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时评】孙杨禁赛八年，被冤枉还是被教训
（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泳坛名将、邻家大男孩、大白杨——孙杨“暴力抗捡”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将对中国泳坛，乃至中国体育界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过去，孙杨在泳池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有评论指出，他的出现具有历史意义——身为黄皮肤的他，打破了白人对于泳池的霸权。种种诸如此类的褒奖和赞扬不胜枚举。然而，2018年09月04日晚发生的一件事，犹如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z）论文里亚马逊热带雨林中那只蝴蝶一样煽动了自己的翅膀。这件事情的影响持续至今，并且随着CAS（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报告的出炉可能也不会消停，反而还将持续影响下去。
孙杨究竟为何会被CAS裁决自即日起禁赛八年呢？
起先，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因为2018年09月04日的抗捡事件将孙杨诉至FINA（国际游泳联合会）。后来，FINA的裁决支持了孙杨的主张，并未认可WADA的诉讼请求。尽管如此，国际泳联在判决中也提醒了孙杨，他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无异于一场“赌博”，并指出孙杨这次是“险胜”。面对败诉的结果，WADA行使了上诉权，这次直接将孙杨及FINA一同列为了被告上诉至CAS。CAS仲裁庭分别由原告和被告各任命一名仲裁员，此外由另一名仲裁员作为仲裁庭主席组成。经过裁决，认定孙杨抗捡行为成立，考虑到孙杨已经是第二次累犯，加倍处罚，于是被禁赛八年。
尽管先前FINA裁决孙杨“险胜”，面对胜诉的结果，从后来的言论来看，孙杨的母亲杨明竟然也不满意，甚至觉得由组织指派的律师“有问题”、“不合格、不称职、不敬业”且“能力不强、资历不够”。杨明认为如果当初自己“态度再强硬一些”，坚持换掉律师，“不用等到国际泳联听证会就完全水落石出”。
经过查询，这位在杨明口中不合格的律师来自于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及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该事务所官网上对刘驰的介绍如下：
刘驰律师在外商投资并购、体育影视娱乐、国际争议解决等领域有丰富的法律执业经验。他为中国及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还曾任跨国公司大中华区的法务总监……
在争议解决领域，刘驰是数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员……
在体育领域，刘驰律师在现场赛事，反兴奋剂……等方面多次代表一些中国的专项运动协会，中外体育公司及中外运动员个人进行谈判及诉讼。
刘驰担任仲裁员的组织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同时还在亚足联职业足球俱乐部准入审核委员会和北京市律师协会体育法委员会均担任主任一职。刘驰还连续入选了Legalband 2017年、2018年“体育娱乐领域中国顶级律师榜单”。[1]
刘驰的能力似乎与杨明所言向背。再结合国际泳联的判决结果来看，与杨明所言相反，刘驰似乎成功的拯救了孙杨。可尽管如此，孙杨方面最后还是选择换掉刘驰律师，转而聘用了在国内、在网上名气较大的另一位律师：张起淮。
很多人之所以知道张起淮，恐怕是从2013年他接手李天一轮奸案或2018年他接手王宝强离婚案开始的。张起准在回答媒体采访时提出的“您为什么会成为孙杨的代理律师”时，表示自己是孙杨的“常年法律顾问，曾代理孙杨处理过名誉权纠纷、物权保护纠纷等案件”，“也因此直接接受孙杨委托”。[2]可是孙杨和杨明都没深刻认识到，张起淮的专业领域似乎与本案无关。张律师的个人微博上自我简介如下：
北京优秀律师，中国“航空案第一律师”；“十大风云律师”；“中国百强大律师”；“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3]
再结合张律师的履历看，很明显，张律师的专业领域是航空诉讼案件。
WADA由于对FINA的裁决不满意，向CAS递交了仲裁申请，并且聘请了大律师理查德-杨作为首席律师负责该起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对FINA的裁决结果，杨明竟然也不满意。于是就出现了如下情况：在控方WADA已经聘用大律师理查德-杨代理诉讼的情况下，孙杨方面非但没有聘请资历更高和经验更丰富的律师，反而辞去了先前中国官方委托代理该案的刘驰律师，转而聘请了一位熟悉航空诉讼领域的律师。张起淮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关于仲裁案的输赢，您觉得和哪些因素有关”时，说到：“案件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证据、选择律师、选定仲裁员三个方面。”[4]足见律师的重要性。
在WADA向CAS申请仲裁后，孙杨方面向CAS申请了听证会公开并得到同意。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按照听证会后，杨明面对采访时亲口所言，申请听证会公开是她和孙杨共同决定的[5]，那么，孙杨和杨明之所以申请听证会公开，我粗鄙的认为是出于：
（1），百分百自信己方能够获胜；
（2），认为很冤枉，遭人构陷；
（3），希望通过公开听证会的方式还孙杨一个清白；
（4），顺便让世人见证“西方某些势力的丑恶嘴脸”。
特别指出的是，此四点理由已按重要顺序进行排列。
裁决报告一出，孙杨第一时间在个人微博上对此发表了看法。用的词语是“感到震惊，愤怒，不能理解”。网络上对此的议论也此起彼伏，各种声音都有。这种情况，尤其当听证会视频在国内网站上公布后，更是引起了又一波热议。
我花了两天时间，仔细看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因此，在接下来我就听证会发表一些看法时，如果有人想讨论，请先看完整场听证会，不接受没看完听证会的人的反驳意见。
一、孙杨
开庭大约一小时后，仲裁庭主席提出了他的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is,how many times in your career did you provide blood samples?”。中文意思是：第一个问题，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有多少次提供了血样？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非常简短回答的问题，其答案无非是“十次”、“一百次”、“五百次”，或者模糊的表达成“大约十次”、“大约一百次”、“大约五百次”诸如此类简短而明了的回答。即便试图回避回答，可以这么说“大概几百次吧，我记不清楚具体多少次了”——这或许是面对仲裁主席第一个问题能够组织的字数最长的回答了。
而孙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孙杨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上百次。多到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楚了。而且在那天晚上检查之前，我刚刚结束了6天的雅加达的亚运。在6天的比赛里面，我检查了5天。在我回杭州的第二天，又进行了检查。我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而且我在比赛中很多次获得过金牌，获得过优秀运动员，所以每一场比赛我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核和标准。而且在全世界的检查当中，这四个检察官是唯一balabalabalabalabala…。”
如果把孙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全文写下来，毫无疑问会使得这篇文章长度增加许多。这个本该5秒钟就能回答完的问题，孙杨用了足足一分零十秒，即70秒。要知道，在听证会上，孙杨的语速像他在泳池里一样快，甚至引起了众多网友对听证会同声传译的心疼之情——因为孙杨根本没顾及同传的翻译而降低自己的语速，或是一句一顿留给翻译时间，孙杨完全自顾自的一吐为快，缺乏起码的素养。
整场听证会，孙杨无论是面对本方律师、控方律师还是仲裁庭成员，面对所有人的问话时，也无论是面对什么问题，他的回答从客观上都可以被定性为八个字：答非所问、废话太多。
无论这种客观结果是他处于主观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客观的情绪紧张所致，都不能称之为对他有利。另一方面，孙杨似乎始终没明白控方的诉讼请求是什么。控方一直紧紧揪住的核心问题，是他是否有抗捡行为，而我们可爱的孙杨则一直紧紧抓住任何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没有也不可能会有的事情：服用兴奋剂。包括他在面对仲裁庭主席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时，也同样如此表达出了这层意思。孙杨的潜意识中似乎没搞明白这次听证会己方应对的诉讼焦点——这还怎么打官司？
当然，退一步而言，孙杨即便蠢到连控方诉讼请求也没弄清楚，但孙杨方面里的人不可能都弄不清楚，也不可能没有人告诉过他。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孙杨这种问东答西的行为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正是基于以下事实被迫而出的昏招：1，孙杨的确有抗捡行为，事实成铁无法反驳；2，孙杨那天的确没服用过兴奋剂。故，面对WADA的诉讼，孙杨才会答非所问，试图将评委和大众的焦点引向别处。
无论是仲裁委员会还是广大吃瓜群众，面对孙杨在听证会上真可谓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的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时，没有不对其降低好感，甚至变成反感的。但凡看完整场听证会的人，很多评论都表示孙杨在面对问题时，回答的废话太多太多，说不到点子上。作为当事人，仲裁庭给了孙杨足够多的时间表达自己，然而，孙杨却没能好好把握。这真的跟其母杨明所指的翻译人员、一审律师和组织领导等等无关，这就是自身的责任。
二、杨明
孙杨之母杨明，在仲裁庭上以证人身份出现，然而，鉴于她与孙杨之间的血缘关系，显然本来不应出现在那里，但同时她又是本案唯一愿意出庭作证的现场证人，故，我想可能出于对后者的考虑，仲裁庭同意了他出庭作证。可毋庸置疑，她证言证词的含金量先天性的会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而降低。可最后的结果，在先天身份不利的情况下，杨明通过一场国际秀，令自己的证词毫无价值可言，完全将孙杨置于了极其不利的境地。
杨明本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应做到问什么答什么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可是，杨明一上来就表现出了无比强烈的中国大妈找街坊邻居“评评理”式的架势。请注意，我指的就是“无比强烈”，没有用错词语。Mrs. Yang在庭上说话时不仅啰嗦、冗长，夹着指指点点等不礼貌的手势，而且还总是具有极强的伸冤式的激动。在自己的证词已经作为证据向仲裁庭递交，并且控方律师多次表示要直接回答问题，不要试图阐述与问题无关的事情的情形下，杨明仍不断地在庭上表达自己“就是想要”把当晚整个情况跟在座的所有人当面再说一遍的欲望，并且反复强调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关键”。
在庭上，杨明不仅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法盲行为，而且还不可避免的被人认为有藐视法庭的嫌疑。证人之所以能出现在法庭上，就是需要证人如实的回答各方所提出的问题，接受质询，别无它用。然而，这么简单的一条准则，杨明却没做到，更是无视对待。自始至终，她深刻的觉得让她出现在仲裁庭上的目的是让她来表达自己。同时，她之所以要求作为证人出现在庭上，可能唯一的目的也就是意图表达自己。在庭上，杨明有一种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评评理的意思——而不是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说，只是顺带的回答了他人的问题。这在国际法庭上是灾难级的表现。
在对规则的践行方面，杨明无疑是孙杨案中最大的不利证人。何况，杨明本身还是一位大学教授，这更加让人感到遗憾。
三、翻译
无论是孙杨还是其母杨明对于现场翻译的指责，从整场听证会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相反，翻译的不顺畅或存在漏翻的情况，绝大多数原因在于孙杨根本不顾及翻译的存在以及其母杨明逻辑混乱的表达使得翻译无法正常的完成翻译。这种情况直到作为证人的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出庭时才得到缓解。作为官员出身的韩，懂得说一句停一句，让翻译翻完了再接着说。
实事求是地说，即便是最好的同传，也无法做到一边听着孙杨机关枪似的自我表达，又不漏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听证会上半场的两个同传肯定没想到整场听证会第一个人便令她们焦头烂额。如果换成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主任韩照岐第一个出庭，我想情况则会好很多很多。
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听证会上，而且又是公开性质的，再牛的同传也难免会不紧张，加之孙杨语速不带停顿，促使无法正常完成翻译，更加重了紧张导致翻译出错。翻译出错更加导致紧张。如此循环，最终使本场两个同传陷入灾难的境地。我想，中途两个同传被撤换，对他们而言，肯定也是一种解脱。我不想造成一个似乎我在为同传能力不足而辩护的印象，退一步说，上半场同传能力即便不足，但不至于会影响案件的判决。况且，上半场两个同传还是孙杨方面自己聘请的，即便由此造成了不利结果，理应也由孙杨方面自己承担。
仲裁结果出来后，网络流传很广的据说来自杨明朋友圈的长文中，她再一次将输掉仲裁结果的责任推向现场的翻译、律师和组织领导等人员。其他事情暂时不论，抛开上半场两个同传翻译出错事出有因外，从下半场WADA借给辩方负责听证会翻译的崔颖（音译）女士的表现来看，杨明的这种指责完全是胡扯。相反，崔颖女士不仅展现出了优秀的个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中国同胞帮助。原先孙杨方面雇佣的翻译有两个女士，一个负责中译英，另一个负责英译中。当决定撤换翻译后，WADA将自己团队中懂中文的一位女官员（Maneger）临时借给孙杨方面当做翻译，并且由她一人负责中译英和英译中。崔颖女士的表现足够优秀，并且还帮助孙杨和杨明软化了很多激进和无礼的言论。
正是出于担心翻译问题可能影响对案件的裁决，庭审中，由WADA挑选的仲裁员还主动提出了让各方在听证会后主动提交自己确认没问题的英文书面翻译，以避免造成不公。因此，对于仲裁结果的不满，若还归咎于翻译是不负责任的。
四、总结
看完整场听证会，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孙杨必输无疑的仲裁。
总结一下，控方WADA的指控只有一条：孙杨当晚存在抗捡行为，根据相关反兴奋剂处罚规则，可以判孙杨禁赛多少多少年。有无服用违禁药物根本不是WADA的诉讼请求。
孙杨之所以认为自己会赢，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当天我没有服用违规药物，所以我绝对、绝对、绝对是清白的；第二，检测人员的资质，我认为不合格，所以当晚不能构成一次有效的兴奋剂检查。
孙杨方面的辩论立足点则只有一个，即当时的尿检官和血检官没有官方出具的带有其姓名的授权书和孙杨方面认为应该存在的所谓的资格证。故他们认为此次检测无效，不构成一次兴奋剂检查，从而保安砸瓶子和自己撕毁表格并不算抗捡行为。
对此，作为专家证人同时也是ISTI（国际药检标准条例）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出庭作证的Kemp，无论是面对控方律师还是辩方律师，均强调和声明了，只要样本采集人员（集体名词而非指代个人）具有通用授权书或者主检官具有有效证件，在确保有效通知了运动员的前提下，那么检测便符合要求。不存在要把采集小组每个人的姓名都体现在授权书上，或者存在所谓的每个采集人员都必须有一张的资格证件。因为前者在某些客观原因上不可实施，而后者“自古以来”就不存在，而且一直都是这么执行的。
夸张一点说，只要样本采集人员有通用授权书或主检官有资格证件，那么主检官可以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经过主检测官任命、培训并签署相关文件提交给WADA后，便可随行完成检测任务。这看似很夸张和不可思议是不是？无论是Kemp、WADA还是FINA对此给出的意见，均是如果运动员对检测有异议，必须先配合完成取样，然后再通过相应的渠道投诉，甚至起诉，但前提必须是先配合完成取样。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兴奋剂检测是有时效性的，如果不及时抽取样品，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运动员面对兴奋剂检测时，故意拖延时间以期体内尽快完成兴奋剂代谢，从而使其逃避检测。
孙杨方面辩护的立足点，Kemp给出的回答基本等同于说：NO。这说明无论是孙杨、杨明、巴震、韩照岐还是程浩，对ISTI规则条款都不熟悉，他们一直都活在“我觉得这个应该有”的世界中。可以这么说，一定程度上随着专家证人Kemp的出庭作证，今天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
通过这场公开听证会，使得本没机会了解到这么多细节的群众，虽不敢说全面但起码较为清晰的认识到了事情的始末。就听证会上展现出来的控辩双方的博弈来看，作为辩方的孙杨方面可以说毫无胜算。
首先，当事人孙杨一开始毫不顾及同传，自顾自的发表激情演说，导致翻译出错。庭审过程中又犯下答非所问、废话太多的毛病。庭审最后，面对仲裁主席给出的宝贵十分钟做最后陈词，居然忘却了自己的被告身份，非但不针对原告的诉求抓住机会做最后的反驳和申辩，反而大量使用反问、不敬之语，语出惊人，甚至扯到了“奥林匹克最高的梦想”，浪费了本可以更好为自己辩解的宝贵机会，甚至造成了超时的后果，尽管超时，仲裁庭仍优先保证了孙杨作为当事人说话的权利，又额外给了四分钟。
其次，作为唯一出庭的现场目击证人的杨明，身份既复杂又特殊。她既是被告亲生母亲，又是本案重要目击证人。她的证词尤为重要，考虑到其身份，如果她的证词对孙杨不利，极有可能被彩信；如果她的证词对孙杨有利，极有可能被待定，需要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方能采信。这点应该不难理解。但很遗憾，杨明的证词好坏不论，光她在庭上的表现足以导致非常差的印象。当她被仲裁主席通知可以离开时，嘴里还絮絮叨叨的说道“我还没说完呢”，接着更有趣的说道：“我觉得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下，当时因为这个尿检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直到她看到己方被告席上有人示意才终止了言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最后嘴里还嘀咕着“都没说完就叫我走啦”。以致于等他离开后，现场有人说了句“very strong witness”。
第三，证人方面。辩方的其他几位证人都被控方律师问到怀疑人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证词出现前后冲突。与此相反的是，控方的几位证人，在面对询问时就事论事，回答干脆，不模棱两可和闪烁其词，展现出了值得信赖的表现。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第四，律师方面。看完整场听证会，个人感觉，纯粹是个人感觉：辩方律师在专家证人Kemp出庭后就感到基本获胜无望了。因为所有的辩护出口都被堵死，坐在证人席上的不是别人，而是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你跟规则制定者谈什么对规则的理解呢？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最终解释权归本部门所有”吗。但这不叫霸权。在本方证人花样百出不能很好作证，而控方证人又都没有料可挖，辩护理由又被直接堵死的情况下，律师大概也如医生面对绝症病人一样回天乏术了吧。
孙杨上诉获胜几率极小，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别的，而是规则的制定者。孙杨败诉了，世界一切如旧，兴奋剂检测仍然按照现有规则照常进行，只不过从此赛场上少了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孙杨获胜了，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兴奋剂规则的必要修订，孙杨即刻便能载入史册，成为以一己之力改变反兴奋剂规则之人。其概率孰大孰小不言而喻。
五、最后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2月28日CAS公布裁决结果至今，除了涉及到切身利益的中国泳联出了个声明表示支持孙杨上诉外，几乎没有同行和其他组织表达过对于孙杨的支持。这种现象很令人感到奇怪，尤其在国内。可能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些什么，值得深思。
至于阴谋论所说的有人要搞孙杨，是否属实呢？我认为：是的，的确有人要搞孙杨——要搞孙杨的人就是庭审时坐在孙杨对面的控方WADA。但这不足以支撑阴谋论，也不存在阴谋，对簿公堂也硬要黑的话，挺多算是阳谋。WADA要搞的不是孙杨，孙杨也不是第一个被WADA搞的，更不可能是最后一个，WADA要搞的是每一个在反兴奋剂工作上有嫌疑的运动员。
最后，我完全出于好玩并且不负责任的态度，试图拼凑出当晚所谓的事实真相：
- 主检官履行了通知程序，有效的告知了孙杨当晚需要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
- 孙杨同意了主检官的检查要求；
- 双方协商了取样地点：孙杨位于杭州的某个“会所”；
- 主检官在检查开始前，依规向孙杨出示了授权书等文件，孙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 孙杨被血检官抽完两管血样后，在进行尿液取样前，发现尿检官在用手机拍照；
- 孙杨要求尿检官删除有关他的照片，鉴于这种极不专业的行为，并由此进而开始怀疑整个样品采集小组的合法性问题；
- 样品采集小组根据孙杨的要求，向孙杨出示了各自证件：主检官出示了兴奋剂检查官证件，而血检官只出示了初级护师资格证，尿检官只出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 孙杨开始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巴震寻求帮忙；
- 巴震后来又致电其“老师”，也是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主任韩照岐，征求其“权威意见”；
- 韩照岐后来又将此事反应给了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并征求其意见；
- 鉴于巴震、韩照岐、程浩三位“专业人士”给出的意见均认为由于血检官和尿检官没有相应的证件证明其合法性，故不能带走样品，因此，孙杨要求主检官留下样品，坚决不同意其带走样品，双方陷入僵持。
- 在这之后的过程里，主检官可能试图警告孙杨，他的行为有可能被判定拒检，并由此造成严重后果，但孙杨根本没让主检官把话说完。所以才会造成两方证词矛盾，控方说主检官多次警告过孙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孙杨和杨明出庭作证说自始至终没听到过来自主检官的明确警告；
- 沟通未果后，鉴于孙杨的极不配合，样品采集小组认为今晚不可能将样品顺利带走。鉴于孙杨方面坚持要去留下已经抽取的血样，由血检官从盒子里拿出封样完成的样品，观察如何打开。有人告知孙杨，可以拧，或者从底下尝试着打开，若还打不开自己想办法；
- 孙杨尝试各种方法打开失败后，要求保安用锤子将保存血样的玻璃容器砸碎，然后取出血样，
- 孙杨在某个时刻撕毁了兴奋剂检查表格；
- 孙杨方面认为当晚的事情需要留个书面说明，以防后来事情生变，对己不利。于是，其队医巴震于9月5日凌晨两点多当场就此事写了一纸说明，接着，样本采集人员及巴震和孙杨共五人分别执笔签字；
- 样本采集人员离开，终止此次检查任务。
- 孙杨方面认为双方有效的沟通好了，此次检查由于样本采集人员“资质不全”而不算数，但样本采集人员认为是孙杨单方面不配合造成此次检查任务终止。
综合以上所有情况，本着最大的善意，个人认为孙杨当晚血液和尿液均是干净的。他的抗捡行为，在孙杨看来并不是鲁莽决定的，而是基于他征求了各个专业人士，有医生、有专家、有政府官员之后才做出的。在被孙杨方面征询的各个人士，给出的结论均是样本采集人员资质不全，不能将样本带走。
是故，孙杨被禁赛八年的后果，是由于样本采集人员的一个不妥行为引发了孙杨对反兴奋剂规则的挑衅，再加之国内有关人士对兴奋剂检查相关规则了解不深刻导致的一出悲剧。那晚，如果有人坚定而有力的告诉孙杨无论如何都需要先配合取样，否则会由此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可能事情不会是今天这样。之所以说孙杨那晚在挑衅规则，是因为一个已经有过数百次兴奋剂检查经验的世界级运动员，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那晚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后果，也不可能不知道最妥当的做法是配合取样，可他还是选择了对反兴奋剂规则发起自己的挑战。这挑战的代价足够沉重。
[2] 源自 孙杨案律师被指“能力不强”，张起淮：另有所指，不做评论
