府邸，做了一名少年侍从（班生《驳论集》，页243；参阅郝沃德《乔叟全传》，页34以下）。学界通说，乔叟生于一三四三年前后；如此，天才的“英诗之父”或许也是“吾十有四而志于学”了，我突然意识到。 二〇一七年教师节，上海社科院友人张君炼红在微信上发了一张照片，是高中老师写在她的笔记本上的毕业赠言。字体潇洒，有点眼熟；细看，署名徐荣华。便问她：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老师么？答：是呀，我们的语文老师。原来炼红是附中校友，而徐师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们管他叫“老夫子”，因为他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举手投足颇显名士风度。课堂上，古今文章，娓娓讲论，还穿插着各种有趣的故事，连最捣蛋的同学也被他吸引了，听得津津有味。徐师经常表扬我的作文，每次都写下长长的评语，故我记得他的字体。 另有一事，说来好笑，却也是徐师留在我心间的温馨的一幕：当年住校同学中间曾有传闻，说老夫子在追求何老师云云，绘声绘色的。我就特别希望徐师成功，因为，如果何老师愿意的话（当然这是前提条件），我最喜欢的两位老师就永远在一起了。回想起来，那传闻实则不太靠谱，更像是顽童的恶作剧，沪语所谓“瞎三话四”——后来我在云南边疆教中学，也被学生贴过大字报，批判“白专道路”，让我对少年人的顽劣、不安分和天真可爱有了切身的体验——遂问炼红，徐师母是何老师否。她说不是，是某某老师。但何老师也教过她，她们师生最近还聚会了呢。 就这样，在教师节，通过炼红（并托徐师为她题写的赠言之福），我同敬爱的何老师重新联系上了。我算了一下，那一天距六七年“复课闹革命”，恰好“五十个冬夏”或“一百个半年”（hund missera），借用一句古英语史诗的表达。 二〇二三年三月于铁盆斋 班生（Larry D. Benson）：《驳论集：从贝奥武甫到乔叟》（Contradictions: From Beowulf to Chaucer），Scholar Press, 1995。 郝沃德（Donald Howard）：《乔叟全传》（Chaucer: His Life, His Works, His World），E.P. Dutton, 1987。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增订版），冯象译注，本事（香港），2023。 《华东师大二附中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全四册），华东师大二附中校友会编，上海三联，2018。

《贝奥武甫》初版的译注，大约始于一九八七年秋，八九年春完成，次年元月定稿付梓。那段时间挺忙，一边作博士论文，一边翻译史诗，还给旅美学人办的《九州学刊》供稿，写一组论中世纪文学的书评。第一篇《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耶鲁英文系罗宾逊教授的新著（如今已是“贝学”经典）《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日期作八七年九月，正是为译注做的准备。现在想想，年轻的时候，真是精力充沛。 一九九二年暑假回国调研探亲，在上海与同学聚会。有位淘古董的老友跟我说，他囤了二十本《贝奥武甫》。我问有何道理。他说，看版权页，这书只印了三千册，现在严重缺纸，不会重印了。将来市面上价钱肯定大涨。一晃三十年过去，想必老友的预言没错。 初版的装帧简朴大方，我蛮喜欢。还有一个属于个人偏好的理由：书是铅字排版的，笔画的粗细，字距跟标点的疏密，看上去比电脑排的舒服。这事可能多数读者不会留意，但我对色彩线条的细微变化比较敏感，小时候爱画画，养成的习惯。书刊何时全部变成电脑排版的，记不得了，网上说是一九九三年。前一阵子有则新闻，复旦还是哪一所大学，一老教授去世后藏书没地方搁，堆在弄堂口，让路人随意拿，然后就论斤卖了。我估计，再过三十年，存世的铅字版书籍，散落民间的就不多了。所以最后，这书的初版可能真有点收藏价值呢。 此次增订，书的大结构未变。原以为两三个月即可竣事，做起来才发现远远不够，因为很多资料得重新查阅（当然温书也是乐趣）。这样，从去年八月起，史诗的译文从头至尾修改了三遍；注评扩充了四倍，覆盖所有重要的校补、异文异读、神话典故、历史背景、沙迦传说同疑难诗句的解读。五个附录（《血战费恩堡》残卷、贝学小辞典、重构大事年表、人名族名地名表和三国王室谱系）皆有订正或重写。参考书目也拉长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检索；前言则换成一篇追忆师恩的文章（代序）。 初版文字的电脑输入，是内子的功劳。她还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提了不少修改建议。其中有一条未能完全采纳，就是补一篇论述史诗的长文。其实已经写了，但不太满意，觉得阐释过细，像烦琐的专业论文，便拆散了放在注评里了。希望这样注评会变得更有趣些。 现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同社会文化观念，主流宗教和政法制度，根子在中世纪而非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英国（449~1066）的文学遗产，便是西方中世纪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领域在中国仍是冷门，关注和研究不多。有历史的原因，不赘述了。但《贝奥武甫》是个例外，在Z世代（网生代）中间知名度颇高。这个我原先不知道，是回国服务以后学生告诉我的。他们都看过一位名叫“贝奥武夫”的中洲英雄的连环漫画和数码电影，或者打过他搏巨魔屠火龙的电子游戏。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读书写书是我的工作。然而我想，若是可以年轻“五十个冬天”，恐怕也会忍不住看一天动漫、体验会儿电游吧——如果人必须去到那儿才能破解魔咒，寻出金环的宝藏，如老托尔金那样，流连忘返在少年人的心里面，那一片古剑与火龙的故乡。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铁盆斋 原载《上海书评》2023.5.14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冯象译注，北京三联，1992。

去年六月，译经收尾，圣录（kethuvim）的后半部分即五小卷、《但以理书》和后史（两记一志）终于完工。自二〇〇二年写《创世记》故事，开始译注摩西五经，屈指算来，恰好做了二十年。 本想趁热打铁，写一组文章，研究圣录诸篇的。内子道：还是先把《贝奥武甫》修订了吧，读者催问好久了。这个顺序也有道理，按照做学问先难后易的原则。记得钱默存先生有言，文字工作，编大部头教材简单，论文次之；注释稍难，但遇上拦路虎，尚可不注或作“待考”；最难的是翻译，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当然他说的是认真的翻译。 于是把《贝奥武甫》的几种新老注本翻出来，读了一遍，顺带温习了相关历史文献。觉得译文可修订处不少，有些表达和专名需要重新斟酌，注评部分则应大大扩充。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八十年代，经外文所好友申慧辉介绍，同北京三联沈昌文先生联系出书的时候，国内出版业还很困难，纸张紧缺。从前著书也不兴添许多注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我注评只写了一百一十五条，沈先生照单全收，已经打破惯例了。 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的开山鼻祖，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第一座丰碑，位列欧洲中世纪四大史诗之首（其余三部是《罗兰之歌》《尼伯龙之歌》《熙德之歌》），在英语世界，属于大学生中学生必读的经典。翻译经典，做好不容易；我的体会，是一辈子的事业。下面就说说这番事业的缘起和求学之路上的几位老师——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天因为重读他们的著作，就一幕幕又回来眼前——尤其是我的博士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那“一颗幽默、洒脱又不失虔敬的灵魂”（《先知书》前言）。 * 我是六八届初中生，“老三届”的尾巴，只念了一年书就文革了。下乡去到云南“插队落户”，自学外语，当了中学教师。回想起来，少年不更事，却也不太怕艰苦和病痛，适应力强。要是成年人，感受就不同了。比如干部知识分子下干校锻炼，后来“伤痕文学”血泪控诉的很多。可我们当时看他们，好羡慕。拿着工资吃国家粮，盖一排宿舍，开两片荒地，栽点庄稼，养几头猪。没干两年又回城去了，而我们知青是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 主要是精神上苦闷。一九七〇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我是无资格的，因为是“黑九类”家庭出身，归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调动工作呢，也不可能。边境一线地区往内地调，是一刀切不批准的。我争取过。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发了调令，商调我去电台做英语教学节目——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之后，全国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可是县教育局的领导说：别来缠我。你白天白说，晚上瞎说，不合政策（见《以赛亚之歌·罗嘎》）。路都堵上了，怎么办呢？只好咬咬牙，打持久战了，自己定一个奋斗目标：译一部西方经典，再写一本书，给那“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个记录。课本里不是有一句马克思语录：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多年以后，大约是到港大教书，常回国讲学，有了比较，九十年代了我才意识到，人就是那样：有时候落入逆境，无望了，反而能培育并立定一个理想。 这两项任务，译经典跟写时代，需要读很多的书，外国的书。渐渐地，对书里面各种思想追根溯源，就碰上了古典语言和中世纪文学。 文革后期，搞“评法批儒”。家父同胡曲园先生（复旦哲学系主任）被叫去外滩的总工会大楼（原交通银行大楼），帮工人理论小组注释法家著作。这是他被打倒，“隔离审查”后，第一次获准回家居住，虽然仍须接受批判。那时我喜好译诗，选些古今诗词练习。家父遂请方重（芦浪）先生批改。方先生是上海外院英语系主任，译过陶渊明，功力很深。一行诗，一个长句，往往他改动一两个词，调整下顺序，品味就出来了。他是清华学堂毕业留美的，先入斯坦福跟一位名师塔特洛克（J.S.P. Tatlock）念乔叟，复转伯克利读博。后因不堪忍受种族歧视，又听闻北伐胜利，中国留学生兴奋莫名，便“决计提前归国”，放下了已成初稿的论文《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见先生自述《求学年代漫笔》）。 乔叟（约1343~1400），史称“英诗之父”。但方先生译《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用了散文。我对照原文读了就寻思，能否再现乔叟的诗律风格呢？然而并没有写信去求教，原因忘了，或是怕讨论方先生种的“毒草”，被人发现不好。但也可能是心有旁骛，兴趣转向拉丁语了（用一本苏联教材，我在福州路旧书店两毛钱淘来的）。 这个以诗译诗的实践性问题，后来同杨周翰先生聊过。杨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曾以维吉尔史诗《埃尼阿斯记》卷六试验译法。感到新诗格律尚未成熟，近体诗跟七古又音节太少，容纳不了原文的六音步节奏。遂决定放弃诗体，故五六十年代译奥维德《变形记》与贺拉斯《诗艺》，皆以散文出之（参《埃尼阿斯记》译本序）。 前两天，仿佛是天意，友人石君惠赐北京外院学报《西方语文》的创刊号电子版（1957），内中恰有杨先生一文，评方先生译乔叟《坎》《特》二书。商榷一些译法的同时，肯定了散文译诗以应急的“明智”，说至少保证了忠实，间或也能传达原著“极其微妙”的幽默。言下之意，还是期盼有诗体的汉译再现乔叟“音乐性很强，明朗流畅，毫不费力，自然而生动的风格”，一如卞之琳先生译《哈姆雷特》（同期有吴兴华先生评卞译）。这篇书评，杨先生六卷《作品集》未收，算是佚文，对我来说格外珍贵。 言归正传。真正转到乔叟和中世纪文学，是考上北大西语系以后。一九八二年二月入学，但那个学年导师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在耶鲁访问。我便开始学希腊语，向杨业治（禹功）先生请教。老先生是家父母三十年代在清华念书时的德文老师，所以是我的太老师了。他也是清华毕业拿庚子赔款留美的，在哈佛读的硕士，继而游学海德堡四年。日耳曼学和古典语文之外，还精通西洋乐理，主编《德汉词典》，造诣极高。他译的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听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说，是他们的考试必读，影响很大。巧的是，他和方先生一样，也译过陶渊明（汉译德）。我上燕东园太老师家聊天，谈到中世纪史诗，他说，当年哈佛英文系有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基特里奇（George Kittredge），讲授《贝奥武甫》是一绝，你可读一读。 《贝奥武甫》我看过现代英语译本，对故事情节和英雄搏怪、屠龙夺金一类神话母题略知一二。现在听了太老师谈论古日耳曼英雄社会跟北欧（古冰岛语）沙迦，再读便感受到了史诗的深沉、反讽与悲思。于是想学古英语了。 五六月间，李先生从美国回来了，得知我的兴趣在中世纪，十分高兴。原来他早年留学耶鲁，就是专攻这一段，博士论文是研究一部有名的十四世纪抄本，大英图书馆MS Harley 2253（含中古英语、诺曼法语和拉丁语诗文，习称Harley Lyrics），编注其中的政治讽刺诗。导师为语文学家梅纳（Robert Menner）和乔学家兼《贝奥武甫》译者唐纳逊（Talbot Donaldson）。但写到一半，新中国成立了，先生到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拜谒梅贻琦校长，梅校长鼓励他回清华任教，他便辍笔踏上了归途（见先生回忆录《人生历程》，页98, 102）。 先生送我两本书：牛津版《乔叟研究目录》和斯威特《古英语入门》。让我先熟悉一下“乔学”各领域的进展，为论文选题做准备。然后从秋季开始，每周两晚，到蔚秀园先生家中学古英语。中古英语方面，则自己阅读乔叟（代表伦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献，对照法国学者莫斯的经典《中古英语手册》，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详见《木腿正义·蜜与蜡的回忆》）。论文方向便定为乔叟的诗律。这个语文学训练法，加上西语系别的课程（如外教开的莎士比亚、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挺适合我的。北大两年半，李先生为我打好了古英语和乔学基础。 不过研究中世纪文学，当时国内书刊很少。论文涉及的好些资料，包括乔学新著、古法语骑士传奇和普罗旺斯/奥克语（Occitan）游吟歌手的集子，都是我向外教波士夫人求助，她从法国寄来的（参观《圣诗撷英·众神宁静》）。其中有一本学者常引用的《乔叟与法国传统》，后来才知道，作者慕斯卡金（Charles Muscatine）是我的博士导师的导师。 * 一九八四年，由李先生、杨周翰先生和教拉丁语的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推荐，我上了哈佛英文系，导师即系主任班生先生。 班先生是中世纪文学和乔学大家，当时正在编他的河畔版《乔叟全集》。报到那天，他各方面考问一遍，读过哪些书云云，见我已有语文学和诗律的基础，就让我跳过入门课程，直接跟副导师百老汇剧作家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念《贝奥武甫》。并嘱我去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听老馆长邦德（William Bond）先生讲版本学，学一点中世纪抄本同古书的知识（详见《信与忘·理想的大学》）。鉴于中世纪文献拉丁语居多，又介绍我到古典系听课，选了塔朗特（Richard Tarrant）先生的奥维德《变形记》、齐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的中古拉丁语戏剧。之后学习希伯来语，还听了库格尔（James Kugel）先生讲圣经和希伯来诗律。 班先生自己则给我一个人开一门“乔叟研究”，配一名助教，负责操作储存了乔叟作品全部抄本和词汇索引（glossarial concordance）的计算机。那时个人电脑还是稀罕物，不能联网，我们用的是詹姆斯楼（行为科学系）顶层一台硕大的计算机。就这样，在瓦伦屋（英文系小楼）的地下小教室里，局域网终端银屏闪闪，先生叼一支香烟，吞云吐雾，讨论起了乔叟：诸抄本的特点、方言词汇跟修辞风格，《坎特伯雷故事集》各篇的顺序、人物及历史背景，等等，都是编《全集》需要厘清的问题。得益于此种“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教学法，很快，我就定了论文选题，即古法语长诗《玫瑰传奇》的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三片断中，乔叟手笔的真伪考。 这题目的好处，是与老先生们讨厌的新派理论无涉，纯是了结一场打了几个世纪的乔学官司。论文完成时，副导师皮尔索（Derek Pearsall）先生的《乔叟传》刚脱稿，他说：看了你的考证，我把书稿改了几处呢。皮先生是英国绅士，讲话机智而含蓄，不像美国人直统统的。 一九八七年春，过了博士资格考，得了空闲，便准备译《贝奥武甫》。向李先生汇报，先生非常支持，亲自致信沈昌文先生推荐出版。次年，杨周翰先生来杜克大学和全美人文中心（NHC）讲学，我把试译的章节寄去请教。杨先生回信多有指点，并说起他留学牛津，听托尔金（J.R.R. Tolkien）、冉恩（C.L. Wrenn）、刘易斯（C.S. Lewis）等大家讲授史诗和乔叟的情形。那是他病倒前留给我的最后的教诲（详见《以赛亚之歌·饮水思源》）。 选择迻译《贝奥武甫》，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阿尔弗雷德先生的感召。他不仅讲课精彩——“听他一堂课，学生绝对大脑充血、揉眼伸腰，一个个仿佛从电影院里出来”（《木腿正义》前言）——也是现代丛书《贝奥武甫》的译者；其散文译笔雍容华贵，既有节制又有诗意的发挥。故而解读上每有疑问，就找他请教；时而也上雅典路他的寓所喝下午茶，听他神聊：如何开着坦克打到德国，一路上的陷阱、失误和运气，像“岁月缠身的老将怀念起少年时光”（《贝》2111）。阿先生是独身主义者，寓所常有演艺界人士和哈佛戏剧社的学生进进出出，洋溢着一种潇洒不羁的气氛。一九九九年他去世后，学生成立阿尔弗雷德学社，房子便捐给了学社，做“中世纪文学跟戏剧爱好者的家园”（参《创世记·石肩》，《我是阿尔法·弁言》）。 阿先生是纽约人，爱尔兰裔，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教修辞学的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加上皮先生，三个人定期搞诗朗诵会，《贝奥武甫》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一天，希先生突然宣布，他也开始译古英语史诗了，要给爱尔兰的世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歌手”换一副被压迫者的嗓门。他虽是著名的诗人（九五年获诺奖），却不善教课，只会念讲稿，学生昏昏欲睡。但这句话让我顿生敬意。希先生译得很慢，反复推敲，寻找一种冷峻而浑厚的带有爱尔兰音腔的语汇跟节奏。译本于九九年面世，颇受读者喜爱。 * 我上北大的时候觉得很幸运，赶上了末班车，老先生大多还健在。现在想想，八十年代的哈佛何尝不是末班车呢？班先生他们那代人过去，大学自治而自律的人文传统便衰落了，连同承载它的伦理人格。如今的校园，官僚化功利化了；而且凡事讲求政治正确，禁忌林立——诚然历史地看，也有其合理性（或如黑格尔所言，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班先生假若年轻四十岁，光凭他自嘲的那个“不可救药的共和党”身份，就保不住被轰出课堂。 先生是南方人，亚利桑那州的儿子。大学毕业入伍，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另说高中毕业参军五年，见哈佛文理学院纪念文告），其中一年在朝鲜战场。所以他是跟志愿军交过手的老兵。但这段经历他从来不提，是同学私下说的。复员后，进伯克利英文系，跟慕斯卡金读博士。我问过先生，慕斯卡金这个姓，是哪里人。先生说，他是纽约的俄裔犹太人，耶鲁英文系破纪录的第一个犹太学生。二战爆发，报名当了海军，曾参加D-Day诺曼底登陆。我上了耶鲁法学院才知道，他还是美国宪法史和加州公立教育史上留名的人物。麦卡锡“红色恐慌”那会儿，迫害左翼人士，加州政府搞了个效忠宣誓。慕先生带头，有三十一位伯克利教师拒绝在宣誓书上签名，被开除公职。他随即提起宪法诉讼，历时三年，最后打赢了官司。伯克利许多教授声援他的正义事业，大学遂请他返校复职。终其一生，慕先生积极参与加州的教育改革与平权运动，并为此多次出庭做专家证人。乔学方面他的主要成就和传世之作，便是波士夫人寄赠的那本《乔叟与法国传统》。 班先生的副导师也很有名，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孙子，电影童星兼哈佛高材生，太平洋战场上的机枪手和“贝学”家，阿兰·雷诺阿（Alain Renoir）。有一次先生忆旧，说雷先生富有法国人的才情和表演天分，他的《贝奥武甫》课迷倒一大批学生。众人都说，这一表人才怎么落在英文系了？应该去好莱坞呀。 先生的博士论文，是探讨十四世纪中古英语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的诗艺和寓意。显然论文深获好评，因为他一九五九年伯克利毕业即受聘于哈佛，从此再没有离开。 先生学问上的贡献，可分为三大块。一是乔叟，以《乔叟全集》（1987）和《乔叟词汇索引》（1993）为代表，造福于学林。二是亚瑟王传奇，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校注古籍，考据源流，阐发新说，涵盖整个领域，包括中古英语分节体和头韵体《亚瑟之死》，马罗里爵士的散文《亚瑟之死》，以及十二世纪柯雷先（Chrétien de Troyes）的古法语亚瑟王系列。受惠于先生的教导，我对中世纪传奇也大感兴趣，从《圣杯传》《墨林》《哀生》《玫瑰传奇》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神话传说。这是后来我写亚瑟王与圆桌骑士故事集《玻璃岛》的因缘。 第三，便是《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先生有几篇开风气的论文，是各种贝学文萃必收的。最早一篇《盎格鲁·撒克逊程式化诗歌的文学特征》，在哈佛还留下了一段掌故。哈佛的民俗学和神话研究，肇始于首任英文讲席教授兼乔学先驱柴尔德（Francis Child）收集整理《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歌》八卷（1857~58）。后经柴氏的学生基特里奇（杨业治先生的老师）接力推进，到英文系的马公（Francis Magoun）、古典系的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Lord）手里，终于蔚为大观。现在好像归日耳曼文学系的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领衔。米老师八十年代尚是“青椒”（青年教师），教我们古冰岛语和北欧沙迦，一个小班，七八个人。 一九三四年，帕里带着他的学生洛德，到南斯拉夫偏远山区调查民谣，给民间歌手的演唱录音，总结出一套谣曲传唱的程式和相应的诗学。并由此设想，荷马史诗也遵循同样的传唱技法，起初并无固定文本。然而帕里英年早逝，没来得及阐发他的理论——三五年十二月，他到洛杉矶访岳母，在旅馆房间内遇难。警方称，他放在旅行箱里的手枪走火，击中心脏（但他女儿怀疑是他杀）——是马公支持洛德完成了帕里的未竟之业，并亲自出马，把这一理论拓展到古英语诗，认为《贝奥武甫》也是口传而非（寺院或宫廷）书写文化的产物。五六十年代，马公此说是显学。 班先生却逆流而上，论文开篇就点了马公和洛德的名。他的立论很巧，从翻译入手。传世的古英语诗，有相当部分译自拉丁语宗教文献。班先生用一连串例证说明，马公、洛德认定的判断即兴演唱的口传作品的标准，如押头韵的复合词和短语，套喻（kenning）用作衬词，诗句极少跨行（enjambement）等，在古英语译作中也大量存在。如果这些特点无法据以区分译作和原创，包括赞美诗、圣徒传、英雄歌谣，乃至《贝奥武甫》，则不管马公所倡导的“帕里-洛德理论”对荷马史诗的解释有效与否，对判定一首古英语诗是否口传，或即兴演唱的记录，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些译自拉丁语的宗教诗和寓言诗，例如《创世记》《出埃及记》《凤凰》，肯定是出自拉丁语娴熟的寺院僧侣和读书人之手，而非不识字的歌手之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论文在现代语言协会（MLA）纽约年会上宣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律。据说，马公有点不悦。之后，班先生即以此文和新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艺术和传统》（1965）为代表作，申请终生教职（tenure）。而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不是别个，正是英文系资深教授马公。这马老先生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flying ace），战斗英雄。原来他哈佛本科毕业，恰逢战事紧张。他谎称自己是（英属自治领）加拿大人，到英国报名参加皇家空军，当了双翼机飞行员；不久便壮志凌云，取得击落敌机五架的辉煌战绩。战后回到哈佛，念语文学博士，留校任教，成了天才的基特里奇的接班人。老先生学问渊博，热衷于收集研究民谣童话。晚年自学芬兰语，翻译了芬兰史诗《英雄国》（Kalevala, 1963）。芬兰人大为感动，以国家最高荣誉给他授勋。他还是洛德的博士论文导师。所以班先生这篇论文，挑战了他们师生两个（英文系和古典系）大牌教授。 于是老英雄遇上了新问题：毙不毙这个亚利桑那州荒野边地冒出来的刺头？踌躇半天，忽然窗口吹进一股风，翻开了年轻人的履历表，亮出一行字，“海军陆战队……朝鲜战场”。他心底咯噔一下，“记起了自己的荣光”（mærþo gemunde），一如丹麦老王对“蜂狼”贝奥武甫的殷殷属望（《贝》654以下）…… 以上是哈佛老院（Harvard Yard）里的传说。 我上网检索了一下，马公一九六一年退休，班先生是六五年（据先生的文集《驳论集》编者序，则是六四年）升教授。如此，先生申请终生教职时，马公应该不会参与评审。当然，不排除委员会上有教授是马公一派，却秉持百家争鸣的原则，投了赞成票。没有不透风的墙，内幕流传出来，好事者附会到了马公身上。毕竟，人都愿意老英雄多一桩逸闻趣事。 * 如今班先生也成了传奇。他是二〇一五年二月逝世的，享年八十六。学生和同道的纪念文字，都提及他的不修边幅，办公室烟雾腾腾，书架上酒瓶站岗。那年头吸烟而非禁烟才是人权。所以他讲课能够一支烟一会儿当粉笔指点，一会儿又叼在口中。有几回叼颠倒了，过滤嘴朝外，手就伸进裤兜摸打火机。这时大伙儿的心就吊起来了，都想看他把烟嘴点燃的窘相。可他总是在最后一秒，把香烟翻转或者打火机又放回了兜里，弄的课堂里一片无声的叹息。 先生对八十年代兴起的理论潮不感兴趣。收到别人赠书，凡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之类，就塞到他认为“爱玩理论”的研究生的信箱里，封面贴一张黄字条：“转赠不代表赞同”。 我们研究生最享受的，是周四下午的中世纪文学研讨会之前，他主持的聚餐。那是先生当系主任以后建立的制度，周四中午全体出动，从瓦伦屋走到麻省大道上的海豚饭店。通常是他起个头，讲两句现在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冷笑话，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瞎聊。聊完吃饱，便折回瓦伦屋二楼会议室，人手一杯西班牙雪利酒，研讨会开始。主讲人是先生邀请的专家，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日本来访的国际学者。也安排博士生讲自己的论文。我讲过两次，一次谈乔叟的译笔风格（即我的博士论文），一次讨论《贝奥武甫》诗人的异端思想。讲者言毕，先生便起身，一边评议或提问，一边给众人斟酒。他的脑筋似乎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儿，学问饮酒两不误。 用一位现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女同学的话说，那时节，每个周四“都是我们的卡米洛城和高荒伯古堡的欢宴”。卡米洛（Camelot）是亚瑟王同桂尼薇王后的都城，英勇的圆桌骑士的驻地；高荒伯（Bercilak de Hautdesert），即先生的博士论文及第一部专著研究的《加文爵士与绿骑士》里的古堡主人，莫甘娜仙姑（Morgne la Faye）的骑士——那绿袍绿马，玩砍头游戏的绿发巨人（参阅《玻璃岛·绿骑士》）。 先生是老派绅士。晚年，夫人得了帕金森病，他悉心照料了十年，从无一句怨言。这事我原先不知道，是皮先生的悼词披露的。皮先生来美之前，执教于英国约克大学，那里的中世纪研究中心是他创办的。荣休以后便回到约克的老屋；他也是夫人先走。前年，英国新冠最凶的时候，皮先生也走了，享年九十。 * 一九九二年六月，拙译《贝奥武甫》问世。我在耶鲁申请了一笔研究费回国调研，顺便探亲访友，包括拜访沈先生和《读书》诸女史，取样书。那是留学八年第一趟回国。返美后，到瓦伦屋看望班先生，给他送上新书。先生非常高兴，翻开书，口中便朗朗地把引子“麦束之子”希尔德的船葬，用古英语背诵了一遍，道：中国读者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异教英雄，异端传统？他还记得周四研讨会我讲的题目呢。随后拿到隔壁办公室给贝特（W. Jackson Bate）先生看，说：杰克，《贝奥武甫》到了中国，是不是思想史上的一件功德呀？贝先生是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权威，曾以思想史评传《济慈传》和《约翰生传》两次摘得普利策奖。 我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念头悄悄升起：也许于“思想史”而言，贡献可以再大些，试一试译注圣书？ 于是十年过后，二〇〇二年春，开始了那另一件功德：译经。 二〇二〇年春节，希伯来圣经最具哲学思辨的部分《先知书》译注杀青。献辞是纪念班先生，引了他喜欢的《神曲·地狱篇》四章的两节： Uscicci mai alcuno, o...

布莱希特是一位伟大戏剧家，更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像伟大小说家托马斯·哈代一样，首先是，以及更是一位伟大诗人，则是较少人知道的，但在文学界和诗歌界，却已是共识。诚如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在他的歌谣、爱情抒情诗、讽刺诗、模拟田园诗、说教诗和政治诗如今汇集起来之后，很明显，布莱希特是那种非常罕见的伟大诗人现象，对他来说诗歌几乎是一种日常探访和呼吸……毫无疑问本世纪上半叶两位伟大的德语诗人是里尔克和布莱希特。”批评家克利夫·詹姆斯有相近的看法，他说：“对那些把艺术视为美妙的体育竞争的人来说，里尔克正与布莱希特争夺二十世纪最伟大德语诗人的头衔。对他们的标准看法是，布莱希特的诗歌艺术是奉献给社会革命的，而里尔克的诗歌艺术则是奉献给艺术的。” 布莱希特的伟大，是很晚近的事，因为他的诗全集直到 1967年即他死后十余年才出版，总共有约一千首诗，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多首诗是他生前出版过的，包括十多首戏剧中的歌。而所谓生前出版过的，还包括实际上没正式发行过的《斯文堡诗抄》。最新的三十卷本布莱希特作品集则显示，其诗歌占了五卷，总共超过两千三百首。当然，目光敏锐者例如 W. H. 奥登，仅凭布莱希特已出版的少数诗歌，尤其是他的早期诗，就把布莱希特列为影响他的十多位诗人之一。本雅明也很早就看出布莱希特的天才，他认为“布莱希特是本世纪最自如的诗人”。汉娜·阿伦特则说：“布莱希特毫无疑问是德国当今最伟大的诗人，以及可能是德国当今最伟大的戏剧家。他是唯一可以跟卡夫卡和布洛赫在德语文学里、乔伊斯在英语文学里和普鲁斯特在法语文学里比肩的诗人。”当约翰·威利特主编的第一部较大规模的布莱希特诗歌英译本在 1976年出版时，奥登的好友、也是该诗集译者之一的斯蒂芬·斯彭德认为它是“本世纪重大的诗歌成就之一”，翻译过布莱希特戏剧《三毛钱歌剧》的苏格兰大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则称它为“一部最重要和难以估量的诗集”。 布莱希特不停地写诗，不停地搞戏剧活动，但对发表诗歌作品却颇为消极，甚至冷淡。1928年，当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邀请他做一次公开朗诵时，他拒绝了，理由是：“我的诗歌是反对我的戏剧写作活动的最有力理由，大家都会叹一口气说，我爹应让我去写诗而不是去蹚写戏的浑水”。他更重视他的戏剧活动，而把写诗当成非常私人的事。约翰·威利特说，也许布莱希特比除卡夫卡之外的任何大作家都更满足于认为自己更重大的成就应该保持隐而不露。 布莱希特 1898年生于奥格斯堡，1927年出版诗集《家庭祈祷书》，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流亡国外，最初辗转于北欧，然后于 1939年流亡美国，1947年才重返欧洲，1949年回到民主德国，创办柏林剧团。他的诗亦可以粗略地分为早期、流亡期和后期，每一时期都产生很多好诗和杰作。早期代表作是诗集《家庭祈祷书》，流亡期代表作包括《斯文堡诗抄》，后期代表作包括组诗《布科哀歌》。他写了很多政治诗，其中有些非常出色，有些则是单调教条的。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这种有政治倾向或社会关注倾向的诗人，在写其他领域和题材时，给这些领域和题材带来的新异性和别致性。 下面我打算对我多年来看过而又印象较深的关于布莱希特的评论，作一番梳理和综述，也许会有益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布莱希特的诗歌。 * 德国学者卡尔·韦尔费尔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布莱希特诗选》（1965）导言中说，早在 1928年，德国文学批评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评论布莱希特的惊世之作《家庭祈祷书》时就认为：“在戏剧上，这个人有非同凡响的才能，而在诗歌上他不止于此。”又说：“在我看来，他与戈特弗里德·贝恩是当今德国健在的最伟大的抒情天才。” 韦尔费尔拿布莱希特的诗歌与一般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抒情天才的德语现代诗人例如里尔克、特拉克尔、贝恩等做比较：“我们立即便发现当我们读布莱希特，我们就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不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他比较了布莱希特与贝恩的异同。贝恩宣称，他的文章和诗，对人具有一种挑衅的效果。在这挑衅面前，他创造艺术、写诗；诗是他对生死问题的回答；诗是人类心灵最高贵的产物；在诗中他建立他自己的存在，对抗自然的事物，超越它们。布莱希特在诗中似乎也表达了某种类似的东西。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为布莱希特完全没有作为贝恩著作之特征的那种艺术的形而上学。与贝恩那种在理智上把心灵与自然分离的做法不同，布莱希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他把诗歌视为某种与大地上其他事物一样自然的东西。布莱希特诗中的人，用一种与杀死他们的自然力一样不带感情的方式歌唱。如同他们的歌唱一样，写诗对布莱希特来说是一种即兴、自发、几乎是生理学的行为，如同吃饭、喝酒、抽烟和做爱。 韦尔费尔还说，布莱希特与其他德语现代诗人的不同，使他想起艾略特 1941年为其编辑的《吉卜林诗选》所写的导言中的一席话。艾略特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具备如此伟大天赋的作家，对他来说诗歌似乎更多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形式本身感兴趣……因为我们都把目标集中于某种首先应当是的东西……对吉卜林来说，一首诗却是某种意在行动的东西。”艾略特还把吉卜林拿来与德莱顿比较，认为“对两人来说，智慧具有压倒灵感的优越性；两人都更关注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悲欢，更关注他们自己的感觉与其他人的感觉的相似性，而不是关注他们自己的感觉的独特性。”韦尔费尔认为，艾略特这席话可以用来说明布莱希特的诗歌与其他诗人的抒情作品的不同。“从一开始，布莱希特的诗歌就完全没有成为大部分现代诗之特点的那种艰深的私密性，没有抒情的自我在诗歌灵感的孤独中发出内心独白。”事实上布莱希特1927年就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们普遍倾向于高估“纯粹、抒情的产品”。韦尔费尔还提到艾略特对吉卜林的描述，也很适用于形容布莱希特诗歌的其他特色：绝无隐晦、极度明晰、主题性、应景性、政治关联。在句法结构上，布莱希特保持在正常德语语法用法的范围内，尽管他是以一种高度原创性和真正地艺术性的方式保持这种正常的。 在韦尔费尔看来，布莱希特的诗歌构成与吉卜林的诗歌构成的相似性还不止于此。例如吉卜林深受钦定本《圣经》影响，布莱希特则深受路德译的《圣经》影响。艾略特把吉卜林称为“非个性”的作者，并指出他具有一种特殊才能，就是写“各类极其客观的诗歌”，例如赞美诗和铭文，这类诗歌形式“可以也应该充满强烈感情，但必须是一种完全可以分享的感情”。布莱希特也正是如此。他写歌谣、赞美诗、铭文、讽刺诗、说教诗、隽语诗。他喜欢以“非个性”的方式说话，抒情的自我完全消失在诗的题材背后。韦尔费尔说：“他的诗以词语和节奏对二十世纪的人类状况的经验作出生动的反应。它们追踪我们当下生活的样式，描绘一个世界的画面，而这个世界又是我们能够在不脱离现实的情况下共同分享的。” 布莱希特诗歌的政治倾向性也是他与其他德国现代诗人不同的一个因素。批评家托尼·戴维斯在收录于罗纳德·斯佩尔斯主编的论文集《布莱希特的政治流亡诗》（2000）里的论文《力量和清晰：布莱希特、奥登与“真正的民主风格”》中说，避谈政治并非仅限于德国或英国。叶芝曾在《政治》一诗中断言私人、创新和情欲远比政治重要，以此回应托马斯·曼的一个说法。托马斯·曼说：“在我们的时代，人的命运是以政治方式来表述其意义的。”但当时托马斯·曼恰恰是自称“非政治”的。托马斯·曼在1918年说：“‘人性’是以一种人道方式思考和观察，任何人若不同意‘人性’是明显意味着一切政治的反面，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以人道方式思考和反省意味着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思考和反省。”戴维斯说，这种反政治的人文主义在德国文学中有多根深蒂固，可从奥尔巴赫对歌德厌恶其时代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省思中看到。奥尔巴赫认为，歌德“从未有力地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并说歌德在被迫对他的时代的公共生活发表评论时“总是以泛泛的省思来谈，而这些省思几乎总是价值判断，并且主要是不信任和不同意”。戴维斯认为，这种否定政治的姿态在英国浪漫派及其继承人那里获得一种特殊的紧迫性，而对他们来说，马修·阿诺德对个人的圣化具有权威的代表性。 H. R. 海斯在其 1947年版的英译本《布莱希特诗选》导言《布莱希特，反个人主义者》中说：“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诗人总的来说是非政治的。哪怕当他们尝试做社会批评的时候，他们也依然在巴黎知识分子创造的传统中运作。这类社会批评大多数以个人抑郁、对丑恶和标准化的不满或较晚近的无政府主义绝望的面目出现。这种类型的抗议在本质上也是个人主义的。它源自于艺术家作为精英分子，作为敏感性、好品味和诚实看待人生的维护者这一理念。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反弹，但是个人主义基本上是近期美国诗歌的典型特征，并且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诗歌流派。布莱希特是德国文学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成了反个人主义的使徒……在笔者看来，他几乎是当今仍在写作的唯一的社会诗人，唯一其形式与题材一致的社会诗人，唯一名符其实的政治诗人。” 布莱希特在英语世界的重要推介者埃立克·本特利在其英译本《家庭祈祷书》导言中说，这部诗集是所有现代诗集中最佳诗集之一，但它却未能得到更普遍的承认。除了上面提到的布莱希特不屑于推广自己的诗之外，本特利认为存在着两个不愿承认它的成就的文学建制。“一个是保守派建制，这个保守派建制只愿在当代德国诗人中承认其战友戈特弗雷德·贝恩。”本特利顺带提到，艾略特喜欢引述贝恩，但当本特利把布莱希特的杰作《三毛钱歌剧》寄给费伯出版社时，艾略特看了，但拒绝出版它。“另一个是共产党建制，它欣赏布莱希特是因为他与共产党自己的约翰内斯·贝希尔（民主德国诗人和剧作家）有某些共通点，不过贝希尔的诗歌会在共产党政府任何时候停止出版它的时候消声匿迹。” 托尼·戴维斯说，虽然布莱希特的诗歌有着令人瞩目的原创性，但它没有“日日新”的现代主义者们那种有计划的实验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末世论；事实上，它似乎依附颇多传统形式——歌谣、赞美诗、情诗、哀歌——以及依附一种与读者的沟通，所有这一切对高调现代主义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布莱希特的写作与浪漫派的经验诗和情绪诗，以及与格奥尔格、贝恩和特拉克尔的象征主义和高调现代主义都有着一种摩擦性的批判关系。可以说，在英译本里，成熟期的布莱希特诗歌要求读者用一种全然不同于阅读艾略特、庞德或叶芝的诗歌，或就此而言里尔克、瓦莱里或蒙塔莱的诗歌的态度和注意力来阅读：这是一种更积极地对话的态度，对反讽和省略手法所包含的捉摸不定的泛音保持警惕，但同时又更平易近人。在那个时期（或任何时期）的英国，只有一个可比较的人物，这就是奥登。常常被拿来与布莱希特联系在一起的奥登，同样是孤独和破格的，远离艾略特式或燕卜荪式的现代主义，以及远离狄伦·托马斯和乔治·贝克的新浪漫主义，拒绝担当圣人和远见者、博学者和预言家的角色。”奥登的遗产执行人和权威研究者爱德华·曼德尔森则“私下猜测”：“布莱希特和奥登骨子里是非常相像的。” 戴维斯认为，使布莱希特与奥登联系起来的，并不是友谊甚或合作，而是他们都互相承认抒情诗的技艺和特质，用一种“颠覆性的、平民的角度看待事物”，以及彼此都“专注于写作与政治之间的调和，专注于一种真正的政治诗歌而不只是修辞上的政治诗歌”。 布莱希特本人在谈到他的早期作品时曾说：“当时我的政治知识是丢脸地可怜的：但我意识到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差异，而我觉得我的任务并不是去消除我强烈感到的这些不和谐和干扰。我在我的戏剧的事件中和在我的诗行中捕捉它们；而我这样做的时候，尚远远未意识到它们的真正特性和它们的原因。如同可以在这些文本中见到的，它并非仅仅是在形式方面‘逆流而上’，不仅仅是对墨守成规的诗歌的顺滑和悦耳的抗议，而是永远试图把人类交往表现为某种矛盾、暴力和残忍的东西。” 以翻译荷尔德林闻名，也翻译过布莱希特一些诗的戴维·康斯坦丁，在收录于《恩培多克勒的鞋子：布莱希特诗歌论集》里的一篇题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较中肯和全面地评价布莱希特的诗歌及其政治倾向，尽管他在文中很奇怪地贬低格奥尔格和里尔克。他说：“诗歌可以来自和表达任何一种人类生活和任何人类生活脉络。相应地，诗歌语言也必须自由地塑造自己。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诗歌题材和语言却往往受到诸多限制。有些题材，有些措词，被认为是没有诗意的。另一些——而这种误解同样恶劣——则被认为在本质上是诗意的。布莱希特，一位伟大戏剧家和一位甚至还要更伟大的诗人，决心在这两种体裁中直面他生活其中的现实。那是什么样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革命及其血腥镇压、卡普政变、超级通胀、魏玛、华尔街股灾、大萧条、希特勒、流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主德国、1953年遭苏联坦克镇压的柏林起义。诸如此类。他作为作家、个人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生活在其中。因此他的诗学是综合性的。他曾遗憾地形容说，歌德之后德国诗歌分裂成两大阵营：主教式的和渎神的。主教式诗歌在其令人厌恶的主要阐释者格奥尔格和里尔克身上，显然十分不愿意也无能力去正视二十世纪真实生活中的种种剧烈落差。但布莱希特并非简单地选择渎神。在渎神阵营，诗歌同样退化，即是说，愈来愈不合时宜。相反，布莱希特寻求并获得他认为是已丧失的东西：诗学语言美丽而矛盾的统一。即是说，他恢复德国诗歌无所不说的能力；混合不同语言不同音调的能力；在不同刻度中变动的能力，如果合适，会在同一首诗中做到，从最高到最低。因为真实生活正是如此：种种落差的连贯性，种种矛盾共存的可能性。” 康斯坦丁总结说，布莱希特在三个方面尤其是当代诗人的好榜样：“首先，因为他向你证明，现代性——其事实和语言，你在其中的真实生活——是你的素材和责任。其次，因为他向你证明，古老形式——十四行诗、格言、哀歌、赞美诗、圣歌、素体诗、六音步诗——在诗歌技艺中仍可以使用，且你必须去充分发挥，其不可或缺就如同你自己发明的新形式。第三，因为他明白，并且如果你研究他你也会明白：在为一种人性的政治而奋斗时，抒情诗的种种责任和手段是十分独特的，它们必须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注意。他在作为诗人的实践中知道，诗本身在其总体效果中，在其节奏中、在其语言运用中、其诉求的变换中，必须抓住我们所处的生存的种种矛盾……” 关于布莱希特诗歌中的政治和社会关注，以及他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对他的诗歌的影响，丹尼尔·魏斯博尔特为其主编的诗选《幸存的诗歌》所写的布莱希特简介，有颇为扼要的概括。他说，布莱希特把其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形容为“旨在供朋友们实际使用”，这已经暗示一种反叛，反叛传统诗观，这种传统诗观认为诗歌是某种远离或高于一般人类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类问题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这也可被视为同时敞开了通向宣传性和教育性的功利主义之门，在原则上离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已经不远。“但在实践中，布莱希特基本上能够做到保持客观，而不是简单地紧跟党的路线，而这无疑得益于他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诗歌是一种公共诗歌，但是它相对地不受众多所谓的政治介入诗歌那种虚张声势的性质的约束。布莱希特长期以来对去除诗歌神秘性的关注，使他得以抵制教条的最乏味效应。头脑清醒从未抛弃他，尽管他直到最后也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前景保持某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使得他在东欧以及西方毁誉参半，尤其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的冷战气氛中。也许这种清醒，正是他留给他的战后继承者们最有用的遗产。” 赖因霍尔德·格林在其主编的“德国文库”丛书《布莱希特诗文选》导言《布莱希特——一位现代经典作家？》中说，鉴于布莱希特戏剧的国际性影响，其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他当然是“一位总体戏剧理论和实践的完美大师，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戏剧和剧场的经典（如今几乎已经是正典）形式的创造者：也即其带有间离效果的、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史诗的剧场。”他接着说：“至于在德国文学这一较狭窄范围内，尤其是在德国诗歌范围内，布莱希特必须被誉为他所称的‘带有不规则韵式的无韵抒情诗’的传播者和难以逾越的大师——这种现代诗如今早已变成了当代德语诗歌极其重要、无所不包的典范。更有甚者，布莱希特必须与歌德、海涅、尼采一道，被视为德语诗歌语言最伟大的发明者和 /或翻新者之一，该诗歌语言如同那些重要先行者一样，源自马丁·路德译的《圣经》，路德译本乃是当今整体德语的源头。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并且仍将是一位真正的现代经典作家，如同数百年来但丁一直是一位真正的中世纪经典作家。”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迈克尔·汉布格尔在收录于其论文集《第二次洪水之后》（1986）里的精彩论文《朝向古典主义：布莱希特及其后继者》中也认为：“在他那代人的所有德语作家中，只有布莱希特把自己树立为一位‘经典作家’，并且不仅在他自己的德语中——跨越种种政治分歧——而且是在国际上。这个经典地位绝非偶然；布莱希特的所有作品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使一种新古典主义成为可能，以及把想象性的写作社会化和政治化，使得它逆转了自卢梭和浪漫主义初始以来的种种历史倾向。”他认为，布莱希特能够做到在私人关注与公共关注之间取得一种古典式的平衡。他补充说：“布莱希特的精湛是通过可想象的最严厉的准则达致的，也即使诗歌的表达功能屈从于首先考虑诗歌对他人的用途和与他人的相关性。为了达到这点，布莱希特求助于楷模。”这里所称的楷模，是指经典作家，“包括古典诗人例如贺拉斯、中世纪诗人例如维庸、现代诗人例如兰波和吉卜林，以及各式各样的通俗抒情诗和民谣。布莱希特的后期诗还得益于中国和日本楷模作家的榜样和准则，以及他自己指出的他一切作品的最重要楷模——路德译的《圣经》。”顺便补充一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也通过阿瑟·韦利的英译本，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他的中后期诗尤其明显。他还两次从韦利的英译本转译了一些中国诗，在谈到其中一位诗人时说：“用简单的词语写，但写得极其小心。”这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中后期诗的特点。 另一位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迈克尔·霍夫曼在其主编的《费伯版二十世纪德语诗歌》导言中认为：“可以说，布莱希特把诗歌带进了二十世纪。他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纪诗歌最关键性的人物：如果由我来推举，我肯定推举他。”他说，他这个看法是受到丹尼尔·魏斯博尔特编选的《幸存的诗歌》的启发。魏斯博尔特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联合主编的《现代译诗》杂志，不仅影响深远，而且眼光独到。他主编的《幸存的诗歌：战后中欧和东欧诗歌》是一本质量上乘、精挑细选的现代诗选。这是一部覆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离散和极权主义淫威下欧洲的分裂的诗选，以布莱希特开篇。霍夫曼说：“我觉得，如果没有布莱希特，还会有那种作为社会政治现实中一股活生生的力量的诗歌吗？如果没有布莱希特，那种异见、恐惧、抗议、责斥和快乐的诗歌从何开始？……他的榜样已使诗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变得更有可能。如果我是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的一位诗人，他将是我会去亲近的唯一的‘旧世界’诗人。他不大可能地综合了吉卜林、兰波、韦利、《圣经》和贺拉斯，创造了某种彻底、激进的新东西。” 汤姆·库恩在《恩培多克勒的鞋子：布莱希特诗歌论集》导言中说：“布莱希特诗歌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而在欧洲诸传统中，政治性常常被视为与抒情诗格格不入……虽然布莱希特没有像超现实主义者或达达主义者或 1960年代的‘具体诗’那样的实验性，但是他发现了诗歌的新题材，以及新的言说方式……他几乎无所不写，以及以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写。他写莎士比亚式的五音步诗和押韵的对句、四音步抑扬体、古典六音步诗、紧密押韵的歌曲和松散押韵的叙事诗，还写了大量属于他个人特色的带有不规则韵式的无韵抒情诗。他写十四行诗和歌谣和颂诗。他写长篇叙事诗和哲理诗，写格言诗和精雕细琢的四行诗。他甚至写散文诗。他写童诗和字母诗、进行曲和政治歌、涂鸦诗和箴言诗、各种变体的情诗、哀歌和赞美诗……他无所不写，其程度是惊人的，是自歌德以来没有任何德语诗人（也许没有任何语言的诗人）可以匹比的。” 卡伦·利德在收录于《恩培多克勒的鞋子：布莱希特诗歌论集》的文章《布莱希特之后》中认为，布莱希特的《致后代》一诗在后来的作家的作品中享受了一种极其不寻常的“来生”，有一群“也许在德语文学中无人可以与之匹比的后代”，因为“几乎从它被写出来到现在，在布莱希特诞生一百年之后，很多重要德语诗人都感到有必要用这首诗来衡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时代。”利德说，布莱希特一开始就使自己与流浪汉式的局外人维庸的“尘世”诗歌为伴，而不是与他所见的德语传统中的放纵和深奥为伍。“他的语言反映了这种选择。几乎从一开始，他就避开感伤和情绪暴露，致力于一种简朴和不带感情的措辞，一种接近于正常口语风格的句法结构，以及一种基本的词汇……他试图建立一种粗鲁的‘反传统’，对抗德语诗歌的核心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被迈克尔·汉布格尔概括为‘美学自足’。此外，他使自己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诗歌主流模式之外，该模式也与‘现代诗’建立了联系。”他进而提到，胡戈·弗里德里希 1956年出版的《现代诗歌的结构》提出了一条现代诗的发展轨迹，从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贝恩、特拉克尔、艾略特、庞德，一直到翁加里蒂和蒙塔莱。对弗里德里希来说，现代的特点是非理性的、痴迷的想象力，诗人既是技工又是魔术师，诗歌本身则是密封的和独白的。利德说：“不用说，布莱希特的诗歌远离这个模式。布莱希特决定性地否定诗人的经验与作品之间有直接而亲密的关系这一理念，同时在根本上坚持一种沟通姿态，而这种姿态对高调现代主义诗学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关于布莱希特诗歌的政治倾向，利德认为，布莱希特致力于创造一种全新的政治诗歌：“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在修辞上参与生活与语言之间的互相作用。” 迈克尔·汉布格尔认为：“布莱希特的诗歌是他最经久耐读和可作楷模的成就，而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歌则又要比他的早期诗歌更经久耐读和可作楷模，尽管早期诗歌才华洋溢和强劲有力。”他顺便对欧美诗歌做了一次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扼要梳理：“在约两百年间，欧洲和美国诗歌的进程乃是朝向自治。诗人愈是‘高级’，其语言就愈是不同于论述、阐释和交谈的语言。不仅格律、韵脚和隐喻——仍被德莱顿视为‘装饰’——起到了把诗歌从那些散文的沟通媒介中分离出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诗歌的句法结构本身已经演进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意义的含混和多重性被视为诗歌言说的一个突出而基本的特征。诗歌作者和评注者假定诗歌语言不同于任何其他语言。真正的诗歌远远不只是思想、感情或主张的良好或可记忆的载体，可被其他媒介传递，而是既是言说的载体又是言说的实质；不是表达事物的另一种方式，而是表达事物的唯一方式，它不能以任何其他语言表达，除了以诗歌语言。” 汉布格尔说，非专家继续抱怨现代诗的特殊困难或晦涩。专家继续享受它，认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关于“一首诗不应有意思而应就是”的名言，同时用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文章分析困难的诗及其不确定和多重的意义。“在有中产阶级背景和教养的老练的诗人中，布莱希特实际上单枪匹马写作大量且多样的诗歌作品，它们明显要传达一个单一的意思，以一种其直白和不拐弯抹角就如同最好的散文那样的语言来写。（布莱希特如果喜欢，也能够写得很不一样，这可见于他的早期诗例如《赞美诗》。）布莱希特颇为深思熟虑地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逆转二百年来的诗歌发展。鉴于诗歌的美学自足的信仰者们都觉得难以否认布莱希特是一位现代诗人和好诗人（尽管他的理论和实际都与他们的基本信条相悖），因此他们大多数很审慎，不敢轻易忽略布莱希特的诗歌。” 他说：“不管我们把布莱希特的诗歌成就视为一场革命或一场反革命，它本身都不只是瞩目的，而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诗歌的幸存是不可分割的，至少在世界那些其美学自足诗歌的根基已被道德剧变、社会剧变和政治剧变摧毁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是如此。如果按照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标准来看，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是某种反诗歌或政治诗歌的话，那么可以说，没有其他诗歌可以经受得起那些曾经目睹欧洲文明被夷为一堆瓦砾的人的反诗歌的愤怒。正是布莱希特对这场危机的预期，促使他早在危机之前就对诗歌语言进行他所称的‘清洗’；而被他从诗歌中‘清洗’出去的，正是整个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时代及其美学自足的沉渣。” 汉布格尔认为，布莱希特的诗歌发展是与他的政治和社会关注紧密相连的，这导致他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美学与被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个人主义主宰的一种秩序等同起来。“然而哪怕是在马克思主义诗人当中，布莱希特的激进主义也几乎是单枪匹马的，他以这种激进主义把历史洞见或社会洞见应用于诗歌实践。” 汉布格尔继续讨论布莱希特的后期诗，认为“在后期诗中，强悍已变成不只是一种姿态，这使得他也可以承认温柔与和善，如同他可以承认爱大自然，尽管他一向对爱大自然感到不安，怀疑这可能是中产阶级的自我陶醉、逃避主义和田园诗意的残余。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诗中，他已不再在乎他的形象，或在乎作为个体的他本人。虽然他无拘无束地利用自己的经验，甚至利用自己的梦境，并且毫不顾忌地使用第一人称，但他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不是在写自传，而是使自己成为有用的材料，来省思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他的语言是任何人的语言，如果任何人可以把准确的词放在准确的位置上，可以不多不少说出他想说的话。布莱希特有能力如此持续地这样做，以这种后期风格写数以百计的诗，这无异于建立一门既现代又古典的艺术。读布莱希特后期诗的经验，类似于读贺拉斯——他是布莱希特晚年一再读的诗人——或擅写社会讽刺短诗的卡图卢斯，或任何不仅在其艺术中收放自如而且在其世界中来去自如的拉丁语诗人。”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希特毫不批判地接受他的世界，不管是在他定居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之前或之后，如同拉丁语诗人们不会毫不批评地接受他们的世界。这只意味着在布莱希特的后期诗中，个人关注和公共关注是不可分割的。被布莱希特称为《布科哀歌》的一系列短诗，是在布莱希特回到民主德国之后写的，但其主音调却是讽刺或扪心自问的不安。 汉布格尔说，虽然布莱希特的后期诗尤其是《布科哀歌》表面上简约，却经得起各种解读，尤其是考虑到它是在共产党的民主德国写的。他说：“在数十年间，布莱希特已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政治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再次用第一人称写诗，而这第一人称不可能仅仅是自白的，仅仅是个人的，因为对他来说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包括其对立面也即社会，以及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的部分。基于同样理由，所有这类诗都必须仍旧是说教诗——而这恰恰是凭借一种不言明的理解，也即必须从说教的角度来读他的诗。布莱希特已经学会利用他对自己的倾向和犹豫的观察，来达到他说教的目的。由于对他这个一直致力于确定个性的界限的人来说，自觉是某种不同于自省的东西，因此他现在可以假设诗中的自白必定是某种不同于自我表白的东西。他在很多后期诗中选择第一人称是有政治意味的，因为它起到了纠正对‘集体’‘人民’的滥用的作用，成为一根敲打那些构成人民的个人的棍棒。” 但是，汉布格尔提醒说：“在布莱希特很多后期诗中，这类一般的考虑并没有进入文本，而是留在字行间，在字行前或字行后。布莱希特的经典美学依赖某种与读者的共同一致，期待某个读者能够追溯一种不着痕迹的暗示的辩证法——恰如早期经典作品可以假设每个读者都能够领会到哪怕是对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典故的最微妙指涉。” 按韦尔费尔的看法，布莱希特早期诗以一种非理性观念来看待人生和世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在他为一些戏剧和歌剧写的“歌曲”中赞美理性和向往社会主义理想；三十年代，他诗歌中有较明显的政治鄙视、愤慨、仇恨和好斗。到三十年代末，他的态度有一次较大的转变，尽管他并没有减少或隐藏他的政治承担。韦尔费尔说：“在没有宣称拥有知识上的优越性的情况下，诗人在他的经验和他的学识的授权下，担当了朋友和合作者以及所有怀着良好愿望的人的忠告者和领路人。三十年代初的狂热的理性主义变成了一个更放松的世俗智慧，获得了温暖和人类同情心。甚至有些诗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新的、即兴的享受，免除所有社会考虑和政治考虑，这些诗同时透露了一种压低的私密性，也即一个男人的温柔的私密性，这个男人已活得足够长，有足够的清晰意识，敢于说出他对别人的关心。”布莱希特较早地接触中国诗歌和戏剧，以及日本戏剧，他对远东文学的兴趣终于在他流亡丹麦期间结出成果。这是他后期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源，其痕迹可在他后期诗的题材和形式结构中看出来。韦尔费尔说，阿瑟·韦利在其所译中国诗的导言中说的话，使人想起中国古典诗歌世界的精神与布莱希特后期诗歌世界的精神之间的契合。韦利说，中国诗歌的特色是讲理和率直的省思，而不是哲学上的精巧和猜想。中国诗人不是像欧洲诗人那样把自己置于受人喜爱的光中，把自己描绘成浪漫情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位朋友，寻找同情和知识友伴。布莱希特的后期诗也有这个特点。 布莱希特后期的短诗尤令人瞩目。按韦尔弗尔的说法，诗歌的沟通性得到最大发挥，但诗本身却极其精悍，词语极其简单。诗中的意象有时候具有象征意味，而这仅仅是布莱希特的后期诗与歌德晚年的格言诗有颇多暗合之处的其中一个例子。 在我看来，自客观、智慧、近于全知全能的歌德之后，德国诗歌基本上是朝着与歌德相反的方向走。我曾在一篇笔记中提到：“歌德以后的诗人，都只能回避或抗拒歌德。歌德是理性的，所以，歌德以后的诗人，多数是非理性的。歌德的文字清晰，所以，歌德以后的诗人，多数是晦涩的。歌德是平和的，善于跟世界妥协，歌德以后的诗人，则多数是激进的，跟世界过不去。”像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则干脆回避歌德，直到年近四十时读到友人来信摘录的一首歌德诗的片断，才开始“逐渐和带着谨小慎微的态度，赞赏起歌德”。唯有布莱希特，在经过早期的非理性洗礼之后，逐渐和带着开放的态度，隔着好多个时代，对歌德的客观和智慧，尤其是说教诗和哲理诗，作出难得的回应。回想起奥登对布莱希特的喜爱，似乎并非偶然，因为奥登曾在一首诗中说过： 如果可能，我愿意做 一个大西洋的小歌德。 而如果让我从布莱希特浩瀚的诗歌中挑出一句话来概括布莱希特其诗、其人，我会选择他在《流亡风景》中对自己的形容：“不幸消息的通报者。” * 本文选自《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黄灿然译，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